北京一高校新生入学典礼。（资料照片） 北京大学物理系77级新生在老师指导下做物理实验。（资料照片）

　　1９７７年冬天，被诸多评论家称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的确，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考试，它所恢复的不单单是参加了那场考试的5７０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它更直接改变和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成为国家得以复兴的基础。

　　恢复中止10年的高考

　　1９７７年5月2４日，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谈话。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当年8月4日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教授包括吴文俊、邹承鲁、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等名师，还有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认真听大家的发言，很少插话。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话题很快就变成对高校“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上大学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好了。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现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出当年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8月8日，邓小平在题为《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中强调：“今年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

　　9月１９日，邓小平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进一步明确了大学招生条件。

　　那年的冬天注定要载入史册。

　　“从某些方面看，1９７７年甚至可以用国歌里的一句话来形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这样认为。1９７７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纠正了10年“文革”的错误，更转变了对人才不重视的局面，从而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９７７年，有一些数据表明，中国在世界领域的竞争中，比历史上的许多时刻大大退步了——可以直接体现国力衰微的一个细节是：1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由于报考人数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邓小平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那场不同寻常的考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成为2000名洛阳儿女人生路途中一个重要的符号。

　　高考突如其来

　　1９７７年深秋，当青年们从广播、报纸上得到恢复高考这一消息时，先是惊喜，然后是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10年“文革”，在最应该读书的年纪，这些青年四处串联闹“革命”，被逐出校园上山下乡，他们荒废了学业，荒废了青春，共和国也因此荒费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当时采取的方法是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９７７年的高考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

　　10年积压，使1９７７年年底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激烈程度空前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７０万，录取名额为2７.2９万个，录取比例为2９∶1。这个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逐步下降——从6∶1逐步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近年的2∶1。

　　1９７８年7月，又有6１０万人进入考场。1９７８年的春天和秋天，两届学生走进大学课堂，这是中国高考史上的特例。

　　从各种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得知，1９７７年报名参加高考的洛阳青年有6万名，最后被录取的中专、大专、本科学生总计约2０００名，其中大专、本科学生有1０００多名。

　　市地方志提供的资料表明：1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原洛阳地区只有一个本科院校——洛阳农机学院（后改为洛阳工学院），没有专科院校，另有4所中专。

　　洛阳工学院校志记载，1９７７年招生4７５人，1９８２年毕业３９８人。这些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又根据专业被分配到全国各地。

　　求知只争朝夕

　　这是一届让人难忘的大学生。

　　他们经历了动荡坎坷，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据这些老大学生回忆，他们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自发上早晚自习，每天6点起床，熄灯才休息。从教室到图书馆，处处是埋头读书的学生。

　　由于高考停顿了10年，当时，在一个班就读的同学年龄差别很大。当年考上云南大学、毕业分配到洛阳市地方志工作的张汝胜说，他们班年龄最大的3２岁，最小的1６岁，小的管大的叫叔叔。

　　学生之间的阅历差别也很大，有的是上山下乡、入伍从军后参加高考的，有的则是刚刚高中毕业。当时校园里学习气氛十分热烈，我们熟悉的电影《女大学生宿舍》，展现了那代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情况。

　　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既新奇又时尚的名词。各色各样的书籍开始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现，知识的流行也引起了人们对高考的重视。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参加高考成了高中生必经的人生道路之一。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来形容上世纪80年代的高考考生，毫不过分。

　　1９７７年高考录取率为4．7％；到2００６年，报考人数约9５０万，录取人数5４０万，录取率为56.85％；2007年计划招生约570万人，相当于30年前的报考人数。洛阳今年报考考生5.5万多名，录取将逾3万人，是1977年的30倍。

　　据资料统计，恢复高考３０年来，通过高考共为国家选拔培养了3６００万名人才。

　　奉献在各自岗位上

　　恢复高考并不是简单恢复了入学考试，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并在全社会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高考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了解，在恢复高考之后的７７级、７８级两届大学生中，大多数人亲身经历了10年浩劫的磨难，几乎每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熟悉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有较好的文化基础、较高的思想水平和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感情上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共鸣，因而，他们对社会的关注胜过对自己的关注。参加工作以后，他们奋发向上，迅速成为各个行业的骨干。

　　当时大学生要求“服从国家分配”，特别是７７级大学生，多数都到异地他乡工作，为当地建设发展付出了青春和汗水。

　　据了解，1９８１年、１９８２年，我市先后接受77级大专、本科毕业生3０００多名。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部属院校直接给驻洛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分配毕业生，数量很少；二是市人事部门给市属企业、院校、机关分配大学生。当时的大学生专科较多，本科较少。

　　一位参加首届大学毕业生分配的女士回忆说，当时是按照学生所学专业进行分配，大学生们满怀工作热情，没有讨价还价、不服从分配的，常常是人事档案未到单位，人已经上班了。

　　首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为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默默奉献。当时，师范类学院招生很少，理工类学生按照要求原则上不分配到学校，要到最需要人才的科研院所去；受“文革”影响，没有人愿意当教师，院校师资力量十分薄弱。市人事部门忍痛割爱，把一些理工类学生分配到院校当教师，这些大学生现已经成为我市一些院校的骨干力量。

　　一些分配到本市企业的大学生，思想先进、思维活跃，为2０世纪8０年代、9０年代推动我市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工作的大学生，勤奋好学，很快成为科研力量的中坚，现在很多人进入企业决策层，是企业科技创新的带头人。

　　学习文史类的大学生，多到政府部门工作，在国家提倡知识化、年轻化后，很多人成为专家型领导，在农林、环保、史志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

　　来自河洛的学生，很多分配到中西部的石油、化工等企业，许多人扎根边疆，直到退休。

　　７７级大学生缓解了我市管理、科技、教育人才断代的危机，通过传帮带，使后来的大学毕业生迅速成长起来，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编后：３０年前的那场高考对许多人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每一个参加过３０年前高考的人对此都有独特的体验与认识。那么，您经历的那场高考是什么样的情形？在高考前后发生了哪些令您刻骨铭心的故事？高考如何影响了您的命运？为纪念恢复高考3０周年，本报今起开设“难忘１９７７”专栏。欢迎您拨打电话：63212345，让我们一起回首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本报记者 王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