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炎黄春秋》5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另一个段祺瑞》的文章，作者在记述了段祺瑞的外孙女讲述段祺瑞的另一面后，感慨地写道：“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镇压革命师生爱国行动的罪魁，竟然还有廉洁克己、正直善良的另一面，的确很难令人置信。然而，他的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被时人称为“六不沾总理”，并非空穴来风。他像嫁女儿一样陪嫁另有意中人的第四姨太；他不吃空缺，不收礼，退还下属贵重馈赠；他将袁世凯打牌赢下转赠的房子退还原主，自己一家老小租房住；他身居总理高位，拒绝动用职权为子女和亲属谋个理想职位；“三一八”惨案他不在现场，也并非他下令开枪，但他并不因此推卸罪责，而是在悼念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赎罪……

　　这一切或可视之为作秀，但又远非以作秀二字所能概括。

　　在历史人物的史册上，古今中外不乏作秀高手，而对其评价的产生，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按照“一边倒”的思维定式，同样的举动，在被视为正面形象的人身上，是闪光点、壮举佳话；在被视为反面角色的人身上，肯定是做作，丑陋不堪。其实，一好百好、一丑百丑的人虽然有之，但绝大多数人难免兼而备之，只不过主次有别而已。孔子可谓圣人，也有“子见南子”之窘。再光芒四射的正面人物，难免有其阴暗的一面；反之，一些臭名昭著的反面人物，也有其闪光之处，就不足为奇了。对很多历史人物，只要历史地看待，加以理性分析，都不能以简单的好或坏论之。对曾国藩的评价，或誉之为圣相、完人，或贬之为元凶、恶魔，都事出有因，他既镇压了太平天国，又是修身治家的楷模，哪一面也替代不了另一面，也否定不了另一面。既然毛泽东能“独服曾国藩”，蒋介石也赞叹“曾公人格乃国人精神典范”，段祺瑞心志所致，学学曾文正公也在情理之中。

　　从社会效果看，段祺瑞外孙女所讲述，段祺瑞面对47具亡灵，能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生食素赎罪，也确实做到了，总比死不认错要好。认罪态度虔诚若此，也绝非作秀能达到。再如陪嫁于心不顺的姨太太，腾退抵袁氏赌债得到的住房，也绝非当时位高权重者所能做到。加上他坚持不懈的“六不沾”，足可相信段祺瑞除了是军阀元凶以外，还真有其严谨修身的另一面。

　　与评价曾国藩小谨不掩大行一样，讲述另一个段祺瑞，不会影响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作为执政者，“三一八”惨案不管开枪令是谁发出的，段祺瑞都逃不脱元凶的罪责。然而，另一个段祺瑞现象，与另一个曾国藩现象，的确是一种值得关注乃至深入研究的人文现象，而且必然对评价历史人物、对当今乃至今后人们的修身励志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行不拘小谨，作为一种操守误区，危害了一代又一代人，也是当今干部腐败的因由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体制弊端是大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大行，自然是要大刀阔斧行之，相比之下贪图计较点私利，就是可以不拘的小谨了。本该大拘而特拘的人生操守大节，很多人却偏偏忽略了，以致酿出了业绩光彩照人、人品阴暗丑陋，甚至身败名裂的悲剧。曾国藩、段祺瑞之流，大行遗臭万年，而以小谨赢得了世人和后代的某种敬重；而我们现今改革开放的有些参与者，大行无疑是光明磊落的，却因不拘小谨而沦为形象丑陋乃至贪污腐败的罪人，岂不可惜！

　　对政府官员、公职人员及至广大公司雇员而言，都是各种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照章办事，践行职责，大行是职务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有不由自主的因素；小谨则是个人行为，是完全可以自主自控的。因此，小谨更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些身居要职的官员，在一地一方欢庆辉煌政绩的同时，自己却倒下了，正是大行不拘小谨的恶果。大和小是相对的，以个人道德操守而言，不拘小谨就不算小事了。以大行掩盖不拘小谨，或借口大行不拘小谨而放松个人品德修养，恣行贪腐，必然自绝于正义和法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