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7日，母亲在美国亚柏尔大学医院生下了我。当时，母亲王隽英只是陪父亲丁观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没想到我提早来到人间。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凡是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儿，不论他父母的种族、国籍，都能自动取得美国国籍，所以我也不例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母亲当时刚获得儿童心理学硕士学位，父亲是研究土木工程学的，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家庭教育基础。父亲的家族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是远近闻名的书香世家。母亲则是那个时代极为少见的女知识分子。母亲与父亲青梅竹马，两人都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研究生，可谓志同道合、比翼齐飞。

　　生下我两个月后，父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中国，他们希望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效力。没想到，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父母就带着我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青岛到南京、安徽芜湖，再到上海、武汉，最后到达重庆。父亲联系到重庆大学工作，母亲也受聘于西南教育学院，全家终于安顿下来。

　　在迁徙与不安中，我长到了7岁，进入重庆的一所小学就读。由于当时战云弥漫、空袭不断，我的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第一天上学，空袭的警报就响了。当天的学习就这样流产了。后来的学习也因为这些原因时断时续，一个月上不了几天课。无奈之下，父母决定让我离开学校，呆在家里，他们自己来教我。白天，父母在大学里教书，就让我在家复习功课、做作业；晚上回家后，父母检查批改我的作业，然后教给我新的功课，如此反复。

　　母亲是儿童心理学的教授，她很善于把握我的心理，并将知识轻松地传授给我。与父亲的教育相比，我比较喜欢母亲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我小学的知识，多半儿都是母亲教授的。虽然母亲教给我知识，可是从不要求我去考100分，因为她明白100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而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培养孩子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才是关键。这一点，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干年以后，有人问起我对战争的感想，我总是风趣地说：“它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必上学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回到青岛。父亲把我送到德国修女办的一所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学校上课。因为此前我从没受过正规教育，我原来对学校也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在天主教学校，我的学习遇到了很大困难。非常感激的是，我的父母从来不责怪我，他们不像许多中国父母那样强求孩子在学校中拿到高分数。父母反而常常带我去看京剧、看电影。1948年，我和弟弟都得了重病，父母果断地花费了他们的全部积蓄，购买当时刚刚出现的新药———盘尼西林。如果他们不那样做，我和弟弟当时可能就不能幸存下来。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可惜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没有看到我取得成果的日子。父亲很高兴参加了我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那是1976年10月21日，我在纽约的机场给父亲打长途电话，告诉父亲自己获奖了，还想让父亲一同前往瑞典。虽然父亲在电话里激动不已，却推托说：“得花不少的旅费，我就不去了吧。”我立即劝父亲：“旅费由我来解决，只要您能去，我就高兴了。”父亲终于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搞科学研究的人，该多么向往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啊。

　　总之，我很感激我的父母，是他们把我引进了科学的大门。他们是我一生的良师益友。

　　（据《家庭》）

　　□丁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