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农民家庭拥有一台缝纫机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近200元的价格，是一个家庭的一笔重大支出，而且还要票证。

　　我的母亲在家务农，父亲在外工作，是所谓的“一头沉”家庭，我们兄妹四个，正处在上学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多，花费也多，靠母亲一人的工分和父亲微薄的工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母亲却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买台缝纫机。一是不让邻居小瞧我们；二是为我们兄妹做衣服提高点进度、省点力气。

　　为了买缝纫机，母亲从集市上买了头小猪喂养。每天早上天不亮她就起床去给猪割草，或撸些槐树叶，中午从地里劳动回来，别人都躲在家里休息，母亲不顾劳作的疲劳，还要割些猪草、拣拾一些猪能吃的东西，很晚才回家，到家后给我们兄妹做饭、喂猪、整理家务，直到深夜才能休息。

　　母亲把拥有一台缝纫机的希望全部寄托在猪的身上，把猪看得十分宝贵，夏天怕猪热着，冬天怕猪冻着。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喂养，猪终于养大卖掉了。

　　一头猪的价钱是不够买台缝纫机的，母亲就又买来一头猪崽喂养。经过母亲三年多的辛劳，终于攒够了买台缝纫机的钱。钱虽然有了，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能买到缝纫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当时我二姨家的大儿子在广州当兵，还是个官儿，就托他买了台当时广州缝纫机厂生产的华南牌缝纫机。当缝纫机托运到家的时候，母亲喜极而泣。

　　母亲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这台缝纫机，还造成了母亲和我大姨之间的隔阂。我母亲姊妹三个，母亲最小。当时我大姨家的儿子30多岁才找了个对象，女方要求买台缝纫机，大姨家生活也很艰难，刚给我表哥修缮了房子，哪还有钱啊！大姨为了儿子能成家，就想到我们家的缝纫机，便和母亲商量，先把缝纫机拉走用，钱先欠着。碍于姊妹情，母亲让大姨家把缝纫机拉走了。缝纫机一拉走，母亲就躺在床上伤心不已。二姨知道母亲为了这台缝纫机付出得太多，很心疼妹妹，就到大姨家把缝纫机要了回来。贫穷给亲情蒙上了阴影。

　　不久前，母亲来洛阳参加我弟弟的婚礼，看到我们兄弟俩购置的新房、满屋大大小小的电器、大人小孩穿着时尚的衣裳，她感叹：那个时侯，做梦也想不到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