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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版:西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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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问责制度走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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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    【打印】  
2008,问责制度走向新高度
  以襄汾溃坝事故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标志,“问责风暴”在2008年显现出鲜明的特色,问责范围之广、问责级别之高为近年来所罕见。与此同时,人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行政问责的制度建设。

  溃坝事故和三鹿事件的“标杆意义”

  9月8日,山西襄汾发生尾矿库溃坝特大事故,200余人遇难。更为恶劣的是,相关基层干部刻意隐瞒事故原因和死亡人数。事故发生后不到一周,党中央、国务院对山西“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鉴于对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在对襄汾溃坝事故的处理中,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以及临汾市、襄汾县的主要党政负责人,均被免职或停职。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因襄汾溃坝事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孟学农,曾在2003年非典事件后请求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北京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当年4月22日通过了接受其辞职的决定。一位正部级官员两度辞职,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上海政法学院专家汤啸天表示,要用正确的权力观来看待此事,“一位官员因自己管内出了重大事故而引咎辞职,是对领导责任的正确担当,并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如果出了事情还‘赖’在位子上,这才是真正的丢人”。

  与此同时,2008年9月,随着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的调查逐步深入,问责的脚步也步步“紧逼”。9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有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局长职务的请求。在此前后,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市长冀纯堂以及该市分管畜牧、食药监、质监等部门的负责人,均被免职或辞职。

  除了溃坝、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之外,无论是河南登封市矿难、云南阳宗海污染事件,还是瓮安群体事件、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等,我们都能看到相关领导干部被免职、停职、警告的名单。

  问责必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在溃坝、三鹿事件的处理过程中,人们都能看到《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的影响。翻开规定,第十五条赫然映入眼帘:“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社会影响特别恶劣或者性质特别严重的,由国务院对负有领导责任的省长、自治区主席、直辖市市长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正职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孟学农、李长江的引咎辞职正是严格按规定办事的结果。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着力于官员问责的制度建设,大批相关条例、规定紧锣密鼓地出台:2001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和纪律处分条例。特别是2004年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对领导干部辞职进行规范的文件,条例列举了官员应当引咎辞职的9种情形,把官员应当问责的内容基本上涵盖。同时,条例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和责令辞职也作出了详尽规定。

  华东政法大学行政法学专家邹荣指出,2008年的“问责风暴”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近年来,我们不仅看到了“问责风暴”,还看到了“审计风暴”、“反腐风暴”。而对于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而言,仅有“风暴”是远远不够的。任何“风暴”都无法长久,只有加强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制度规定,才能带来政治文明的持续进步。在已有制度建设的基础上,当前亟待做的是,通过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促进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

  从“问责风暴”到“问责文化”

  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表示,制度的约束是一种硬约束,而通过2008年的“问责风暴”和问责制度建设,我们更需要形成一种“问责文化”。“一方面,要让上上下下所有的官员都意识到,做官应对社会、对民众负责,必须怀有敬畏之心,时刻警惕悬在头上的‘问责之剑’;另一方面,要加强来自人大、政协、群众、媒体等方面的全方位监督,形成广泛的社会压力,让问责无处不在”。

  专家表示,在其他一些国家,问责已成为一种基本的监督制度和处理方式,有关各界运用问责,对官员进行监督,形成有效的社会压力,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因此,在责任事件发生之后,以主动请辞下台的方式承担责任,已成为很多官员不得不为之的选择。对于这种问责文化,我们有必要吸取其有益成分。

  顾骏说,在健全的“问责文化”,不仅是责任事故的直接责任人必须问责,负有领导责任、道义责任、政治责任的官员也需要问责;不仅是问题官员要问责,政绩平庸、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也要问责。当前,只有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才能让“问责文化”扎根。

  顾骏进一步表示,“问责”说到底是一种事后追惩,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健全事前预防机制。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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