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盖京城，天寒且读书。

　　2009年，新浪好书榜上，《朱镕基答记者问》高居榜首。这是一个速度太快而善忘的时代，几年前的事已经归入往昔，但是，重温这位前总理极具个人风格的言谈，人们依然为之感奋。这本书是政治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一个典范读本：人民热爱诚挚、勇气、严明，人民也需要幽默感，人民期待政治家直指人心，回应他们的焦虑和关切，需要在政治家身上感受比黄金都宝贵的信心。

　　我们相信世上的公义与正派，即使它不曾完美地实现——遗憾的是，它的确不曾在世间完美地实现过，但我们依然相信，世界理应如此。

　　在同样的问题上，古人诉诸于天，相信上天自有安排，但现在，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相信由于公民个人和社会共同的努力，世界会好一些，再好一些。

　　一个好世界，需要热情、信念，也需要理性。伏尔泰曾说，启蒙就是人们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理性之所以必须勇敢，是因为在理性烛照之下，人们对话、辩驳，不得不自我修正，放弃种种偏见，而人类其实是安居于偏见之中的，人们常常用捍卫真理一般的热情捍卫他的偏见。2009年，我们读到了梁文道的《常识》，就是面对一系列公共话题使用他的理性，力图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未必如铁，大道未必朝天，但事实和大道只能在理性的公开辩驳中接近澄明。

　　理性常常令人不快，因为理性是慢的，比如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我以为他谈的是金融形势，读下去方知，他谈的是世界观，从金融入手推敲我们世界观中的一些前提和预设，那些不假思索的顺口溜原来竟是错的，是陈腐之见和道听途说，而真确的知识将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但“常识”其实不等于理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理性困难，常识另有一种困难。以赛亚·伯林曾经指出，人类理性通常会从差异、特点上去认识和把握事物，所以我们才会相信此时代与彼时代大有不同，相信60后、70后和80后、90后各有不同；但是我们忘了，决定事物之存在的，未必全是它的特点，还有那些普遍、恒常的因素。明星美人固然是美的，但有本事你不吃饭看看，我们和他们的共同之处其实远远超过差异。

　　学者们和文学家热爱差异和特点，很少注意差异之下的那个常识和常态，而正因为有了常识和常态暗自运行，我们和孔子还能说上话，我们才会看到历史重演、人生重复。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写的就是如此的常态，他写的是：我们信什么，不信什么，我们何以孤独，何以忙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和《水浒》时代的人的差异肯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

　　所以，将《民主的细节》(刘瑜)和《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徐贲)与《一句顶一万句》合读，我忍不住要想象，假如那个曾和洋牧师讨论基督教的中国农民还活着，有幸和两位海外未归的学者讨论民主与公共生活，他会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学者对其立说的预设似乎无意推敲，因为这不言自明：人有主体性，人在公共生活中争取尊严，人最好学会民主的细节，以便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对此我完全同意。不过，托马斯·品钦似乎没有那么乐观，在他看来，在庞大复杂的现代世界中，人是渺小的，整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随时会准确地砸到他身上。《万有引力之虹》中，一位老兄偷情之处通常都是德国导弹落下的地方，似乎是，整个二次大战就是蓄意反对他的滥情风流，这让人想起《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另一位老兄，他也觉得德国人纯粹是冲着他来的，不把他搞死不算完事儿。由这样的根本预设出发，一个庞杂、疯狂、混乱、超出人的理解力的世界被托马斯·品钦想象出来，结果阅读这部书也成为一个英勇行为：它是对人的耐心和智力的艰巨考验。

　　谈谈美好的事，比如认字，比如看画。张大春在《认得几个字》中教两个孩子知汉字之美、之深邃，而《梵高奶奶的世界》中，来自河南农村的老奶奶在水泥森林的广州画她的家乡——世界美如斯，可叹是在回忆和遥望中；而张大春所教的字也是繁体字，大陆读者读来恍如旧梦残片，近乡情怯。

　　希望在未来，对此我们必须坚信，所以我们必须好好教育孩子，倒未必一定让他上哈佛，成功发财做人上人，而是让他做个正派的人、健全的人，所以要读《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尹建莉)，有了这么多好妈妈好老师好孩子和好书，世界会好一些，再好一些。

　　2009年1月5日凌晨急就。

　　（李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