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文化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东汉史学家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在我国，最迟自商代开始，已有了“史官”的设置，甲骨文中所见之“贞人”，就是当时的史官。史官在王的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等。西周、东周亦皆置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周代的史官制度已经较为完备。

　　除周王室之外，东周时的各诸侯国也多设有史官，记载的鲁国史称《春秋》、晋国史称《乘》、楚国史称《梼杌》。

　　在当时，史官是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世代承袭，按照一定的规范和要求，记载历史。东周王室的老子、鲁国的左丘明等，都是当时的史官。

　　《尚书》的内容，就是史官所藏的重要典诰，即所谓“言为《尚书》”。如其中的《洪范》篇，据说就是史官所记录的箕子所言的殷朝政治文化的纲要。“春秋”，本为各国史书的通称，后在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失传，唯鲁国史书《春秋》保存了下来。鲁国的《春秋》，本为鲁国历代史官所记的鲁国历史，称为《不修春秋》,后经孔子修订，成为儒家经典的《春秋》。

　　一般认为，《左传》是对《春秋》的补充和丰富，为鲁国史官左丘明而作；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左传》并非“解经”之作，而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

　　清代著名史学大家章学诚称“六经皆史”，学术界多从其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咨询与使用。”又说：“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班固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都是由史官文化所升华、所凝合而成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通史，即由“世为史官”的司马迁修撰的。

　　史官制度，自商代、周代诞生发展，逐步完备并一直流传下来。在后来的数千年中，史官文化就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对中国古代文明、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较之世界上许多国家，我国保存有浩瀚的古代典籍，有煌煌巨著二十五史，正是因为从很早的古代起，我国就有完备的史官制度，而世界上许多国家没有此一制度，史书就不完整。

　　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由华夏族首先形成并发展下去，这已经是许多研究者的共识。范文澜说：“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又说：“史官文化在哲学上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

　　河南大学著名教授陈昌远说：“西周史官的兴起，所记《八诰》，记载了有关周公东征、营建洛邑、封邦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周初极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篇，大都与新洛邑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就是在新洛邑完成后，由史官记其事的。所以西周史官及其史学的兴起，也当在洛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并经考古发掘证明，夏、商、周三代均建都于河洛地区。因此，以洛阳为中心、以伊洛平原为核心部位的河洛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史官制度、史官文化的诞生之地。

　　“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而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则分别由周公、老子开创于洛阳，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史官文化和洛阳及河洛地区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