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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发展出了不同类型的财富家族。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国财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不断消解,甚至销声匿迹,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一批“新富家族”迅速崛起,引人注目。
2009年10月,美林全球财富管理与凯捷顾问公司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有36.4万名百万美元富翁,富豪总数已经超越英国,居全球第四位。
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3000个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亿元,平均财富值5.654亿元。进入总榜单的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21057亿元,平均财富值2亿元。
人民论坛调查表明,“新富家族”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获得了公众肯定,引起公众反感的是某些“新富家族”的发家方式以及获得财富后的一些行为。对于“新富家族”,人们最大的忧虑是如何实现与“公权力”的切割。
毋庸讳言的是,迅速崛起的“新富家族”对当前中国的发展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面对这一新兴力量,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引导得好,将给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活力;导入歧途,“新富家族”则可能演变成“权贵资本主义”,害人害己,误国误民。
因此,面对“新富家族”的崛起,对普通公众而言,需要具有理性思维,正确认识;对于执政者而言,需要具有战略思维,科学应对,防止权钱联姻。
经过改革至今的沉淀,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些知名的新富家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扫荡而平的家族势力,又重新建立。一个消逝了数十年的家族群落,亦重新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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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豪家族的三大来源
考究新时代的商人家族,与传统的商人家族相比,已经更为多元,而其来源,亦更为丰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来源。
其一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广东商人。
其特点是,白手起家,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靠发展制造业,一步一步在激烈竞争中壮大,最后经十年乃至几十年的浸润,造就财富家族。
在浙商中,茅氏商业家族,其崛起历程,可谓最为典型。茅理翔最初以生产打火机起家,后来,其子茅忠群开始进军厨具行业,最后成为行业龙头;其女儿女婿则成为外协厂商,另起炉灶,共同形成一个商人大家族。
在广东商人中,卢氏兄弟历十多年奋斗,遂造就万和在热水器行业的国内龙头地位,成就了兄弟型的商人大家族。而在内地,四川希望集团的刘永好几兄弟,也有类似创业经历,不同的是,刘氏兄弟后来分家,开枝散叶,形成了泛商业家族。
这类商人,多集中在竞争性产业领域,其从事的行业,多为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行业。
其二为体制内起步,以商人终结,或者本身亦官亦商,头顶红帽。
最典型的为苏南商人。这种商人家族的特点是,其创始人最开始在体制内谋得执掌一家企业的机会,后来通过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的实际掌控人。
在今年的中国企业500强中,沙钢成为民营企业中的龙头。“钢铁沙皇”沈文荣亦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钢铁行业首富。20年前,沈文荣从老厂长手中接过沙钢的厂长职位,沙钢羽翼丰满的时候,通过改制,沈文荣就此成为仅次于政府的第二大股东,后来,又通过受让政府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
同时,沈文荣兼有官方职位,他多次当选张家港市政协主席等职,这种体制内的身份,对其在企业创业与个人造富方面,多有帮助。
改制最为典型的,在中国大陆当数TCL的李东生。李本为惠州市政府委派到企业的体制内管理人员,通过增量式改革,最后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李亦成为内陆巨富。而在青岛,汪海也通过改制,终于从体制内的经营者,转变为独立的商人。
其三为红色家族。这种类型的商人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基础,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
从地域分布来说,中国的商人家族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以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为多。从行业上说,最大的富豪,多从事地产行业。在胡润百富榜中,十大富豪中有多人从事地产行业,比例惊人。
在国外,富豪家族一般呈现几个特点,一是草根商人占绝大多数,二是在竞争性领域的商人家族占大多数。对比这两个领域,中国商人家族的构成,存在很多隐忧。近年来日益被诟病的权力资本,权钱的联姻,为中国商人家族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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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家族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在中国事实上形成的新富家族,在未来,其产生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
在发达的商业国家,商人家族能够持续三代的,非常少见。目前,福特家族已至第四代,已经算是美国商业家族中非常久远的了,而其从创始人到福特四世,不过100年。由于信奉比较完全的市场经济,这些国家的商人家族,往往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保持几代非常困难,往往是到了第二代即开始衰落。
相反,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由于商人与政治人物的普遍关联,商人家族传承更为久远,韩国的三星集团,已到了第三世,日本的三菱、住友,更是数世传承。中国未来的商业家族,很有可能如日韩。
拥有政治背景的豪门大族,其家族传承比一般商业家族更久远。由于商业是一种实利的交易,无形资产不一定可以转换为资源,但是政治影响却不随着当事人的生命终结而结束,上一代人物的影响力和人脉,往往会对下一代的成长起到助推作用。所以,政要豪门从上一代获得的庇荫,往往比商人家族多。
日本和韩国的商业豪门,在近几年中,频频出现危机,足可为中国新富家族借鉴。现代集团的崛起,离不开政治势力的扶持,但是,“政治献金”事件,也正是由于介入政治过深引起。
在日本亦如此,很多明治时代依靠政府崛起的企业,在上世纪50年代麦克阿瑟主导的市场化、世俗化的改革中,成为被清理的对象。而本次被称为“新时代首相”的鸠山,其使命之一,就是铲除政商铁三角。
商业豪门的存在,还会造就某种意义上的不公,使普通公民创造财富的途径越来越狭窄。
先天的出身差异,则必然造成人生成就的差异。出身豪门家族,在人生的起点上,就赢了第一步。起码在创业的资金充裕方面,远比一般人具有优势,获得的提拔和关照也多过常人。小超人李泽楷在电讯盈科危机重重的时候,也可以靠其父李嘉诚在背后买单安然度过危机。而多数无背景的企业家,资金一出问题只有死掉。
特别是在一些需要大资产及政策扶持的特殊行业,有政治背景的大家族,更是占尽先天优势,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其实也是一种不公平,有无政治背景,而非有无经营才能,成为进入某些领域的衡量标准,客观上阻挡了大众创造财富的机会。
在国外,防止商业大族的事实上的世袭与垄断,主要有两大途径,其一是高额的遗产税,如果继承人没有足够的经营才华,巨额的遗产税,会使家族财富呈现代际递减趋势,客观上将财富分流给大众。其二,是限制政治与商业的结盟。如很多国家规定,官员担任了一定层级的政治职务之后,其家族成员就不得再从事相关商业活动。
在未来,要防止中国形成事实上的家族势力垄断,以上两大方法,足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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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中国新富家族
被人称道的新富家族
希望集团刘氏家族
改革开放初期,陈育新(刘永美)、刘永言、刘永行、刘永好四兄弟以常人难有的勇气脱下“公服”,当起了专业户。刘氏兄弟四人卖掉手表、自行车,一共凑齐发家资本1000元,成为农村改革后第一批养殖专业户。1992年对刘氏兄弟来说意义重大。刘氏兄弟的产业出现第一次分化:老大刘永言向高科技领域进军;老三陈育新负责现有产业运转,并且开拓房地产;老四刘永好跟随二哥到各地发展分公司,建饲料场。刘永好个人财富已达到290亿,近年来在“胡润百富榜”一直名列前茅。
比亚迪王传福
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从26岁的国家级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到饮誉全球的“电池大王”,王传福,这位年仅37岁的商界奇才用自己的智慧、干练和汗水书写了青年创业的神话。1987年王传福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同年进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攻读硕士,1990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95年辞职,创办比亚迪公司。短短几年时间,比亚迪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二的充电电池制造商,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2009年,他以350亿元个人财富名列“胡润百富榜”首位。
新华都实业陈发树
儿时的陈发树家境贫寒,甚至小学都未能够读完,但就是这样一位可能当时还无法写出自己名字的人,缔造了如今的商业神话。从卖杂货起家,到现在进行黄金开发,参股旅游,陈发树的生意越做越大,但行事甚为低调。真正让陈发树走入公众视线的,是2003年底福建紫金矿业H股在香港高调上市。他是最大的自然人股东,一夜间身价遽增14亿港币。2009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陈发树以218.5亿元人民币的个人财富位列11位,为福建省首富。
投机取巧者往往难以长久
国美电器黄光裕
国美电器原董事局主席,三度问鼎中国大陆首富。从2000年开始,在全国疯狂扩张的同时,国美集团借壳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实现国美电器上市,黄光裕财富爆发式增长,以105亿元身家成为“胡润百富榜”中国内地首富,时年35岁。
但现在看来,在他财富进阶的每一步都涉嫌权钱交易,非法操作:涉嫌违规骗贷、并购中涉嫌行贿商务部、涉嫌套现洗钱、在内地股市涉嫌坐庄,等等。2008年10月,“胡润百富榜”公布,黄光裕再次荣登内地首富,这次的身家是430亿元。一个月后,他被警方控制,并牵出惊心动魄的利益链条。
农凯集团周正毅
早年周正毅曾经开过点心店、服装店、KTV歌厅,甚至摆过小摊卖馄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他去日本和美国淘金,虽然在那里没赚到多少钱,却学到了如何做生意的本领。回到上海后,他在股市里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2002年,他的农凯集团销售收入达5.40亿美元,纳税0.12亿美元,有4000名员工。2003年9月5日,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经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批准,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依法予以逮捕。
格林柯尔顾雏军
曾在天津大学热能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的顾雏军发明了格林柯尔制冷剂,并在其后以其自诩的“顾氏热力循环理论”新技术闻名于业界。1997年,顾雏军创办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于2000年7月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筹得资金7000万美元。导致顾雏军美梦破灭的是,2001年以来,其团队将科龙当成“提款机”,以科龙系列公司和格林柯尔系列公司作为平台,频繁转移资金,以满足不断扩张的资本需求。2005年7月底,包括顾雏军在内的9名科龙及格林柯尔高管被警方控制,随后顾雏军因涉嫌虚假出资、虚假财务报表、挪用资产和职务侵占等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