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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真是难以告别。

　　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换届、雪灾、地震、北京奥运、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每一个企业家的表情都定格在这个大背景中。

　　普通人不可能像会计出身的胡润那样，从数字里嗅出“富翁的味道”，甚至很难读懂一份专业的财务报表。所以，我们试图越过财富的数字，从企业家创富路径看看他们内心的风景。

　　扑面而来的“争议”

　　今年，“万科的LOGO”王石这位“最令人尊敬的企业家”陷入了“负担门”风波，他健康、公益、富有责任心的形象，第一次受到公众质疑。

　　“企业给地震捐两百万是合适的”、“慈善不能成为企业负担”的言论，引发了他个人信誉最大的次生灾害。数周内，他进入了自己痛苦的“汶川时间”。网友“不管你征服多少座高峰，你的心灵却高不过一座坟头”的批评，让这个胡子拉碴的硬汉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很“青涩”。

　　他的错误是，在不合适的时间表达出的慈善理念，触及了公众的主流价值底线。

　　当保险业巨头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因为金融危机业绩不佳，其董事长兼总裁爱德华·李迪将仅领取1美元年薪时，想象力再贫乏的人都会联想到，坊间怨声载道的拿天价年薪6616万元、每天收入18.12万元的马明哲。

　　1美元和6616万人民币深深刺痛着“中国国情”。

　　苦孩子出身、戴18元“蒙牛领带”的实干家牛根生，他“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的企业理念，他“裹尸布没有口袋”的裸捐行为，曾感动了整个中国。但三聚氰胺让这个把“奶卖到太空”的牛根生，坐上了舆论的“神舟5号”，陷入争议的漩涡。他在电视上大讲“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形象被颠覆，一夜间，这个圈内的老大哥被公众挂上沉重的道德十字架。

　　显然，这个掉进质量“陷阱”的牛根生，忘记了杰克·韦尔奇的忠告：你要变成质量问题的疯子，否则质量问题将把你变成疯子。

　　至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技术疯子”任正非，被称为“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准能战胜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中的那头“狮子”，但同样难逃媒体的责难。

　　尽管任正非和他的华为成为中国企业30年的一个另类符号，他用军事企业管理理念，把华为带向世界，战功赫赫，可华为员工自杀事件、辞职风波、劳工问题，让这个“最优秀的企业家”又担上“最冷血的企业家”名号。

　　人们一边为任正非的决断力叫好，一边反思他的狼性、狮性文化。

　　甚至有人将法国企业界的一句名言送给“榨干机”任正非：“爱你的员工吧，他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

　　很阳光、很“姚明传奇”、很“白马王子”的李彦宏，不惑之年也遭遇了事业深度危机。因为“三鹿公关百度事件”、“央视曝光竞价排名丑闻”、“百度涉黄风波”，他被称为“互联网三聚氰胺的炮制者”。这个最懂中国国情的搜索引擎人，被斥为“最懂中国潜规则和最擅长中国潜规则的人”。

　　不得不提中国首富黄光裕那颗醒目的光头，曾经它被称作圈内最智慧的头，可事发后，被证明那“不是高僧的光头，而是黑社会老大的光头”。因为操纵股价被拘捕，如同过山车一样，他的财富帝国跌进了有生以来最残酷的日子。他的“原罪”和“犯罪”，一股脑儿地被抛在了“并不健忘”的公众面前。

　　当这些公众眼中的企业家明星突然“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审视他们为何如此。

　　形象集体“崩溃”的背后

　　刚刚以英雄的姿态成为商业杂志的封面人物，却可能在几个月之后销声匿迹甚至沦为阶下囚。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如螃蟹般，一红就死。

　　为什么企业家的形象如此脆弱？中国有具有真正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吗？

　　在美国，每16个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欧洲，每2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在日本，每36人中可能有一人具有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每200人中还找不到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

　　人们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我们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黄光裕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不守规则惹的祸；李彦宏出了问题，有人说是股东要求利益回报逼的；牛根生出了问题，有人说真正的祸首是行业潜规则。但是，当黄光裕、李彦宏、牛根生这样一批人都出了问题时，那又是谁的错？难道是制度陷阱？

　　在这个陷阱密布的企业森林，朱新礼似乎是个异数。

　　尽管网上八成的网民反对可口可乐收购汇源，尽管他被骂为商界的“范跑跑”、“中华民族的叛徒”，滔天的“口水战”把商业事件升级成了民族道德事件，可他仍然坚持“把企业当儿子养、当猪卖”的企业理念，力排众议，以“上帝都动心的价格”把汇源出售给洋品牌。

　　这个农民执意脱下民族品牌这件“华丽却长有虱子的袍”，选择了一件“过冬的棉袄”。

　　他的企业理念不为人左右，他很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他选择了从竞争激烈的下游销售产业退出，转向上游，回到果园，跟农民在一起，为果子找出路。他认为这是他的“蓝海”。

　　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禁得起经济周期的下行趋势，找到自己的“蓝海”。严格地说，当下，少有企业家有恒定的企业精神和企业伦理。

　　为什么关于企业家的争议如此多？为什么商人与官员的界限如此混沌不清：商人像政治家，政治家像商人，商人像学者，而学者也像商人？

　　这都是“不确定”闹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把不确定性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把创新划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制度的创新。

　　我们中国企业家很多时候在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在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在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商业的创新。

　　没错，我们的很多企业家把才华过多地花费在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正如“工夫在诗外”，稍有不慎，企业家就会掉进各种“陷阱”。在灰色地带打捞第一桶金、后来纵横股市的资本玩家黄光裕，就是典型的例子。

　　李彦宏何尝不是另一种“互联网上的投机者”？任正非不也是在劳工法律不完善的时候“狠榨一笔”吗？马明哲不也是钻了薪酬体制很“中国特色”的空子吗？

　　当制度存在陷阱时，我们没有理由抱怨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吗？

　　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

　　熊彼特说，企业家的职能本位是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刘永行每生产出一种新的猪饲料，都要尝尝是什么味道，“这样我才知道猪吃了是什么味道”。这个听党的话、看政府的脸色做事、从不钻政策空子的“常青树“，始终在危难时刻，能让家族生意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他远离官场的潜规则，把最大的精力放在实业创新上。他与黄光裕同样被称为“首富”，却有不同的路径。

　　张维迎断言：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

　　纷争的2008年，让很多人看到了，回归企业家精神本位刻不容缓。这一年，一条启示录是：全心全意经营企业，而不是刻意地去经营企业家自己。

　　管理大师德鲁克说，根本没有成功这一回事，生命是一个过程，所有的成功不过是我们用以自鉴的镜像，直到有一天，我们看到的是沧桑和衰老。

　　责任、财富良心、慈善是这几年的流行词。企业家的精神内涵半径在扩大。

　　可企业家精神终归是个“大词”，李嘉诚用他的行为作了注脚。一次在取汽车钥匙时，李嘉诚不慎掉落一枚两元硬币，硬币滚到车底。他蹲下身欲拾取，旁边一名印度籍值班员见到，立即代他拾起。李嘉诚收回该硬币后，竟给他100元酬谢。

　　李嘉诚对此的解释是：若我不拾这枚两元硬币，让它滚入坑渠，这枚两元硬币便会在世上消失。而100元给了值班员，值班员便可将之用掉。钱可以用，但不可以浪费。

　　这件小事说明了李嘉诚的财富哲学，也说明了他的思维风格，这就是用社会总净值的增损来判断个人行为合理与否。

　　“裸捐”的比尔·盖茨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

　　马云有言，做企业有三重境界，分别为生意人、商人和企业家：生意人是完全的利益驱动者，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商人重利轻离别，但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企业家是带着使命感要完成某种社会价值。如果一个人脑子里想的是钱，就永远不会成功，就永远不能成为企业家。只有当一个人想着去帮助别人，去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时候，才能真正成功。

　　马云这段有名的话，应和了管理大师德鲁克的理念。

　　有人问德鲁克：“我如何才能成功？”德鲁克回答说：“如果你不改变你提问的方式，那么你注定不会成功。”那个人又问：“我该如何提问呢？”德鲁克说：“只有你先问‘我该如何贡献？’你才能获得成功。”

　　显然，拿马云、德鲁克的尺子去量，我们少有真正的企业家。

　　也许，这个冬天，企业生存维艰，谈企业家精神本位，实在是件奢侈的事儿，活着才是头等大事。

　　借用“一脸卡通”马云的话：连“猪坚强”都能活，你为什么不可以？

　　（据《中国青年报》）

　　（以上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