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免去高强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继万钢之后，陈竺成为35年来第二个担任部长正职的党外人士。

　　今年4月，身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已经为党外人士出任国务院部委正职打开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而此次陈竺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任职部长，被外界公认为是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

　　正值医改方案定调之际，卫生部走马换将，更多的人自然也把此次人事调整与前者联系起来。然而真正的意义仿佛并不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人大常委会同时决定，原卫生部部长高强转任卫生部副部长。此举在党内干部任命的历史上，颇为鲜见。事实上，高强的“下”正是为给党外人士陈竺的“上”让路。有评论认为，此次人事调整意义非凡之处正在这里。

　　请看《南方人物周刊》王刚、陈磊的文章。

　　高强由卫生部部长转任副部长，但他仍是卫生部的党组书记。据悉，新任部长陈竺将受邀列席卫生部党组会议，重大问题集体决策。面对“行政首长负责和党委集体决策如何协调”的问题，在上任之初，万钢坦言“这将是一个挑战”。对于陈竺，这何尝不是。

　　事实上，这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届政府中，已经有过经验，当时政府15位部长为非中共人士。当时的经验是，党组会议首先征求部长的意见，这样即使部长没有表决权，也可以影响党组的决策。如今，双方如何磨合，还有待万钢和陈竺去不断尝试。

　　■意在医改外

　　2003年，高强调任卫生部担任常务副部长，颇有“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意，时评认为，高强履新卫生部就是冲着“非典”之后暴露出的医疗体制问题而去，此去即为医改。

　　4年里，医改逐步涉入深水区，更多的问题牵涉到政治改革层面和部门利益的再分配，牵一发而动全身。医改早已超出单个部门的界限，而是要在多部门齐头并进，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作出前瞻性的规划。

　　在这4年里，卫生部也已成为众矢之的。多方人士对于医改的质疑，老百姓对于“看病贵，看病难”的不满，国际上对于中国公共卫生现状的质疑，空前高涨。医改已成为现任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适当地吸收党外人士共同面对这一局面，也是陈竺就任卫生部长的另一背景。

　　如今，高强在如此局面下转副，在更多的人看来，其意义要大于陈竺的履新。党内官员能下，党外干部能上，高强成了政改试验田中插下的又一根秧苗。

　　有人认为，曾任职财政部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继续留任卫生部，显然另有深意。高懂财政，谙政务，对政府运作驾轻就熟。这是党外人士陈竺所不具备的，因此另有观点认为，高强继续留任卫生部，其主要工作还将在医改，而作为医学专家的陈竺将主要发挥专家智慧和科研投入功能。

　　但是，如何协调党外人士和党组之间的合作，正是目前各方关注的焦点。

　　去年8月，陈竺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如今看来别有深意，他说：“我们要在实践中学习怎样参政议政，怎样建言献策、民主监督、合作共事。”

　　■身不由己的高强

　　公众面前，高强开明、成熟、稳健。不过，在天津一中的师生眼中，年过花甲的高强可是一位事业有为而且很念旧情的老校友。

　　天津一中的一位老师说，新中国建立不久，天津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河北省的省会，后来省会迁到石家庄，但是一些干部子弟则留在了天津读书，高强是其中之一。那时的高强默默无闻，除了本班同学知道有这么个人之外，同年级同学很少有人了解他。后来高强当了卫生部的常务副部长，知道他的同学才逐渐多了起来。

　　“高强那时学习不错，后来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对母校很有感情。”这位老师说。一个例子是，2004年7月29日，趁着开会间隙，高强回到母校天津一中座谈。此前，2002年7月，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他也曾回母校参观。

　　脱离了正式工作束缚的他显得很随意。“我是来寻根问祖的，不是来视察的……我们都是身不由己的人啊！”

　　确实，很多时候高强身不由己。一位熟悉卫生部门的人士说，如果不是2003年那场“非典”，按照副部级干部60岁退休的惯例，从财政部副部长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或许已经退休。

　　当时，卫生部在张文康被免职前，已有5位副部长、1个中纪委驻部纪检组长，而挑选卫生工作的外行人高强坐镇卫生部，有着双重考虑：其一，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强曾经帮助吴仪实地调查过北京的“非典”情况，对真相比较了解；其二，高强在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主要负责文教卫生口，有助于他协调各部门力挽狂澜，解决中国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

　　于是，身不由己的高强，仕途开始转弯。

　　在随后的日子里，高强开始致力于提高自己以及卫生部的形象。

　　2004年2月，禽流感流行，为了消除普通民众对于食用家禽的恐惧，高强特意在公众面前吃鸡。当着政府官员和记者的面，高强在饭桌上夹起鸡腿咬了一口，说：“因为禽流感就拒绝吃鸡肉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科学的。”

　　从此,“高强吃鸡”的故事开始在民众中流传。

　　艾滋病的传播流行，是中国卫生事业的最大隐患。2003年8月，高强率领一干人马远赴云南实地考察调研艾滋病防治状况。2004年元旦前的一天，高强等一行人又走在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外泥泞的小路上，实地探访丁友明等艾滋病患者家庭。

　　2005年两会期间，高强更是出人意料地向政协委员作了一回“检讨”。原来，上年政协会全体医卫界委员联名提案，提议成立中央卫生工作领导小组或国务院卫生工作领导小组。但一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一些委员表示不理解。

　　“老实讲，我办事不力，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像样的方案报国务院。”高强的言辞很恳切。他表示，自己也非常赞同大家的意见，但卫生工作毕竟牵涉到诸多部委，部际间的协调效率和落实问题很难，加之又不想搞一个不疼不痒的方案，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大家要批评的话，就批评我办事不力、效率不高”。结果，台下委员们掌声响成一片。

　　■学者陈竺

　　陈竺今年54岁，江苏镇江人，出身医学世家，其父陈家伦、其母许曼音都是国内内分泌领域的专家。

　　1978年，陈考上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的研究生。他的妻子陈赛娟为其研究生同学。

　　研究生毕业后，陈竺留校工作。3年后，作为首批赴法担任外籍驻院医生人选，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攻读血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不久他的妻子陈赛娟也来到巴黎一起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夫妻两博士，一时被业内传为佳话。

　　1989年7月，陈竺夫妇学成归国，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

　　1994年，陈竺夫妇在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上取得突破。他们通过将砒霜成功引进白血病的治疗，给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一条生路。这一成果之后发表在国际著名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被国际主流学术界所认可。

　　当时，业内盛传，如果说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那么陈竺肯定会是“第一人”，这在之后几乎成为一个共识。

　　1998年，陈竺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南方人类基因组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其整个架构是将复旦、上医、二医等上海地区的高校、科学院等6家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的基因研究平台。

　　陈的工作搭档，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对其评价说，陈是个好的合作者，甘居老二。

　　专家陈竺行事始终低调，但在2003年“非典”之后却颇有惊人之举。当时，陈深感中国科技体制和卫生体制的落后，曾与21位院士一起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倡导改革，希望加大卫生事业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2007年6月16日，在石家庄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生物产业大会上，陈竺也表示：“未来20年，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必将大幅度增加。”

　　在这次会议上，他甚至两次举例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在他看来，后者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1/10，但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疗强国，每年将国家财政支出的20%用于医疗卫生事业。

　　而早在1996年，陈竺就已经进入中共高层的视野。这年8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在中南海共举办了22次科技知识讲座，陈竺正是主讲人之一。2007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共议国是。座谈会上，无党派代表人士陈竺就曾发言。

　　（据《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