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我不讲道理”，在与媒体的访谈中，张海超如是说。他肯定没有想到，一个个体要跟一个体制讲清楚道理，是要“掏心挖肺”，是要以冒着丧命的风险为代价的。

　　讲道理为什么这么难？除了法律、行政等方面具体的原因，我觉得，张海超的根本难处在于：要跟谁讲道理？作为个体，他要跟谁讲清楚道理？无论是以前的工作单位，还是职业病防治所，与作为个体的张海超相比，这些“单位”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法律资本、社会资本都是张海超无可比拟的。除了拥有未被证明的真相和业已病残的身体，张海超凭什么跟它们讲道理，讨说法？

　　这不是张海超一个人所面对的困境，而是每一个存在权益被侵害可能的个体在面对体制性的力量时所要面对的困境。

　　（夏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