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微弱声音的背后都有一股微弱的力量。

　　■对民众而言，“讲真话”即他们对官员的最低要求，也是一条“忍耐沟通”的底线。如果体制框架真能让真话无法出笼，那么“官民沟通”就很难进行。

　　■“官民沟通”如果有效，那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伟大业绩，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弥补社会断裂、消解官民对立的大业上大见成效了。

　　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先生敢为官员先，以实名网友的身份在凯迪社区就昆明“处女卖淫案”和各路网友交流，数日间应者如潮。七八个回合下来，伍皓感慨如是：“官民沟通”的新路还很艰难！

　　“官民沟通”顿成时政论坛的网议焦点。中医有个朴素的说法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用这一说来解释社会关系、官民关系，倒是比用来作病理解释更加贴切。感叹“官民沟通”艰难，其实是在“喊痛”，喊的是社会之痛、时代之痛。访民在感叹，网民在感叹，伍皓等官员也在感叹，有痛感的不仅是草民。忧患意识较强的官员也“遥感”到了痛痒，觉察到有一种名叫“不通”的“时代病”，会影响他们整个群体的命运。

　　有些官员正视、倾听了，反复掂量之后，也认为只有限制公权与公仆方能减轻民间伤痛，方能让全社会“可持续负担”。体制内也存在理想主义者，公理正义或“修齐治平”等观念在他们内心或许还占居一定位置。“理性现实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这两类体制内人士，怀抱客观上利民的“深化改革”或“适度改良”的愿望，无论从“治国政绩”还是“个人功业”的角度考量，进行“官民沟通”都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在探索“官民沟通”新路之前，走过的是一条失败的“老路”。其外表特征即伍皓指出的“沉默”。其实这人为制造下的沉默也令人紧张。如今，“网络暴民”不值一提了，真有威胁的“现实暴民”却不时亮相，而这些危险分子中不乏“因堵而险”之人。许多人对“官民沟通”的希望破灭，于是换了一种“非理性”的表达宣泄方式。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老路”的凶险性得以充分暴露。

　　因此，“官民沟通”如果有效，那可是一桩了不起的伟业，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弥补社会断裂、消解官民对立的大业上大见成效了。

　　当然，真正的“官民沟通”，绝非言语式、网络式的沟通方式所能胜任。“治本”的沟通意味着现实中的利益舍得、角色变更、民权到位，而这都是初步建立起权力制衡机制之后方能发生的事情。就眼下而言，承认在任何机制下都需要人群间沟通的现实性，同时怀抱理想，为有利于建立治本的“社会协商”机制而进行适时的“官民沟通”，当为民众之理性选择。

　　对民众而言，“讲真话”即他们对官员的最低要求，也是一条“忍耐沟通”的底线。如果体制框架真能让真话无法出笼，那么“官民沟通”就很难进行。这里需指出：本不存在“官民沟通”有无的问题，只有沟通的风度、气氛、方式问题；而免谈、不合作等拒绝对话沟通的举动，不过是戾气增多的另类沟通方式罢了。

　　伍皓的例子说明，来自官方的沟通尝试很可能失败，不过，对这种失败也可视为“改革必要性的证明”。这不是任何一位官员的个人失败，而昭示了一个时代和体制转型的迫切性。

　　（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