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城市人唯一和农村人差别不大的是如厕问题，甚至比农村还差。在农村，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茅房，虽很简陋，然想什么时候方便都可以，代价不过是在进茅房前轻咳一声，以辨明茅房里有无异性。谈起城市人的如厕问题，农村人常常拿此当笑话哩！

　　我从小生活在城市，如厕在我的记忆中确实有许多可笑而又尴尬的事。

　　我们家那时所住的院子里总共有几十户人家，家家都没有卫生间，只能到半里外的一个公厕去方便。由于早上如厕的人特别多，常常要排队，这就得练就一种“夹功”，否则你就是拉到裤子里了，也没人舍得将“蹲位”让给你，虽然那个时代人人学雷锋，别的场合下人人争当雷锋，唯独这个事，是没有人主动让位的。如厕排队的人也远不像排队买粮那样文明，而是一人扼守一个“蹲位”，以便“蹲坑”的人一起来，就以最快的速度去占据；那些刚方便完者便提着裤子立马“让位”，到一旁再慢慢系裤子。

　　因为上厕所的路途远，所以常有人上厕所时顺便干点其他事，比如厕所旁边有个菜场，就常常见有人上厕所时拎个篮子进去，方便完后顺便买菜，如此也就常让路过的外地人心存疑惑：这里面到底是厕所还是菜场，进还是不进？记得我们院子里当时有个笛子爱好者，习艺正热，为了不浪费时间，每逢上厕所，他就带上笛子，一路走一路吹，一直吹到厕所方才止音；十来分钟后，笛子又响了，在回家的路上，那笛音悠扬轻快……

　　白天上厕所怕的是排队，晚上去厕所怕的则是“踩地雷”，因为厕所的灯泡常常会被人“借”走，黑乎乎的厕所里就让一帮调皮的孩子有了搞恶作剧的用武之地，他们故意将大便拉在厕所的过道上，并戏称“摆地雷”。所以晚上如厕时，是必须带火柴去的，否则踩上“地雷”就连“方便”的心情也顿时给“炸飞”了。有的人侥幸没有踩中“地雷”，但有可能会遇到另一种晦气，遇到有醉酒者摸着黑闯进来，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摸着是个空档就吐、就尿，等你惊叫一声，却为时已晚，身上已是污秽淋淋……

　　晚上我们一般是不去厕所的，男孩小便就在门前的水沟里解决，当然，那得像做贼一般，偷偷摸摸，见有人影晃动，就立即刹住，那滋味叫人难受半天。那些女孩和妇女就解在家中的尿罐里，至于这尿罐又倒在什么地方，我就不得而知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件发生在厕所里的可笑之事，那时我们都以戴军帽为“酷”，常有人正解得“痛快”之时，蓦地头上的军帽被抢走了，被抢者是干着急而又无法。有的思帽心切，便也如法炮制，这样就来了个“恶性循环”，只要有戴军帽如厕者，军帽必被抢去。久之，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上厕所前，必将军帽取下拿到手中或塞到裤袋里。

　　进入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虽已进入而立之年，然如厕问题仍没有多大改观。那时我家住在单位的两小间平房里，百十米外倒是有个公用厕所，但因为是露天的，下雨时打伞方便倒也雅观，难受的是那蛆虫会顺着水势爬到脚背上，骇得人不寒而栗，不得不草草收场，逃之夭夭。还有令我尴尬的是：有时晚上妻子不敢上厕所倒尿罐，便嘱我将尿罐拿到公厕倒之。我这个人文化不高，却有文化人的薄面皮，既不敢违抗妻子的命令，又怕拎尿罐时让人撞见，故总像做贼似的先侦察一番，确认人迹罕见时，才拎着尿罐飞快地往厕所奔去，有时半路上遇到熟人，我便不敢正眼看人家。

　　改革开放进入上世纪90年代，城市的如厕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很多有经济实力的单位都开始为员工修建单元房，有独立的卫生间。而我想解决如厕的问题却遥遥无期，因为我所在的基层文化单位没盖新楼。

　　到90年代末期，差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的窘状，迫使我这个年已47岁的人铤而走“险”，在单位办了留职停薪，带着妻儿南下到广州打工。在打工期间，我特意租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居室，这是我有生以来居住和如厕的最佳环境，一想到居然是在异乡打工才享受到，就不免生出一丝苦涩的笑。为了改变生存条件，我们一家人在异地他乡努力奋斗几年积攒了一笔钱后，又回老家买了一套有卫生间的两室一厅。

　　2004年春，我们全家回到了老家，住进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单元房，然此时我们已不满足这仅有一个卫生间的生活条件了。我们家的三口人，都习惯于早上一起床就上厕所，这样也就有了新的“争先恐后”的矛盾。于是我们全家人一致举手同意：卖掉这个仅有一个卫生间的房，买一套有“两卫”的房子。

　　2005年的春天，我们家搬进了一个花园小区，住进了有四室两厅两卫的新居室。每天早上，当我安安生生、舒舒服服地坐在洁白的抽水马桶上时，我会由衷地感受到：如今的生活才真叫美好的生活。        

　　本版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