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翔梧1935年3月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在江西会昌天门障的红军突围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母亲刘志敏1935年6月时任闽、赣省委常委，妇女部长，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漳州城外，年仅27岁。我自1947年第一次见到父母亲照片至今，走了几十年的寻亲路。

　　1931年7月，我在上海出生不到3个月,母亲从上海将我送回洛宁县中高村的老家，将我托付给年近花甲的奶奶抚养，至此一别 , 直到解放，我没有得到父母的任何音讯。

　　1947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我在村农会召开骨干会议，天黑回家，刚进大门，我叔伯三哥李正儒把我叫到他家，从箱子底下翻出一个发黄的纸包，取出了两张照片交给我说：“看来最近要有一场恶战，我的党员身份已暴露，这是四婶（指我母亲）从上海送你回来时给我留下的两张照片，是你爸爸、妈妈的，现在我该亲手交给你了，你要妥善保管 。” 我接过照片看了又看，止不住热泪流淌，这是我第一次从照片上看到爸爸、妈妈……

　　1949年冬天，我在兴华完小当教员。有一次星期天回家，三伯父李绍连把我叫到村外的一座场房里，双手把信封上印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字样的信交给了我。我拆开一看，竟然是父亲在任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于1935年在福建作战牺牲的消息。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双手发抖，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两腿发软，几乎要跌倒在地。

　　1957年《解放军文艺》第二期登载了袁血卒写的《红军北上前后》一文，详细叙述他和我父亲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对敌斗争的日日夜夜，直至最后我父亲牺牲。这篇文章被我在武汉空军工作的表弟李纪科看到，他写信告诉了我。袁血卒当时在重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校校长，我立刻发去一封信。袁血卒在回信中亲切询问了我是苏生（我的哥哥）还是沪生，还问了我奶奶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当得知我已经入党并成为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时，高兴极了，勉励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1973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现刘道生为海军副司令员，他曾在《红旗飘飘 》一书《森林中的红大》文章中提到李翔梧。1976年春节后，我和爱人刘松蕊到北京，找到了刘副司令员，他说：“见到你我很高兴，说明烈士后继有人。你父亲很有风度，他主讲政治经济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工农干部都能听懂，而且平易近人，我对他的印象最深。不久，他就调往红军总政治部去了，我回部队参加了长征。”

　　1984年，中共中央在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规划中，河南省有我父亲和母亲（文件中名字是“刘自敏”）的名字，此件发至全国。福建省建宁县党史办主任曹嘉忠接到文件后发出疑问，他们那里有位烈士是中共建宁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妇女部长，叫刘志敏。中央文件中提到的刘自敏和刘志敏是否同一个人？河南省民政厅的一位同志接信后立即前往偃师县政府找我，我俩一同到洛阳找到我的姨妈。姨妈说我母亲小名叫小志，是志气的“志”，不是自己的“自”。洛宁县党史办派杨廷杰和张元庭两位同志带上照片，直奔福建建宁县。建宁县的曹嘉忠主任帮助他们找到了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过、被俘后又一同住过监的女同志张仕英、吴品秀和原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经过他们几位对照片，确定刘志敏就是我母亲。当年8月，我又赴江西南昌，见到了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过的胡德兰同志。她说，我母亲当时任中共闽、赣省委常委、妇女部长，由于都是女同志因而经常在一起。和我母亲在一起工作过的方志纯专门派秘书张华到招待所看望了我，并送给我一份彭祜出卖我母亲的材料。1934年12月底，我母亲在棠地战斗中被俘，后以政治犯的罪名被关押在漳州绥靖公署牢房，彭祜这个叛徒于1935年5月到监狱指认出我母亲的真实身份，同年6月，我母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漳州城西门外。

　　2007年12月，洛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耿占云、副主任姬铁成和我儿子李智民一行三人飞抵莫斯科，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查到了我父亲亲笔撰写的中文、俄文自传，填写的中文、俄文学生情况登记表，任东方大学翻译的证明，到莫斯科州辖区演讲的证明，伏龙芝军事学院通行证，加入苏共时5位苏联介绍人写的推荐信，在赤塔地区担任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证明，哥哥苏生的出生证，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证明，以及邓颖超向共产国际报告我父亲牺牲的消息等档案资料，还有我母亲的学生情况登记表、个人思想汇报等100多页资料。

　　我自7岁懂事至今，走过了漫长的70多年寻亲路。父母亲那 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 坚忍不拔的革命斗志 ,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 , 都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后人奋勇向前。

　　本版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