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是高志强被人捅伤了“肾”，倒不如说是包工头撞了农民工维权制度的“腰”。如果制度的“腰杆子”挺不起来，悲剧何时休，我们只能靠祈祷。

　　

　　1月9日，在北京打工的高志强向老板讨要70元工钱未果后，选择了报警。此举惹怒了包工头，于是，高志强被老板派来的人捅了一刀，右侧肾脏主要血管破裂，肾脏被切除。

　　表面看，该农民工只因索要70元工钱而丢掉一个肾的讨薪成本似乎太高。实际上，这出悲剧的背后何尝不是农民工讨薪难的另一种写照呢？这些年，通过社会力量的不断努力，曾经让农民工讨薪难的现实得到了一线转机，但依然纠缠于制度框架的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问题，总是在雾里看花中继续着无语的重复。

　　对比以往很多农民工不知道如何维权以及维什么权，高志强至少在包工头不愿意拿钱的时候，懂得了要通过报警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农民工意识的变化，原本应该是我国农民工维权保障体系的一个积极信号，只是，在需要多方构建的权益保障体系中，光有农民工维权意识的进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事实上，高志强等人跟这个包工头有过8个小时的合作，而且非常愉快。可当包工头希望晚上一起结账时，依然被高志强等人拒绝了。这无疑说明，在很多农民工的潜意识中，包工头的信誉值已经低到极点。有媒体统计，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诸多企业相继出现“用工荒”现象，其中企业在用工规范上的不足，也是诸多农民工保持谨慎选择的理由之一。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保障用工企业的信誉和诚信价值，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主体。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对于企业稳定，是一种保障。同时，用工单位的诚信得到认可，不但有利于企业内部管理，对企业塑造良好的外部形象也是一个推动。

　　如何将农民工与用工群体从讨薪的对立面中解脱出来，发挥各自的优势，已成为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重点。客观地讲，这些年，很多地方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一方面通过建立维权中心、设置工会等方式帮助农民工讨薪；另一方面，也在联合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对企业用工进行规范。

　　但从高志强被刺一事上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建立的维权中心以及对于企业的监管依然无法形成常态。农民工在出现讨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110，而不是一些政府大力倡导的维权中心服务热线，这就足以说明，很多维权组织根本没有成为农民工的主心骨。

　　与其说是高志强被人捅伤了“肾”，倒不如说是包工头撞了农民工维权制度的“腰”。如果制度的“腰杆子”挺不起来，悲剧何时休，我们只能靠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