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下午4时许，一位85岁的老爷子在鼓楼南宋御街上不慎跌倒。老人在地上躺了近20分钟，临街商铺和街上众多围观者，无一人主动上前将老人扶起。据说，有人觉得“老人摔倒以后，不要随便动他为好”，但是也有人承认，“怕扶他起来还要负责任，赔钱”。杭州某论坛网友“蟋蟀5”和朋友“甜甜稀饭”正好路过此地，用镜头记录下这一幕众生相。

　　现场 老人摔倒有人想扶被斥骂

　　老人是朝前跌倒的，可能是不小心绊到了街边的树根。“甜甜稀饭”立刻上前打算扶他起来，“蟋蟀5”连忙阻止，“我怀疑老爷子可能是脑溢血了，所以叫‘稀饭’别随便动他，先看他意识清不清醒再说。”

　　“甜甜稀饭”听从了朋友的建议。他简单察看了老人的情况，看上去无大碍，于是慢慢地给他翻了个身。

　　老人摔得不轻，额头附近淤青了一片。虽然没有昏迷，但无论“甜甜稀饭”怎么询问，他都说不出家里的电话和住址，只说自己今年85岁了，家里没人。“蟋蟀5”立刻拨打了120。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一名中年男子想上去扶他，旁边一名妇女大声斥骂，不让他扶。这女的说，怕老人万一有事，责任赖到他们身上，就说不清了。”

　　“蟋蟀5”在帖子里如是记录。

　　救助 有人送来“被子”和“枕头”

　　“我们都围过去看了，但是没有人敢碰他。”边上一家餐厅的老板娘回忆说，“他年纪那么大了，不知道摔得到底怎么样。随便把摔倒的老人扶起来，有时候更危险。”

　　“还有，就是我们也有顾虑，怕把他扶起来以后，他的家人会来找麻烦，叫我们负责任。前几天新闻也报道了，一个小伙子扶了一个老太太，法院判他赔了7万多。”老板娘说。

　　餐厅服务员说，当时他也想把老人扶进店里休息一下，“但是老板娘让我千万别乱碰，我就只好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盖上，免得他冻着。”

　　路面冰凉。有人拿来一叠报纸，垫在老人头下。

　　“除此之外，众多围观者里，几乎无人再为老人做点什么。”“蟋蟀5”写道。

　　结果 “听说110把他送到他弟弟家里”

　　10多分钟后，120来了。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老人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但拒绝上担架。

　　餐厅服务员劝老人到店里坐一会儿，暖暖身子，但他只肯坐在门槛上，不愿进去。

　　“蟋蟀5”在帖子里继续写道：“不久后，又有一对中年夫妻极其‘义愤填膺’地劝老板不要太好心，别让老人坐在店门槛上，到时老人把责任赖在你身上，悔都来不及。”

　　最终，赶来的110民警把老人带走了，“听说是送到他弟弟家里去了。”

    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别跪了”“站起来”标语随处可见

    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一条通往小寨的砂石土路，随处可见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5元一瓶的劣质白酒下肚，沙哑地唱起“花儿”，李尕猴的眼睛里才会放出异样的神采。

　　29年前一个阴冷的冬天，李尕猴带着7岁的儿子流浪成都街头。李尕猴抱着二胡，反复拉着从电视上学来的几首曲子，儿子则伸出冻红的小手，向行人乞讨。“受过的罪大了，那时候人们只给几分钱，给几毛的都少。”

　　李尕猴所在的甘肃省岷县小寨村，因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乞丐村”而闻名全国。

　　由媒体拼接的图景里，这个村庄八成至九成的农民像候鸟一样，在贫瘠的乡村和诸如济南、青岛、沈阳、南京等东部沿海发达城市之间季节性迁徙乞讨，“夏天去北方，冬天下南方”。

　　如今，这个另类成名的村庄是否还延续着它不光彩的传统？媒体拼接的图景是否有夸大的成分？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到了小寨村难以承受之重。

　　小寨的另类成名

　　和村里其他人家相比，李家最大的不同是，供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但至今，李家仍位列这个村庄最为贫困的家庭目录中。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单在内的5张逾期贷款催收的通知单，还躺在他家破旧的柜子里。原因很简单，李尕猴“要得最早，但没要下（去）”。

　　如今李家栖身的这间砖木混合结构的房子，宽3米，长七八米，建造于2007年，4000元盖房的钱来自政府的救助。环顾四周，他家最值钱的家当是一台21吋的创维电视机。两把海绵裸露在外的沙发是别人淘汰的，供冬天取暖的炉子也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在炉膛的上面，放置着一个铁制的炉条，煤只在炉条上燃烧。这样做是为了省煤。

　　供孩子上学，是李尕猴这辈子自认最正确的一次决策。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儿子李玉平的责问：“我已经10岁了，还不让我上学，啥时候让我上学呢？”儿子对求学的渴望，最终博得了父亲的同情。

　　李玉平上大学那年，李尕猴执意要陪儿子到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报到，瞅瞅“大学长啥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不是为了乞讨。

　　但回家的路上，他又去乞讨了。这次是为了还儿子交学费欠的债，他沿着荆门、襄樊乞讨了一路。他的这种行为很快被听到消息赶到的儿子制止了。

　　2005年，这个村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在他就读的小寨初中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全乡中小学生的一封信——别跪了，小寨人，站起来》的文章。他还在村里办起了免费的文化补习班，给孩子们讲外面的世界，谈人生的理想。

　　这一切来源于他的切身体会。童年短暂的乞讨经历，对李玉平幼小的心灵触动极大，他时常望着城市的高楼大厦梦想：“将来，这里有没有我的份儿？有一天，我也要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这个乡村少年认准，读书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途径。

　　“当时乞讨气氛很浓，越来越严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李玉平回忆着将“家丑”“捅出去”的初衷。

　　正是这个年轻人的举动，引发了又一轮全国媒体对小寨村的报道热潮。检索当时的媒体报道，“乞丐村”、“中国第一乞丐村”这样的字眼开始大量出现在相关报道中。

　　这也是一部村庄的另类成名史：从2001年开始，几乎每一年都有远道而来的媒体记者踏访小寨，“记者在小寨扎下了根”，外界对于小寨的关注热度一直未能削减。

　　从此，这个寂静的村庄不再平静。各种版本的传闻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外界对这个村庄的想象力。

　　媒体的报道在2009年再次迎来小高峰。这一年，离小寨千里之外的济南市承办大运会大型赛事。一项针对流浪乞丐问题的专项治理由此展开，包括来自岷县的乞丐们被遣返回乡。

　　5年过去，回望当时的举动，24岁的李玉平自言“问心无愧”。在他看来，“媒体只要把小寨村提出来，就会受到关注，小寨被改变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快”。

　　乞讨减少，但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2008年腊月，李玉平回乡举行了婚礼。2010年前夕，从遥远的江苏无锡传来儿媳生下孙女的消息，接到电话的李尕猴乐得合不拢嘴，一连喝了4天的酒。

　　如今，“当了爷爷”的李尕猴对生活再无更多憧憬：有洋芋吃、有拌汤喝、有烟、有酒就足够了。不过有时候，他也会艳羡那些村里因乞讨富起来的人家，“比我供大学生的美”。

　　在以房子为财富象征的乡村，不少外出讨要的小寨农民，把他们的乞讨成果都带回了村子，最早盖起了锃亮的瓦房。

　　“村里第一批富起来的人是讨要的人。”这个说法得到了村支书杨金忠的印证。

　　“不是生活困难去讨要，而是认为讨要来得容易，背后有利益驱动。”中寨镇民政站站长杨维科说。他曾作为驻村干部长期在小寨工作。

　　据他的观察，大致从1999年前后开始，小寨人外出讨要开始从讨要米面、馍馍、解决温饱向讨钱、谋利转变。进入21世纪，一些当地农民将外出讨要视作是“快速致富”的捷径，尽管，这种方法并不“很光彩”。

　　拥有财富的优势心理很快会打败人的尊严。一边是贫困的折磨，另一边是乞讨比种地、出卖苦力收入都要高的诱惑。

　　一些外出讨要获得财富的农民，对在城市的乞讨经历讳莫如深。他们大多声称是外出务工。

　　和村里其他一些人相比，38岁的杨龄（化名）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少他掌握了一手熟稔的泥瓦活儿。2001年前后，他曾外出打工，但勤勤恳恳的工作并没有让他获得该有的报酬。岁末，黑心的老板卷钱跑了，没有路费回家的杨龄，最终跑到了街头。

　　很快，他发现“讨钱比打工容易多了”，而且每天乞讨的收入和他出卖体力的收益相当。

　　岷县民政局副局长李康平实地走访小寨村后发现，“一个村庄去乞讨的人，不一定是村里最穷的。基本上因生活所迫行乞的，已基本没有了。”

　　“这是一种耻辱。”杨金忠说。面对小寨村贫困的现实，这位村干部坦承“束手无策”，甚至在他的任期内，如何彻底脱掉这顶“不光彩的帽子”，看上去仍遥遥无期。

　　但近年来，“乞丐村”的乞丐正在减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连长期在当地生活的村干部，都难以掌握村里实际乞讨者的真实数量。据杨维科的粗略统计，即使是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年头，“每一个村庄外出讨要的农民的数量大概在20人左右”。而如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家”。

　　可以佐证的是，被外地救助站遣送回乡的岷县籍农民数量同时在减少。杨维科介绍说，以往讨要现象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每年从各地城市救助站遣送回小寨的农民将近五六十人，而近几年已下降至个位数。

　　在岷县民政局提供的一份材料中，这样分析小寨被扭曲的现实：“由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贫富差距较大，加之讨要相对打工来钱快、不费力，致使一些群众产生了好逸恶劳思想，走上讨要的道路。久而久之，使个别群众的致富观念发生了扭曲，把外出讨要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途径。更有甚者，抓住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利用妇女孩子行乞讨要。”
　乞讨财富神话不存在

　　在网上言论中，很多评说小寨人的用语随意而充满调侃。从上海打工归来的小董因此“很受伤”。他在上海第一次上网搜索中知道了家乡的名声。从此，他绝少向外人提起家乡的名字。

　　这座被污名化的村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烦恼：一些生意人的诚信因此受到异样眼光的质疑，年轻人娶外乡媳妇也被媒人投以不信任的目光……

　　尽管小寨村目前仍有外出乞讨现象存在，但据中国青年报记者观察，外界对小寨村的报道，多少有夸大的成分。

　　媒体关于小寨的报道，不无猎奇的字眼。“乞丐村多见二层小洋楼”、“乞丐村乞丐坐飞机返乡”等真假难辨的细节被无限放大，甚至被制作成网络标题广泛流传。

　　在媒体和网络交织的世界中，诸如“好吃懒做”、“不知羞耻”、“假乞丐”的标签贴在了小寨人的身上。

　　2004年，有媒体报道来自甘肃岷县的流浪乞讨者，手背上刺有梅花点状刺青，网络盛传乞丐们将在成都召开“丐帮大会”。结果被证实“丐帮梅花印”之说“子虚乌有”。实际上，这仅是流行于当地的一种风俗习惯。

　　小寨已经成为了一种“品牌”，经常被冒名顶替：不少来自临近漳县、宕昌等县的行乞者，甚至有外地的乞讨者，被城市的救助站收容后，都声称自己是小寨人。

　　李康平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2009年,济南市救助站曾遣返了11个乞讨者到岷县民政局，很快，有6人失踪了。最终被证实是小寨人的仅为5人。

　　传言说，当地有人乞讨讨出50多万元的财富神话。甚至有媒体披露，“租孩子”乞讨在当地已成为一种产业……

　　在调查中，这个所谓神话的制造者石胜平，向记者否认了这个传闻。他说，自己的财富主要来自集资经营化肥生意。而“租孩子”的现象已在当地消失。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乞讨大户”李文义曾以此为生，现在，他的两个孩子就读于中寨中学，且学习成绩优异。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每当有外人和他谈论起小寨的讨要现象，37岁的年轻生意人石永茂总是愤愤不平。

　　5年前，靠敏锐捕捉到的涨价信息，出租车司机石永茂开始大量收购当归。在当归价格完成一轮从每公斤十几元到七八十元的“过山车”式疯长后，他发家致了富，盖起了街道里最漂亮的一幢米黄色建筑，开始经营百货生意。

　　他对记者说：“我敢说，这条街道的楼房都是靠勤勤恳恳的劳动盖起来的，没有一家是靠乞讨盖起来的。”

　　事实上，小寨的建筑仍以土坯房、砖瓦房为主。记者实地走访的小寨1社、虎龙村、水坪村等几个更为偏远的村庄，少见修建较为新潮的房屋，大多仍是当地多见的土坯房。媒体报道称“多见二层小洋楼”的地方，多集中在小寨2社和3社所在的集市街道两旁。

　　另外，记者了解到，随着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当地“中国当归之乡”品牌的日益扩大，不少头脑灵活的农民正依托在中药材产业链上，勤劳致富。

　　“山大沟深，民风淳朴，没有‘调皮捣蛋’（当地方言，意为不听话）的。”小寨留给驻村干部杨维科的印象并不坏。

　　记者踏访小寨村1社的当天，村里刚刚死了人，恰逢出殡，每家每户要在自家大门口烧麦草，祭奠亡灵。这个山里的村庄，仍然保持着很多地方看不见的古朴风俗。

　
一条通往小寨的宽约七八米的砂石土路，紧挨着冲刷出川都沟的河流，蜿蜒连绵5公里，随处可见刷写在墙壁之上的蓝色标语：“别跪了，站起来”。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条道路在夏季经常会被泥石流冲断。这使封闭的小寨和外界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

　　小寨村农民外出乞讨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岷县志》中冷峻地叙述道：“1960年，由于连续自然灾害和工作上的失误，发生严重饥馑，形成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

　　上世纪80年代初，小寨人尚未解决温饱，村子里出现了最早一批外出讨要的人。背井离乡的初衷，再现实不过，“庄稼不够吃，连青稞面也吃了上顿没下顿”。

　　那时，整个小寨村都面临着饥饿的威胁。据村支书杨金忠回忆，小寨那几年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天晒雨打，连年冰雹，庄稼几近绝收”。

　　这是小寨村最为艰难的岁月。在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资源的矛盾冲突中，环境承载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求生计的村民纷纷砍树、挖野药自救。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小寨的外出讨要现象渐成规模。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60户村民仅有4户没去讨要”。

　　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贫困依然困扰着这个村庄。

　　杨金忠将小寨贫穷的原因归结为“人多地少，靠天吃饭”——拥有2514亩土地的小寨村，养活着2624口人，人均占有耕地不足1亩。

　　来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09年，这个村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980元。而这一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已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

　　从严格意义上讲，被媒体称为“乞丐村”的小寨，并非指一个村庄。按照行政划分，小寨村下设12个社。2004年，全国撤乡并镇的大幕拉开。这一年年底，小寨乡被合并到中寨镇管辖。

　　5年来，来自当地政府的各种倾斜政策向小寨汇聚，试图拯救这个村庄。

　　建学校是这条救赎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为防止寒、暑假期间一些家长带领小孩外出行乞，中寨中小学的学生被要求每隔10天必须返校。每个假期，每个学生家长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一封信，教育他们告别耻辱。

　　56岁的薛合存被列为低保户后，再也没有出去乞讨过。放眼这个“老乞丐”的家，吃的面粉、炕上盖的军被、身上穿的阿迪棉衣，都来自政府的帮扶。在总共524户人家的小寨村，享受低保政策的家庭数量已超过100户。当地政府还为一些特困户提供补助资金，修缮危房。

　　长期的造血功能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据介绍，目前，小寨村正在实施“整村推进”的扶贫项目，旨在帮助小寨农民发展暖棚养植等致富方式，以增加收入。

　　尽管救赎之路仍显漫长，但45岁的虎龙小学校长郎俊文相信，“小寨的乞讨现象仅是暂时的产物，终究有一天会销声匿迹。”

　　他自称是一个“负重者”。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试图用正确的思想唤醒这些农民的子弟，“勤劳致富是根本，靠自己的双手才能改变命运”。

　　等待正名的小寨

　　
流动是人类基本的命运。不过，小寨人的这种流动总是沉重的。

　　在通往岷县的长途班车上，我开始想象小寨村的模样：封闭的、人迹罕至的、孤独的、绝望的、挣扎的。

　　刚到小寨那个下午，我多多少少有点失望：呈现在我眼前的小寨，和西部的大多数村庄相比并没有什么两样。他甚至有点诗意与热闹：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村庄，妇女们在小溪旁洗衣聊天，两幢现代化的教学楼里传来琅琅读书声。

　　但走进他们的生活，观察他们的言行，你就会发现，诗意与热闹都是表象，掩盖不了它的贫困与忧伤。

　　哲人黑格尔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小寨，我一直努力地在寻找促使这种流动的合理性。答案或许很简单，严重的地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制造了流动所需的不平衡。

　　当这种行为被大多数人效仿并上升到文化层面，就会表现出极大的惯性。小寨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既满腹委屈，又无可奈何；既民风淳朴，又道德崩溃、秩序失范。

　　而外界的过分关注，让小寨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表面上，那些刻板成见的媒体印象并没有影响到小寨的节奏，但被污名化下的村庄，其实“很受伤”。

　　不得不说，是一些媒体不够全面的报道推进了小寨村污名化的过程。当媒体将道德大棒砸向他们眼中所谓“丑”的东西时，事实上，偏见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寨村很像曾经被妖魔化的河南。污名化的过程很容易完成，而为其正名的过程却相当漫长。任何一个理性的记录者，应该理性地看到小寨的变化和当地政府做出的努力，面对卑微的生命，理当心存悲悯，而不是以猎奇者的优势心理去摧毁这个乡村的秩序。

　　在虎龙村陪我采访的村支书包来忠，再次打算向上级打辞职报告。妻子肾结石手术，先后花掉了3万多元，致使他欠下一屁股债。乡里去年特事特办，将他家列为低保户，每月领50元的补助。但这不能解决长远的问题。对于这个45岁的男人来说，打工是他唯一能还上贷款的方式。他打算年后外出打工。

　　握别时，我拥抱了这个男人。

　　离开小寨时，我花一根烟，请一个骑摩托车过路的年轻小伙儿载我出了川都口。他问我：“你感觉我们这怎么样？”

　　不等我回答，他说：“地方不好，人穷得很。待着还成。”

　　我默然。冷风嗖嗖地从我脸上像刀子一样刷过……

   南京一对情侣自驾出游遇难  打捞出水仍相拥

　　南京一对情侣元旦租车出游，疑因爆胎在安徽冲进水塘，10天后GPS才找到他们

　　昨天上午，在与南京浦口乌江镇相邻的安徽和县乌江镇境内的巢宁路上，一对年轻情侣的尸体从旁边一个小水塘中被打捞上岸。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出水时，两人仍然是双手紧紧拥抱着对方，仿佛在告诉人们，他们永生永世不忍分离，下辈子还要在一起。10天前，这对情侣租车准备到芜湖过元旦，不想出发当晚就出了事情，租来的汽车疑因爆胎失控冲进这个水塘。租赁公司根据汽车上的GPS确定了车辆失踪的地点，这对情侣才被找到。

　　悲情

　　打捞出水时小情侣紧紧相拥

　　南京浦口的乌江镇，跟安徽和县的乌江镇，仅一桥之隔。离这座桥约4公里，和县乌江镇境内有一处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小水塘，昨天上午9点多，一对小情侣从水中被打捞上岸。

　　事发现场是巢宁路96公里处，记者赶到时，这对情侣的尸体刚刚被和县警方运走。不少围观的人仍然没有散去，在议论着那令人感叹的一幕时，有人还当场落泪：当打捞尸体的渔网捞到塘底，两人的遗体被触动浮出水面时，众人发现这对青年情侣紧紧拥抱在一起，直到抬到岸上，才被人们分开。

　　“当时有四五百人在现场观看，大家都被惊呆了，两人都紧紧抱着对方，唉，太惨了。”一位目击者告诉记者，当时打捞人将两人抬上岸，把两人分开后，双方的双臂都呈“U”字形，向上伸着，就是抱着对方的手势。这一幕场景更加触动了这对青年情侣的家人，双方父母见到后更加悲痛欲绝，当场哭昏过去。

　　被捞上来的男子，穿着白色运动鞋，着黑色外套。而女子扮相靓丽，一条健美裤配上一件裘皮外套，再加一双高帮皮靴。可以想见，这对情侣生前是多么幸福，而他们的青春和靓丽，更增添了这起不幸事件的悲剧性，围观的不少老人都唉声叹气，有的还当场流下了同情的泪水。很快，两人的尸体被和县警方运走。

　　据介绍，死亡男子小马，今年21岁，长得人高马大的，为浦口乌江镇人，因家中开有一个建材店，随父母打理生意。他相处了一年多女朋友小方，是一位漂亮的20岁女孩，在浦口珠江镇上班，其父母为当地一供电部门的职工。两个如花的生命，在失踪10天后被发现惨死，令其家人无法接受。

　　经过

　　元旦租车出游，失踪7天才察觉

　　小马的堂哥告诉记者，去年12月31日，小马坐他的便车到珠江镇，说是要去镇上租车带女朋友去外地过元旦。后来他看到小马租了一辆银灰色的现代轿车，接上女朋友后，两人准备驱车到芜湖过元旦。“跟很多年轻人一样，小马也喜欢玩，此前也多次带着女朋友到外地玩过，从来没有出过事。”这位堂哥伤心地说。

　　“就在小马离家7天后，珠江镇上的一家汽车租赁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说是小马租车过了期限后玩起了失踪，联系不上。”小马的堂哥告诉记者，租赁的汽车原本是1月3日到期，但到期后租赁公司无法联系上小马，因为有押金，租赁公司等了几天，还是联系不上。后调出GPS来，发现这辆车已消失了，立即通过地址找上门来。

　　这时，家人才想起来，小马离家后就一直没有消息。而此前，因为生意的原因，他经常外出十天八天的，家人早已习惯了。此次带女朋友出去玩，多玩几天，也应该没有什么事的，所以家人一直也没有着急。现在汽车租赁公司找上门来，他们也觉得有些异常了，但是还没有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他们立即拨打小马的电话，还有他女朋友的电话，但一直是关机。而到电信部门调出小马的手机通话清单，发现自去年12月31日晚上9点03分通过最后一个电话后，手机就再也没有其它通话记录。

　　这时候家人紧张起来，“当时还怀疑小马是不是被人害了，家人吓得不轻。”堂哥称，小马是家中独子，家人四处寻找，并联系了小马所有的亲戚朋友，但都没有他的消息。同样，女朋友小方也是人间蒸发。

　　小马是去年12月31日晚上开车载着女友往芜湖方向去的，途中要经过巢宁路上的安徽乌江收费站，调出的监控显示，小马驾驶的牌号为“259”的现代轿车，于晚上9点35分过了收费站，此后，就再无消息。

　　寻找

　　靠GPS找出车辆在巢宁公路附近

　　参与打捞的工人告诉记者，前一天打捞出来小马租的轿车，就是靠车上的GPS定位系统起的作用。否则，那还真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呢。

　　小马的堂哥告诉记者，当时汽车租赁公司的人也帮助寻找小马，并调出了GPS定位系统记录，显示在去年12月31日晚上9点58分左右，信号消失。按照记录，小马9点35分出收费站，后在一处停留了十多分钟，然后继续前行，约十余分钟后，即失去踪迹。

　　在跟踪GPS记录寻找的过程中，租赁公司和马家人发现小马停留的地方是一处超市，而超市的监控也显示，小马和女朋友进超市购买东西及离开，前后用了13分钟。然后前行一段后，就是巢宁公路，道路呈直线，也未见发生车祸的报警及相关案情。

　　经过技术勘定，信号最终消失的大致位置位于巢宁公路96公里处。此处马路左侧有个小水塘，怀疑小车可能冲入水塘中。前天上午，马家人组织了人前来试探性摸底打捞。

　　“先是用鱼叉，后又用吸铁石，探定了水塘底部有轿车类的东西。”后来，安徽和县警方打捞出小马租赁的现代轿车，轿车左右前门大开，前挡风玻璃破碎，前轮有一只轮子没有气，但车里空无一人。

　　目击者称，警方仔细搜查了车里，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车上也没有砸痕，后备车厢也没有异样。昨天上午，警方及其家人持续打捞，9点40左右，终于将两人的尸体打捞起来。

　　原因

　　可能是爆胎造成车辆失控

　　记者在现场看到，出事的小水塘位于巢宁路一侧，水深3至4米。按小马的行驶线路，该水塘所处的位置，位于往芜湖方向的反道一侧。

　　“也就是说，他将车开到反道，并一头冲进水塘中，在这样的道路上，有些不可思议。”一位勘察现场的和县交警觉得有些疑惑，因为事发时，并没有交通事故的报告。而记者看到，该处路段略有一点不易觉察的小弯外，几乎是呈直线延伸，只不过，道路有些坑坑洼洼。

　　“这样的坑洼，对于具有良好防震性能的机动车来说，基本构不成威胁。”现场观看的一名司机对记者说，何况他是租来的车，可用一跃而过来形容。即使小马爱惜车，至多避路坑而开到反道上，不至于横起来开到水塘里。现在唯一可以解释的是，爆胎导致车辆失控，冲过反道跌入水塘中。

　　记者从小马家人处获悉，小马取得驾照有1年多的时间，平常开车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租来的车，性能和车况都不太熟悉，有时会导致操作上存在一些生疏，遇到突发情况时，无法应付。”围观的一位老年司机这样给记者分析道。

　　目前，安徽和县当地的警方正在对此事故做进一步调查。

13岁神童大学生活不如意  入校一年成绩全班倒数

核心提示
　　一年前，大方县兴隆乡狮子村13岁的廖崴，以563分的成绩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廖崴就读的专业是理学院化学系。在他刚刚领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母子俩却开始为学费犯愁。2009年8月10日，本报率先报道廖崴和母亲来贵阳筹集学费一事后，不少热心人士向母子俩伸出援手。之后，廖崴在各界人士以及中国农大的帮助下，顺利入学。

　　一年后，廖崴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到底是怎样的？本报记者于2009年12月中旬前往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了采访。然而，廖崴在中国农大的景况，似乎并不如大多数人想象中那么乐观。

　　打击

　　父亲再问他失败的原因时，廖崴流着泪说，都是因为自己贪玩。

　　爸爸，我拒绝接受采访。

　　2009年12月12日上午，就在本报记者抵达中国农业大学，并与廖崴的父亲廖清义约好采访时，廖崴在食堂里对父亲说，他不想再接受采访。之后的几天里，他一直没有露面。

　　事情的起因，缘于2009年的期中考试。

　　在这次期末考试中，他的无机化学只考了33分，位列全班倒数第一。这样的成绩，让这位被之前的媒体广泛称为“神童”的13岁孩子，显然受到了少有的打击。“在之前，他很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父亲廖清义说。

　　班主任杜凤沛老师说，在全年级120名学生中，廖崴的成绩并不好，一直处于倒数20名的群体中。2009年9月3日，廖崴参加了学校的英语分班考试。

　　“刚进校时，新生都要进行英语考试，并通过这次考试的成绩来进行英语科目的分班。结果，廖崴的分数是全年级倒数第一名。”

　　杜凤沛说，他们第一学期主要的课程有高等数学和无机化学等科目。他很担心，如果廖崴的考试挂科，并达到25个学分，他将会被学校按规定勒令退学。

　　父亲在知道他的无机化学成绩后，去了廖崴所在的3号公寓寝室，并让廖崴猜测自己到他寝室去的原因。廖崴说，因为他的考试失败了。父亲再问他失败的原因时，廖崴流着泪说，都是因为自己贪玩。

　　随后，他打开自己的储物柜，取出那台笔记本电脑，递给了父亲，让父亲负责保管。在此之前，他一直喜欢用这台电脑玩游戏。“我故意不阻止他玩电脑的，是想让他因过度贪玩，并导致成绩落后而受到刺激后，自己自觉不玩电脑了。”廖清义说。

　　这次，廖清义的目的实现了。

　陪读

　　廖崴一见到农大校长柯炳生，就一边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一边说道：“幸会，幸会！”

　　刚刚进入中国农业大学，13岁的廖崴就引来一片关注的目光。

　　2009年9月2日，他穿着墨绿色的短裤和迷彩凉鞋，在父母的陪伴下到学校报到。

　　不少人至今还记得当天的情景：在农大的新生报到现场，这个身高只有1.41米，体重34公斤的小男孩儿格外显眼。在农大主楼，廖崴一见到农大校长柯炳生，就一边伸出手去和他握手，一边说道：“幸会，幸会！”。柯炳生乐了，一下子把廖崴抱了起来合影，并问他：“为什么报考农大？”廖崴一点也不怯场，大声回答：“因为农大好呗！”

　　在当天的报到现场，廖崴告诉北京的媒体，他的理想是当科学家。他计划2年修完农大学分，然后考硕士研究生，然后再用2年时间读博士，用3年时间读博士后。

　　因为廖崴年龄太小的特殊情况，中国农大安排父亲廖清义在学校教学楼值班，便于他边工作边照顾孩子。妈妈郝家琼将继续在南京打工维持家用。

　　北京一家媒体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他年纪太小了，生活上不太会照顾自己……”

　　说到儿子，廖妈妈很不放心地哭了。看到妈妈流泪，廖崴就跟妈妈开玩笑地说：“你哭什么啊！这样很丢我的脸哎！”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在中国农大，学校免去了他第一年的所有学杂费。

　　38岁的廖清义告诉本报，他每个月上15天班，每天工作时间是12小时，工作并不怎么劳累。每个月，学校会支付他900元左右的薪水。此外，学校还给他提供了食宿。吃饭在学校食堂，住处则是一个四个人住的宿舍，离儿子的3号学生公寓楼仅相隔一个足球场。

　　廖清义很满意现在的陪读条件。他每个月需要从工资中取出600元来支付廖崴的所有日常开销，并略有积蓄。来北京半年多，他陪儿子去了天安门、故宫和长城等地。

　　每个星期，他会去儿子的寝室里看看他，或是儿子直接穿过足球场，去他的住处。“我现在就是想尽量让他独立，并不时刻都在他身边。”廖清义说。

　　 顽童

　　“进了大学后，不用天天监视他了，让他自己慢慢去把握吧。”

　　很少有一位大学生，会像小学5-6年级的学生一样在课堂上嬉闹。

　　但廖崴却恰恰是这样一位大学生。这位在班主任杜凤沛老师眼里的孩子，“上课总不听话，态度不认真，老是爱在课堂上嘻嘻哈哈的。”

　　杜凤沛老师说，廖崴在情商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而智商方面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这位在大多数老师眼里“聪明、接受能力强、反应快、理解能力强”的大学生，却有着另外的一面“提问题的时候，看上去很懂，有时候似懂非懂。上课时，偶尔还会突然跑出教室去。”

　　“浮躁。”这是班主任杜凤沛总结的廖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农业大学的3号学生公寓寝室里，和廖崴住在一起的有6位同班同学，年龄均在18-19岁。离他老家最近的，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室长。在室友们的印象里，这位13岁的室友很调皮，老喜欢给别人取外号。之外，身高1.4米的廖崴，还喜欢跟一位来自东北身高约1.8米的室友嬉闹。几乎所有室友都知道，廖崴最喜欢看动画片《火影忍者》。平时，廖崴还喜欢在校园里和同学打羽毛球。

　　刚进大学，廖崴就参加了学校的武术协会。在这个协会里，他主要是在操场上跟协会里的其他成员学习一些最基本的武术套路。父亲廖清义至今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这个协会里做了些什么。“进了大学后，不用天天监视他了，让他自己慢慢去把握吧。”

　　和寝室里其他几位室友一样，廖崴也喜欢玩电脑。刚开始，廖清义的劝说，始终让儿子无动于衷。最后，他不再管儿子了。他想等儿子因过度玩电脑，而让成绩一落千丈并受到刺激后，自己自觉不玩电脑。

　　廖清义的方法果然奏效。期中考试后，廖崴的无机化学只考了33分，名列班上倒数第一名。之后，他果然将笔记本电脑主动交给父亲代为保管。

　　忧虑

　　“在生活上，我们要求寝室里的其他室友对他尽量照顾。但在学习方面，必须要和其他大学生的要求一样，不能降低。如果处处都搞特殊，那将来走上社会后，谁让他呢？”

　　翻开廖崴那本高中毕业留言册，他的同班同学给他的留言里充满了溢美之辞。在这些留言里，我们发现，他被不少“天才，神童”之类的词语所定义和修饰。

　　班主任杜凤沛说，廖崴浮躁的心态，在于之前被大家捧得太高。“在生活上，我们要求寝室里的其他室友对他尽量照顾。但在学习方面，必须要和其他大学生的要求一样，不能降低。如果处处都搞特殊，那将来走上社会后，谁让他呢？”

　　与杜凤沛的忧虑相反的是，父亲廖清义却对廖崴的未来充满了乐观。

　　廖清义说，他像儿子这般年龄时，“还在读初中，啥都不懂。”和自己相比，儿子比他当年要强得多。当年，他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好多为人处世方面的事情都处理不好，至少在这方面，儿子就要比他强得多。

　　在接受采访时，廖清义一直在强调，对儿子的教育和管理，要采取引导的方式，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采取一种粗暴的方式进行教育。

　　事实上，杜凤沛老师的忧虑并非毫无来由。

　　他说，北京的一些大学曾开办过不少“少年班”，但部分“少年班”的成才率仅为20%。在任何一个“少年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这些孩子的自信心与自尊心都特别强。少年班的特殊性，一方面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但竞争也可能产生非理智的言行，有些孩子一时成为“落伍者”，就很可能会沮丧、嫉妒，可能对他人和集体产生排斥心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也曾办过“少年班”。

　　在这个班上，昔日大名鼎鼎的“神童”宁铂如今出家为僧、干政“自我封闭”、谢彦波“有心理问题”的“不幸”命运。这所大学的学生处副处长孔燕曾分析说，由于早年对“神童”的高频率宣传，对一些少年班毕业生造成了过多的心理压力，以至于对他们后来的人生路产生了消极影响。

　　“我们不要对廖崴抱太多的希望，一切都还要看他未来三年多的努力。也不能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压力过大，对他也是一种伤害，需要循序渐进地引导。”杜凤沛说。

　　中国农业大学网络新闻编辑部主任陈卫国告诉本报，在廖崴进入中国农业大学之前，也曾有一位13岁的孩子考入中国农业大学。“这个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很强，没有任何亲人来陪读，现在他已经是校学生会一个部门的部长了。”

　　陈卫国相信，只要能及时引导，廖崴的未来仍然是很乐观的。

　　廖清义也认为，如果从今开始，儿子不再贪玩，那他完全可以按照预期设计那样，顺利毕业，并考取研究生和博士等。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在中国农大的寝室和学校网吧里，本报记者与廖清义都没有找到廖崴。室友和父亲推测，廖崴可能去图书馆看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