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经幢上的题记还显示，大和三年（829年）二月十六日，这一景教群体又于当地举行了迁葬仪式。

　　赵君平说，这一经幢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唯一一件景教经幢。该经幢和现藏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同，前者记述的是景教传入中国的始末和流行中国的过程。而我市出土的经幢则再现了景教的经义实质和内容，是国内外目前仅存的最为可信的景教经典。

　　（二）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

　　罗炤教授认为，这块经幢记录的景教在唐代传播状况的重要文献表明，基督教在那个时期已深入中国民间。罗炤说，该经幢残存有景教经文和经幢记以及完整的十字架图像，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它最上端两组以十字架为中心的四尊类似佛教飞天的“天神”图像，显示出基督教在唐朝曾借助中国佛教的艺术形式进行传播。

　　经幢本是我国佛教石刻的一种，是仿照佛塔形式做成的多角形石柱，上面多刊刻佛教经咒等，主要置于寺庙中或墓葬旁。中山大学教授林悟殊说：“无论是塔还是石经，都不是基督教之物。基督教讲究牧师讲经，在马丁·路德后才主张普通信徒手持读诵《圣经》。谁能想到早在唐朝，中国基督徒就已将经典刻于墓葬礼仪的经幢上保佑亡灵呢！”

　　在冯其庸看来，该经幢的出土，还了结了景教研究中的一桩公案。1900年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和《志玄安乐经》写本后由天津收藏家李盛铎收藏，引起了王国维等著名学者的高度关注，王国维称两部经书为“世界宝籍”。后来，李盛铎收藏的两部经书据说到了日本，其中《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下落不明。上世纪40年代，传说日本人小岛靖氏获得敦煌写经二卷，其一便是《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被称为“小岛文书”。“小岛文书”所谓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否为真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激烈争鸣。

　　这次，冯其庸对在洛阳出土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文与敦煌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的照片进行仔细核校，发现二者题目虽有一字之差，但经文几乎完全一致，说明二者是同一经文。再将这一经文与“小岛文书”比较，明显看出“小岛文书”《宣元至本经》除经题外，无一句与敦煌写本与洛阳经幢本相同。综合各种分析，冯其庸肯定地说，“小岛文书”确是伪经。

　　原来残损的敦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得到洛阳经幢经文的校补，使这部景教经典基本上得见全貌（尚存少量残损），令冯其庸异常高兴：“千年古经得窥全貌，实宗教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即使把它看作是敦煌藏经洞遗珍的再现也不为过。”

　　（三）

　　景教在唐代是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经幢在我市的出土，也为人们认识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物证据。

　　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乃翥说，经幢透露出唐代洛阳地区就有景教的传播，这为研究景教弘法中原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经幢记》显示，此墓的墓主为“安国安氏太夫人”。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有“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等。按照当时的惯例，中亚、西亚的来华胡人，均以本国汉字国名的第一个字为姓，而康、安、米等都是西域粟特人建立的城邦国家的名字，可见当时洛阳景教信士多为西域来洛的粟特人。其中“大秦寺寺主”的出现，印证了史料上有关唐时洛阳就有景教“波斯胡寺”的记载。

　　该经幢的出土，还使人们知道唐代洛阳城曾有胡人墓葬区域的存在。张乃翥说，唐代东都建春门之内的里坊附近有当时规模最大的市场“南市”。随着唐代丝路交通的拓展，毗邻南市一带多有西域胡商聚居。而粟特人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因此，此次在与南市接近的城东“感德乡”一带，出土景教经幢这类粟特人的墓葬遗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早在晚清时期，这里就曾出土过景教著名传教士阿罗憾的墓志。

　　张乃翥说，审察这一经幢的形态构成，可知这一景教遗物在外在器物形制和内在意识形态上都有模仿佛教文化的迹象。例如，这种八面棱柱的经幢结体，直接仿照了唐代佛教陀罗尼经幢的形制特点。而经幢上端雕刻的“天神”形象，也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极其接近。由此不难看出，这件景教经幢，明显从佛教同类文物中汲取了营养，说明当时诸多宗教之间存在着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现象。洛阳地处中原，其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文化氛围，无疑给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