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离开我们一年多了，他曾以一本《丑陋的中国人》震惊海内外。实际上，在10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中，言说国人丑陋的并非柏杨先生一人，他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他属于集大成者之一。关于国人中某些国民性问题，中外政治家，特别是文学、历史、哲学、教育、科技、经济、宗教界多位名家都多少有与柏杨先生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其中洋人中的“中国通”们关于国人丑陋的观感值得我们深思。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认为，千年皇权专制体制导致的官僚主义流弊甚深，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等级观念、顺民意识，自私保守，习惯人治，迷信天命，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思维，手脑分家，散漫，缺乏公民意识。费正清指出，2000多年来，孔孟之道主导地位造成的思想惯性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热衷于琢磨人，不善于琢磨事，治学一直以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而不是研究人如何征服自然，这种思维定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情，易走极端，好赌博，重刑罚，财迷心窍，迷信鬼神，表面上傲慢自大，实际上处世谨小慎微，处人胆小怕事，遇事软弱无力。另外，中国人（小市民）很“商业性”，富于心计，聪明伶俐，投机钻营，功利，圆滑，狡诈，小商贩的商业欺诈比较普遍，但大商号比较讲信用。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曾认为，中国人“无为”容易变为消极地服从，保守容易变为习故安常，变为恐惧及不喜变化，最严重的问题是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蔑视个人权利。

　　英国伦敦来华传教士麦华陀认为，中国人逆来顺受，生命力顽强，重名誉，但中国人刑罚残酷，虐待囚犯，平心静气地用极端方式对犯人处以体罚和死刑。

　　美国传教士史密斯认为，中国人粉饰虚伪，假意殷勤，遇事投机，奴颜婢膝，顺而不从，不求正确，有私无公，无恻隐之心，言而无信，尔虞我诈，死爱面子活受罪；中国人活易死难，耐性好但麻木，知足但保守，顽固坚持过去的风俗习惯，喜欢走老路，感觉按老规矩做事保险；中国人盲目排外，傲视外国人，不注意卫生、通风和生理学；中国知识阶层不注意多神论、泛神论与无神论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对人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谛置若罔闻。

　　德国地质学家利希霍芬认为，尔虞我诈的官场使身处其中的中国人老奸巨猾，利欲之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属性，讨论钱财、算计“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中国人对外国人既有好奇心，又存在极大的偏见。中国读书人动作迟钝，行动迟缓，爱面子，不务实，知足但墨守成规，重视家庭和祖先但漠视公共事务，普遍地存在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利希霍芬先后7次来中国考察，著书评说中国19省人的性格优劣，其中说到的毛病与时下的说法相近。

　　外国人劳德撰文指出，中国人的行为充满了矛盾，爱面子，爱排场，却不讲卫生，即使是上流社会中人，随地吐痰，随便擤鼻涕。中国人（衙役）讲仁义道德但滥施酷刑，刑讯逼供，手段残忍，官员讲礼义廉耻但贪污腐化、功利主义，迟钝，好色，软弱涣散，不守纪律。普通人幼稚又敏锐，狭隘且轻信，迷信且怀疑，敏感但缺乏科学好奇心，斤斤计较但做事不精确，经常习惯与旧习惯和经验妥协。

　　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散文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撰文指出，中国人忍耐但善于消极抵抗，艰苦且善于享乐，多灾难但善笑，贪婪且爱面子，怯懦且缺乏同情心，骚动且平和，极端且善于调和。

　　20世纪初，来中国考察的法国军医勒津德在他的调查报告中说，中国人创造能力薄弱，反应能力贫弱，缺乏先见之明，感觉迟钝麻木，注意力分散，缺乏肉体活动力，忽视推理能力，缺乏进取精神和科学好奇心，自负，利己，无情，报复心强，缺少抱负，迷信，无信仰，食言且伪瞒，言不由衷，顺从且没有主体意识。

　　日本学者大谷孝太郎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矛盾性有深刻认识，他的研究结论是，中国人尊大且脆弱，亲切（对熟人）又残忍（对陌生人），轻信且怀疑，日常节俭遇事却铺张浪费，孤独却喜欢群居，拉帮结派却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利欲强且好面子，在苦恼中残喘却对之微笑，常识的、实际的想法与理想的、想象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柏杨先生对自家人的毛病归纳为：脏、乱、吵、假、大、空、嫉妒、自私、狭隘、猜忌、不团结、窝里斗、走极端、自我膨胀、消极盲从、因循守旧、不懂反省、一盘散沙、两副嘴脸、膝盖酥软、官性侵蚀人性、仁政其表暴政其里、“酱缸”文化腐蚀人心。

　　老外说的虽有中西方文化视角差异、信息量和个人认识局限，但我们回头看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至少说准了某些方面特征。柏杨先生的言论虽然很激烈，但也最全面。柏杨先生走了，但我们的精神疾病尚未痊愈。特别是假、大、空、多疑、嫉妒、势利、狭隘、守旧、内耗等，我们都曾切身感受其苦。虽然说历史在进步，国人也在社会发展中纠正着某些国民性格中的缺陷。但是，回看这些批评依然使人警觉,自我批评使人进步;世上无柏杨，国人当自省，树立“礼仪之邦”大国之形象。

　　本栏插图 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