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的老家农村，在每年的春节期间，普遍兴起了唱戏风，几乎是村村有剧团，家家有演员，到处是锣鼓喧天的喜庆景象。

　　我住的那个小山村——冯岭，不到近百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也成立了一个曲剧团。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加入，但只收男的，不收女的。当时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喜欢敲锣鼓，自然成了剧团的一员。从演员到拉弦子、敲锣鼓、当导演的都是生手，完全靠热情，凭自己的阅历和想象自导、自演，竟上演了一出出让村人快乐无比的古装戏和现代戏。

　　唱戏，首先要搭戏台，栽几根木桩，蒙上连起来的十几条床单当篷布就成了。然后在台口两侧，吊起两盏用黏土做成的大黑灯，灌上大麻油，放上指头粗的灯捻，就成了夜间演出时的照明灯具。至于戏衣、道具、乐器，大都是自己动手加工制作的。如蟒靠戏衣，就是照葫芦画瓢，买来彩线，找民间会织绣的手艺人缝制的。捉来一只癞蛤蟆，剥下皮，晾干蒙在一个桐木筒子上，连接上弦杆，套上丝弦，就是一把蛮好的坠胡。官帽有时竟是纸糊的，剧本大都以口传为主。我亲眼看到他们，边化装，边口传，装化成了，戏词也学差不多了，然后就上场演出。

　　在演出期间，常常会闹出一些趣事，令人捧腹大笑。有的演员，忘了戏词，怎么办？早就有人在幕后提词，提一句，唱一句。台下的观众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们是在演出，还是在吵架。当明白是怎么回事时，台下人笑，演员也笑。

　　那些拉弦子、敲锣鼓的人，也是“丑态百出”。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死规矩：每逢演员唱罢四句，敲锣鼓的便敲打一阵，然后拉弦子的拉“过门”；再唱四句，再敲锣鼓，拉“过门”，依此循环。有一次，敲锣鼓的人只顾看戏，忘记了敲。拉弦子的就停下来喊：“敲啊！敲啊！”此时，敲锣鼓的才猛醒过来，慌乱猛敲一阵，弄得看戏人、唱戏人一阵哄笑。

　　那一年春节，我去给姑姑拜年，姑姑住在一个更小的村子。这个村子只有二十户人家、八九十口人，可也成立了一个梆子戏（豫剧）剧团。我来到姑姑家，发现大门上了锁。我正在纳闷儿，忽然听见锣鼓声，循声走去，原来这儿正在唱戏，我就站在一边看。台上唱的是《刀劈杨帆》。我清楚地记得，樊梨花身穿红靠，背插彩旗，头插两根野鸡翎，正舞着大刀唱道：“人世间只有一男配二女，哪有一女配二男。斩了哪个留哪个，倒叫俺梨花作了难。”我看了半天，原来扮演樊梨花的是我表哥，再一看，姑夫在敲锣鼓。令人不解的是，台上唱得热火朝天，台下几乎没有观众，只有几个小孩在打着玩。难怪呢，大人都登台唱戏了，哪里还有观众？

　　我们村的周围有七八个自然村，过年时就有七八台戏，如王莽、纪彰、高河、下营、河海、段庄、中村、前屯等村。剧种也是五花八门，有曲剧、梆子、秦腔，还有弹三弦的说书段子等。

　　半个世纪过去了，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现在坐在家里，就能在电视里欣赏到高水平的文艺节目，可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那个时代的情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