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锋与路姜冲突场面。

　　体育无限风光和荣耀的一年，唯独中国足球一步步下滑，让球迷心碎，招万民责难。从各支国字号球队“四大皆空”，在世界赛场上的全线溃败，到武汉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联赛的奇闻，加上职业赛场上赌球、假球、暴力事件的屡屡上演，再到青少年足球人才队伍的急剧萎缩，引发了外界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成败及中国足球发展态势的广泛讨论和深度反思。近期，新华社记者采访了相关足球俱乐部、专家学者及体育界人士，以期查找中国足球乱局的根源，探寻今后的改革发展之路。本组稿件共３篇，敬请关注。

　　本年度的中超联赛在寒风中落幕了。对于诸事不顺的中国足球来说，武汉足球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联赛，无疑是今年中国足坛最具爆炸性的新闻事件。这支曾获得中超联赛杯冠军荣誉并声称要打造百年俱乐部的中超劲旅，竟然选择以“自杀”的方式退出联赛舞台，令人震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耐人寻味。

　　“我们感到极其失望”

　　９月２８日，在武汉光谷队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中，武汉队的李玮锋与北京队的路姜发生冲突，主裁判将路姜出示红牌罚下。３０日，中国足协对李玮锋追加处罚：停赛８场、罚款８０００元。１０月１日一早，武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徐志强和李玮锋赶赴北京寻求申诉未果。当天，武汉俱乐部宣布退出中超联赛。

　　徐志强说：“李玮锋违规应该处罚，但中国足协的处罚过于严厉，让俱乐部今后没有生存的空间。更关键的问题是，处罚程序极其草率、极不公正。”

　　他提出，当值主裁判没有认定李玮锋的犯规行为，比赛监督的报告中也没有李玮锋犯规的相关记录，而足协有关负责人当时正在日本出差，并没有正式召开纪律委员会全体会议，仅通过通信的方式就武断地认定李玮锋的犯规行为并作出处罚，这是很不严肃的。

　　武汉足球俱乐部董事长沈烈风说：“俱乐部这次选择退出，实在是非常痛苦的选择。今年以来我们加大了资金投入，本来准备干一番事业，仅引进李玮锋就花了４００多万元，没想到没打几场比赛，就不能用了。作为一家小俱乐部，我们感到极其失望。”

　　沈烈风表示，除了李玮锋事件，今年联赛中武汉俱乐部已经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竞赛环境下，武汉俱乐部实在难以坚持下去”。沈烈风说，此外，现在中超联赛的社会形象和商业价值都已差到了极点，投资足球完全是赔本买卖，俱乐部作为一个企业，大量的投入得不到回报，长期下去也无法为继。

　　据介绍，自２００５年以来，武汉俱乐部大股东每年直接投入为２５００多万元，加上赞助商的投入，俱乐部每年的运行成本在４０００多万元，而俱乐部在场地广告等方面每年的经营收入仅为１０００万元左右。徐志强说：“武汉的主场比赛每场观众就几千人，球票收入连每场比赛的成本都赚不回来。”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小明此前也说：“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谷底，俱乐部、球员都是带着一肚子怨气在踢球。中国的足球俱乐部没有一家是赚钱的。国安一年投入少说得七八千万元，一年的直接收入也就１０００多万元。过去１６年，国安投资了将近９亿元，但这么大的投入却没什么收益，招来的全是骂声，我们搞足球的信心能不动摇吗？”

　　“必须从体制上思考”

　　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资深足球记者尹波认为，武汉退出事件如果放在一个成熟的联赛中，错肯定在武汉，因为破坏了游戏规则。但在中超联赛中，足协难辞其咎，其中对李玮锋处罚的程序确有问题，没有严格按有关章程办事，并且不透明。在欧洲足球联赛中，足协要处罚一名队员，要开听证会，并提前公告，听证会的参加人员和结果是向媒体公开的，处罚决定作出后当事人还可以申诉。但中国足协的处罚往往是几个人私下就定了。

　　沈烈风说：“足协不公、裁判偏哨、球员赌球、教练打默契球，这些丑陋现象在中超联赛中非常普遍，已经成为圈内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武汉俱乐部就曾有３名球员被公安部门查出参与赌球，而俱乐部很多时候对教练和球员的不轨行为是失控的。在这种环境中，武汉俱乐部提出的‘阳光、健康、规范’的宗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句空话，这是我们选择退出的重要因素。”

　　沈烈风表示，要想改善中国足球的环境，就必须从体制上去思考，重新构建运行机制。

　　武汉光谷俱乐部中途退出中超，凸显中国足球的非职业性。一位在中超俱乐部执教的外籍教练说：“用退出的方式表达对足协的不满，这是很荒唐的现象，在欧洲顶级职业联赛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山东鲁能队主教练图巴科维奇也表示，武汉退赛后要重新计算积分，这对其他队伍是不公平的。

　　舆论则普遍认为，武汉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在此次事件中都有过错，可谓两败俱伤，同时对中超联赛、中国足球、球迷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从武汉方面和中国足协方面的“对峙”中起码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主管部门和俱乐部方面的矛盾几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由于特殊原因，中国的职业联赛并不是由纯粹的联赛组织来管理的，但主管部门和会员机构势同水火却极不正常。

　　新华社记者 赵仁伟 李鹏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