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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3 月 15 日 星期    【打印】  
岁月留痕
咀嚼二月二
晓敏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囤流。”

  第一次听姑婆说这首童谣,是1961年的二月二。我刚满6岁,跟着一遍一遍地唱,却不明白含义。长大以后才懂得这是老百姓对上苍的祈愿,盼望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国泰民安啊!

  头一年秋天,母亲给我添了个弟弟,需要找一个带他的人。外公对母亲说:“让你大姑去吧,她给你照看照看家,你也救救她娘俩的命,孤儿寡母待在农村会饿死的。”就这样,姑婆和大我6岁的小姨来到了我们家,把长年全托在行署幼儿园的我接了回来。

  饥饿时常让我的小肚子唱洋戏,至今还记得在幼儿园厕所的墙皮上,抠麦秸捻子里的麦粒儿。记忆中,一日三餐喝的是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菜糊糊,吃的是稻谷糠花卷儿馍,黑多白少,白面皮儿薄得像层纸,惹得我和小姨争着去揭。姑婆怕我人小熬不过整晌儿,做饭的时候把锅里的菜先捞出来一点儿,撒点盐拌拌给我吃。

  二月二到了,家里没有玉米黄豆或者大绿豆做油豆给我吃。街上卖大绿豆的拨浪鼓摇得脆响,我像没有听见一样,因为我从来没让大人给买过,也不知道是啥滋味。记得弟弟会吃的时候,姑婆每次只买一分钱的,也就一小调羹。那天,姑婆叫住㧟柳条小篮儿的人,张口要买五分钱的。卖大绿豆的从怀里掏出一本旧书,撕下一页折成个三角袋子,一勺一勺,一共挖了五勺,然后拿起一只小竹筒,细碎的椒盐从竹筒头上的六个小眼儿里漏出来。快点吧,我的口水差一点就流出来了。姑婆把那豆子倒进一个小碗里说:“二月二是大年的小尾巴,吃了油豆就该度春荒了,年好过,月难熬啊!”

  我哪里知道什么度春荒,一颗一颗地数着那滚圆的大绿豆,半天才舍得往嘴里送一粒,细细地咀嚼,满嘴那叫香啊!我仰着脸问姑婆:“以后能天天吃大绿豆吗?”姑婆用指头戳着我的小鼻子说:“天天吃?败家子儿啊!三年不煮豆,盖个瓦门楼呢。”我不懂什么瓦门楼,只记得那一天母亲一粒没吃,姑婆也一粒没尝。我一直以为她们都在为那只丢失的猪舌头生气呢。

  母亲的同事、地区拖拉机站的站长,从老家带回来一个生的猪舌头,二月二早晨,拿来让姑婆给煮。母亲中午一下班,就催着姑婆赶紧给人家送过去。坏了,姑婆上下左右死活也找不见,去买大绿豆前,才将猪舌头从锅里捞出来晾在案板上。母亲也急了,一遍又一遍地追问我偷吃了没有,真冤枉死我了!可是找不着怎么办,咋个交待呢?出去买也买不来啊。姑婆把桌子柜子床底下的耗子洞都掏了,没有踪影。在那没有吃的年月,人饥耗子也饿啊,一天竟咬破了我弟弟的手指头,把全家人都吓死了。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该扒的地方都扒了,连猪舌头的味儿都闻不着,姑婆急得掉了眼泪。最后还是母亲在煤渣洞下面的老鼠洞口发现了,但已经被啃得豁豁牙牙。这怎么给人家送啊,母亲直犯愁。姑婆破涕为笑,拿过去用清水洗了,削掉老鼠啃的牙印,之后片成薄片,多切了半碗葱花,用蒜泥调了,颠着小脚给端了过去。她对站长说:“你一个人没有锅灶,也没得调料,我干脆给你拌好了。”站长不知内情,千恩万谢,非要姑婆留一点给我吃呢。

  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猪舌头的故事在二月二每每讲起,我一直记在心底。到了我插队的1975年,故事又添了新内容。

  我和先生下乡的地方是个贫穷的山沟,一个劳动日只有5分钱。穷则思变,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那年冬天,全大队的劳力集中到河床上改滩造田,红薯冻到田里也来不及刨。知青们跟社员一样吃住在工地,每顿一大碗煮着干红薯叶的红薯面粥,黑乎乎就像熬的柏油;冻红薯磨碎掺上黑面蒸的饼子,像刚刚拉下来的牛粪。那饭啊,没有脱胎换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坚定信念支撑着,是根本咽不下去的。身为大队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妇联副主任的我,顿顿都是捏着鼻子在人前硬装啊!

  那一年的二月二,我当时的同学战友、现在的先生发了高烧,被送回知青点休息,晌午下了工我就跑回去看他。我们当时的口粮由生产队保管,一月一领,上了工地就交到大队了。厨房里米光面净,油无一滴,菜没一根,唯一能吃的就是几块冻红薯。我挑了几块好一点的蒸了干锅红薯。唉,好赖总得弄口咸水冲冲啊。有了!我跑到房东的屋后揪了一把他偷偷种的蒜苗和菠菜。那个年代,房前屋后种瓜种豆也被称为资本主义尾巴,被人告发了是要挨批斗的。看着没一点儿油星的绿菜汤,我顺手抓起窗台上的空油瓶,想涮点儿油星星。谁知冷瓶子遇热水,“啪”地一声炸了,左手小拇指被划了道口子,就那我也没舍得松开,任鲜血合着涮瓶子的水流进锅里,看着漂起一层油花花。

  恰在这个时候,生产队会计的媳妇抱着孩子走进来,红了眼圈。她左手从狗撵兔(农村妇女怕一面穿的裤子屁股早早磨烂,便将裤子裁剪成四片一样大,两面换着穿,口袋两边插,称作狗撵兔。)的裤子前口袋里掏出一包用写满字的作业纸包着的油豆,还有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然后把孩子换到左怀,用右手从后口袋里摸出一把孩子吃的小饼干。怀里的孩子看见吃的,舞动着两手直嚷嚷。她一边用巴掌打着孩子的小手,一边往外走着说:“今儿二月二,龙抬头,多少是点儿心意,好歹应应节气吧。”

  我俩都没有说一句话,看着会计的媳妇走出了模糊的视线。我把那只鸡蛋仔细地剥了皮儿,丢进他的汤碗里。他夹起来搁到我碗里,说自己在家里休息,我在工地干活累。我说他发着烧,命令他必须吃下去。一来二去惹他发了火,呼啦一下将碗扔到院子里,那只雪白的煮鸡蛋骨碌碌滚出去好远。这是我们相识近四十年来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摔东西。

  我和他都流泪了。我小心地走过去,将鸡蛋慢慢地捡起来,洗去上面的灰土,切成两半,相互填到对方的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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