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消息说今年“两会”的第一个亮点，是代表、委员座次的变化，即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大家前后排轮着坐。此举看似小事，但极为可贵。笔者曾参会两届十年，对此深有感触。

　　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时，历来是一个省（市）2行（到后面或三四行），从第一排纵向坐到最后一排。大会堂座位30多排，每排都有桌子，若比早先的电影院，起码是50多排。省长、市长坐头排，余下按姓氏笔画，少的在前多的在后，几排几号标在出席证上。姓丁、姓于，肯定在前三四排，姓王、姓马也过不了七八排。我姓何，七画，坐了10年20排。如果姓傅、姓濮等笔画多的，进会场找座位倒也方便，倒数几排准是。复姓好像以头一个字为准，要是俩字加一块算，诸葛亮，20多画，最后一排没跑。

　　按说坐前坐后一样开会一样行使权利，但实际感觉可大不一样。坐前排，看台上清清楚楚，能认出主席团里谁是谁。坐后面，我视力到现在还是1.5，也只能看个大概。当然，代表、委员是去开会，不是看戏，但同样进大会堂，机会有限，谁都愿意坐前面。故此，偶尔无表决、投票议程的大会，就有代表相互换一下座位，共同分享坐前排的乐趣。再有就是坐前排很容易被电视记者拍摄到，电视上一播，家里人看到，也是高兴的事。坐后面，又是男的，服装也没特点，扛摄像机的多是一扫而过，分不大清谁是谁。这回前后排轮着坐，肯定受代表欢迎，又于细微处显出平等与和谐的理念。

　　关于划票，如今基层代表会投票，多数还是若“同意”就什么都不划，九届人大一开始也是这样。代表提意见说这不利于发扬民主——因为只要你一动笔，就表明不是反对就是弃权。至于说都去别的地方填，会场倒是设了，但两千多代表，人太多，加上1959年搞建设时，可能中国人都比较瘦，座位和桌子间空隙小。现在人胖多了，你要出来，一旁的人就都得站起来让道，不方便，于是就只能在座位上填写。后来划票方法就改了，改成同意你也得动笔（涂方格），这有效地保护了代表的民主权利。

　　表决更现代化，按表决器，跟银行按密码一样，三个手指分别放在同意、反对、弃权键上，动哪个，旁人根本看不出来。十年会议表决，像地方举手表决全部赞成的，在我记忆中好像从没有过（不排除新代表偶尔按错了）。在这点上，目前基层开人代会大概不会是购置不起设备，估计是不大愿意采用吧。举手表决与按表决器，两者的结果肯定不一样。全国人代会“两院”报告，有一年表决少了好几百票，结果呢？结果是极大地促进了两院工作作风的改变，转年赞成票明显增多。若是举手表决，我估计没有几个人会当场举手反对或弃权。倒不是不认真行使权利，毕竟场合太大。换在省、市会上谁都认识谁，就更难了。在县里，才百十多个代表，你对法院的报告当场举手反对、弃权，等于自报家门。碰上个心胸狭窄的院长，在他这任上你打官司就甭想赢了。而用表决器就可避免这种事，我想今后甭管哪级代表大会，有条件都该用。

　　关于住宿。九届人大初时，除了省级领导，市以下代表都是两人一个标准间，要说这条件也不错了，咱们过去出差开会都这么住，但人代会时间长，两人住一起实在不方便。1998年一次会议我和一位年长者住一房间，他习惯早睡早起，晚上不到10点就要睡，咱哪好意思看书、看电视，也只好睡，睡也睡不着，干躺着。二次会议我跟一位大队书记同屋，他家在深山，酷爱看连续剧，吃完饭趴在床上看，一直看到没节目拉倒（后半夜）。等到三次会议我还和这书记住一屋，这次他对电视没那么热情了，我很高兴。不料两天后他家羊丢了好几只，来电话问咋办。那时手机还未普及，全靠打长途。长途后半夜半费，他就天天后半夜指挥破案，破了好几天羊也没找回来，弄得我好几宿没睡。

　　这种情况反映上去，后来就变了，到十届人代会就每人一间了。两张床，一张睡觉，一张摆着各种文件、书刊，极有利于学习、提建议、议案。我带着笔记本电脑还能写稿发邮件，方便得很。不过，很多代表还是觉得人代会会期有点长，如果先在省里集中，连来带回每次都得20来天。这意见代表在会上都提过。人代会就是发扬民主的场合，会议越开越透明，中外记者自由采访，代表的素质也越来越高，坊间说的吃馒头举拳头早成了历史。

　　今年“两会”又开了，作为曾经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也是想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些年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原载《今晚报》 胡灵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