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花艳丽芬芳，雍容华贵，深为人们喜爱，被称为“花王”。这个称谓似出于唐代时的诗人皮日休的一首诗：“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意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当时，对牡丹的栽植培育和欣赏，已有相当的规模，并已演化为风俗。唐诗人刘禹锡的诗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就是生动的写照。

　　唐代诗人写牡丹者甚多，如白居易：“戏蝶双舞看日久，残莺一声春日长。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如徐凝：“何人不爱牡丹花？占断城中好物华。疑是洛川神女作，千娇百态破朝霞。”如李正封：“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全唐诗》中，写牡丹的就有200余首。

　　至宋代，“洛阳牡丹甲天下”已成多数人的共识。这不仅是因为欧阳修老先生“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的诗句，还有他在《洛阳牡丹记》中关于“牡丹出丹州、延州，东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的评述，更重要的是“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史实。

　　牡丹由野生到人工养植，大约始于南北朝，隋、唐则是大发展的时期。洛阳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合牡丹的种植，这是地利，是基础。但洛阳牡丹的兴盛，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隋炀帝，一个是武则天。

　　据唐无名氏《海山记》载：炀帝辟地二百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其中多有名贵品种。炀帝好色，看来也不尽在美女，他也好奇花异葩。至于武则天，传说中她曾将牡丹贬到洛阳。其实，她的功业、她人生的鼎盛时期，多在洛阳。流贬之处，多为偏僻蛮荒之地，哪有贬到自己喜爱的地方、自己眼皮底下的？她称帝改制，大兴土木，建明堂，修帝苑，当然也离不开广植花卉。唐舒元舆的《牡丹赋序》云：“天后之乡，西河也，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缺，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渐盛。”可见这位则天皇帝也是极喜爱牡丹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当时洛阳的牡丹，实际上已是荟萃了天下牡丹的精品。上有好焉，下有效焉。皇帝的审美爱好，必然引领社会时尚，于是达官贵族、士庶百姓，皆成爱花一族、爱牡丹一族，种植欣赏、吟诗作赋，遂成风俗。这种风俗经五代十国的动乱却未能湮灭，到宋代，更是达到鼎盛时期。

　　后来用文字记载这种风俗的是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似乎只有他才能作这种权威的时代记录。他在《洛阳牡丹记》中这样写道：“ 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

　　更为有趣的是，当时洛阳的地方官西京太守钱惟竟然想起利用这种资源，办起了“万花会”。据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载：“西京牡丹闻于天下，花盛时，太守作万花会，宴集之所，以花为屏帐，至于梁栋柱拱，悉心竹筒贮水，簪花钉挂，举目皆花也。”应该说，这个“万花会”也许就是牡丹花会的源头。

　　风俗，是一种文化积淀，逐渐形成以后就会世代绵延。洛阳人爱花种花赏花的风俗，尽管在战乱和灾荒年代受到一些影响，一旦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们有了安居乐业的环境和条件就又会复苏生长。

　　1982年，洛阳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定牡丹为市花，并从1983年开始，每年4月举办洛阳牡丹花会。花会期间，牡丹盛开，奇葩争艳，四方来洛阳赏花观光者摩肩接踵，途为之塞，动辄以百万人计。

　　洛阳牡丹花会迄今已连续举办了27届。

　　在这27年中，洛阳的牡丹蓬勃成长着，城市也在蓬勃成长着。牡丹花会的内容和形式愈加丰富多彩，鲜艳的牡丹，还有经贸洽谈和文化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四海宾朋来到洛阳，而洛阳也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传承和昭示着“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魅力。

　　政府有政府的客人，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客人，而更多的都是这个城市的客人。于是，大街小巷人流如织，公交的士往来如梭，花园景点人头攒动，饭店宾馆旅客爆满。在温暖的4月春阳中，在缤纷的色彩和弥漫的花香里，人们奔波着拥挤着，也轻松着快乐着，把对美的欣赏和赞叹、对幸福生活的吟咏和期盼，都播撒在洛阳的春天里。

　　就这样，洛阳牡丹花逐渐成了这个城市除了传统和法定的节日外的又一个节日，形成了一种人们从心理和行动上都认同和参与的新风俗。

　　一个新的节日、一种新的风俗就这样在洛阳扎下了根，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