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在小组讨论中谈了8个方面的官场歪风,其中“官场讲真话越来越难”尤其引起了会场内外的共鸣。有记者就此走访了近20名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请他们发表看法,结果绝大多数代表认为讲真话其实并不难,亦有代表认为并不存在难不难的问题。在我看来,难不难的判断是次要的,因为“讲真话”存在层次问题。

　　“讲真话”可以分出哪些层次呢?南宋大儒朱熹说他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不少都是“能言鹦鹉”,让说什么就说什么,“及至做来,只是不仁不义”。既然是鹦鹉学舌,那么让他学真话,他讲的就是真话；让他学假话,他讲的就是假话。碰巧学说的是真话,因为侥幸,该是“讲真话”最低的一个层次。另一个层次呢?该是讲那些空空荡荡、言之无物的话,这些话尽管可能是废话,往往却也是真话。官员的身份地位尽管不同,但不妨碍讲,哼哼哈哈,让人昏昏欲睡；有的干脆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乃至为了取悦,大讲特讲,夸夸其谈。再一个层次呢?如中央有“庐山会议”上为百姓“鼓咙胡”的彭德怀,民间有对三门峡大坝、三峡大坝独投反对票的水利专家黄万里那种。他们这种“讲真话”很需要勇气,因为他们所讲的问题绝非“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而是众人都能预见讲了的可能后果,而他们纷纷扮成“缩头乌龟”!

　　说到“讲真话”,绕不开前几年去世的巴金先生,这该是他最显著的人格特征。巴金先生的“讲真话”,与上面罗列出的这几个层次又有极大不同。没有外力施加让其讲真话,他作为一个良心尚存的知识分子面对所经历的过去,勇于发自内心进行道德忏悔,是一种纯粹出自救赎意识的自我拷问,如同卢梭在《忏悔录》中所说的:“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那么,这样的“讲真话”,当是目前我们所能够公开看到的最高层次。

　　回到张维庆委员所说的官场上,讲真话难不难的问题,涉及的正是哪个层次的问题。说不难的,往往是指本人开列的前两个层次的真话；而度张委员的语意,他所指的该是后面两个层次的真话。难与不难所以引起争论,全在于对真话层次理解的不同,对接不上,至于演变成了鸡同鸭讲。张委员“从当副省长起,做高官已经20多年”,他“觉得讲真话越来越难”,岂可因轻飘飘的“不难”回应而漠视之?

　　（据《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