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期头版刊发《猎杀大熊猫案疑云》后，国家林业局多位高层官员即对该报道作出批示，要求“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坚决依法处理”，现国家林业局已向川渝两地派出工作组督办此案。

　　同时，多位知情者指控：重庆荣昌警方指使线人诱使当地村民猎杀大熊猫，其目的是为了破案立功。本报记者多方查证获知，该举报已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部分猎杀大熊猫案的案卷已被公安部调走。

　　大熊猫案数量惊人

　　《南方周末》记者在追踪调查中发现，近二十年来，大熊猫案数量惊人。

　　国家林业局的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显示，1987年到1988年两年内，四川宝兴县处理猎杀大熊猫倒卖走私皮张案37起，收缴新旧大熊猫皮38张。

　　四川平武县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统计，1987年至1990年间，该县就立案侦破大熊猫案78起，收缴大熊猫皮85张。

　　此后，经过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大熊猫案呈逐年下降趋势。1991年，四川全省针对大熊猫的犯罪案件有22起，1993年下降为8起。仅卧龙自然保护区的博物馆就收藏了三百多张缴获的熊猫皮。

　　据原宝兴县林业局局长、原四川宝兴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大熊猫专家崔学振的不完全统计，20年间宝兴县就有20只大熊猫被猎杀。

　　本报记者获悉，12月14日以来，四川雅安方面也对过往被猎杀大熊猫进行统计，目前数据已报国家林业局。

　　“线人”制造“大熊猫黑市”？

　　如此多的大熊猫被猎杀，到底是不是因为有黑市存在？

　　“不存在大熊猫黑市！大熊猫皮没有经济价值，许多熊猫是被‘谋杀’的。”原宝兴县林业局局长崔学振说。

　　崔学振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林业部门从宝兴的农民家中收缴了大量熊猫皮。

　　但民间仍旧有些人相信大熊猫皮能够卖钱，拒绝上交。崔学振说，办案者为了把这些大熊猫皮引诱出来，曾经大量动用“线人”，甚至让警察化装成“南方老板”、“外国客商”，到处放风说有人高价收购大熊猫皮。

　　崔学振当时就觉得这样引诱不对，有“谋杀”嫌疑，“最后，卖来卖去，全卖到办案者手里”，实质性的熊猫皮交易并未发生过。

　　前国家林业局野保司官员与原四川省野保处的两位官员同样认为：“始终没听说过具体有真正出大价钱的买家伏法，根本不存在黑市。”

　　那位前野保司官员分析，民众心中“熊猫皮值钱”的观念来自误导：判决后的判决书和媒体报道，往往会让人想象出那样一个“熊猫皮黑市”。

　　为此，上述受访者呼吁，应坚决杜绝线人收买熊猫皮现象。

　　谁在操控“线人”

　　《南方周末》在上期报道《猎杀大熊猫疑云》中提到的警方“线人”甘海龙，就和受访者们指控的线人诱使村民猎杀大熊猫的情况相似。

　　司法诉讼材料表明，在今年发生的孙仕群贩卖大熊猫皮案件中，诱使他们犯罪的均是荣昌县公安局“线人”甘海龙。

　　在今年6月16日，李启均案发后，荣昌公安局刑警大队长何勇在给荣昌县法院的材料中说明，甘海龙就是该公安局“线人”甘列建的化名。

　　目前，线人甘列建的行踪成谜。荣昌方面流传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他已被国家相关部门控制，另一说则称他已在逃亡路上。

　　李启均的辩护律师马礼芳说，荣昌警方破获上述贩卖大熊猫皮案件，依赖“线人”多年来在雅安一带的活动。“警方‘线人’诱惑在前，猎杀和贩卖在后，‘线人’行为涉嫌违法。”

　　马礼芳说，我国法律只在毒品和涉及国家安全方面允许“线人”出面引诱，野生动物案件不在“线人”引诱范围之列。

　　荣昌方面知情人士称，“线人”甘列建曾以同样方式，引诱四川一对夫妇参与了一起美元假币倒卖案。

　　马礼芳怀疑，“线人”甘列建很可能是职业“线人”。“‘线人’，与警方的关系是合作关系，自然有利益关系”。在马礼芳眼中，大熊猫皮案件迫使司法部门思考：如这是“线人”一人作为，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案件应得到重新审视；如果这是“线人”与其他人共同作为，那么应该追究更多人的责任。

　　马礼芳进一步分析，目前，国内规约“线人”的只有公安部门的内部规定，外部对“线人”、警方以及二者关系的监督尚是一个空白地带，“希望从大熊猫之死开始，国家立法规范‘线人’和对‘线人’的使用”。

　　荣昌一司法界人士认同上述观点。在这位人士看来，警方同样有其苦衷：一边是明令要求的破案率底线，另一边是破获大熊猫案件的立功奖励，这是导致大熊猫案的深层原因。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