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村庄很小，坐落在县城附近的小平原上，虽缺少有名气的山和河，但很多儿时的记忆却是和水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我们村子的人口不足百人，在如弹丸之地的一个小村，不知为什么竟有两个大水坑。一个在村中，坑边是几棵老柿树，童年的我就常常爬上树杈去玩，看鸭子凫水和大人洗衣。这也常惹得母亲担惊受怕，唯恐我掉到水坑里淹着。当时有个婶婶因为和家里人生气，跑出来跳进了这个水坑，虽然被救上来了，却把全村人都吓了一跳，这个事件就成了大人们教育恐吓我们的案例。

　　另一个水坑在村西头的路边，这里少了大人们的干扰，是小孩子们的乐园。特别在夏天，坑边青绿的苇草、飞舞的蜻蜓、瞪着大眼睛的青蛙，还有脱光衣服跳进水里嬉戏，都给我们这些农家孩子的童年增加了许多乐趣。

　　可我不明白，没有河连接的水坑，里边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村东倒是有一条小河沟，细细柔柔地流着。我上学过河的时候就故意光了脚丫子趟水，偶尔还能抓到小鱼和螃蟹。河边茅草丛里一根根带着蒂儿的白色的茅草花，则是我们手中经常挥舞的武器。

　　变化好像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的，扒房子、砍树、炼钢铁、修水库、吃大锅的食堂饭，待这像打陀螺一样令人眩晕的日子过去，我突然发现，村里的两个水坑都没了。先是水逐渐减少最后干涸，再后来就慢慢成了平地。由于上游修了水库，村东的小河也终于断流。

　　这时候我仍然不明白，坑里的水都到哪里去了？

　　紧接着是遍及全国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大饥荒。这次大灾荒主要是干旱，缺雨少水。

　　村里当时会干活的人差不多都去修过水库。但后来不知为什么总是用不到水库的水，因此能自救的只有打井。

　　村里原来只有一口井，就在我家老宅的门口。青石板砌的井台，大铁辘轳，水旺甜，但这只能供全村人畜饮水。后来在村子的东南角就打了一口机井。所谓机井，就是能安马达和水泵的井。比原来的老井更深，井筒也更粗。

　　打井是村里的大工程，全靠人工，壮劳力要排班轮番下井，其他人则在上面拉土。20世纪60年代，我在县城上高中，我们班的同学曾全部出动，到我们村帮助打井，整整干了一星期。

　　机井倒真是为村子出了力，每遇天旱，可以给可怜的半枯的庄稼苗儿送去保命的水。

　　倏忽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小村也面貌巨变。人口翻了一番，以前的一些树园子和庄稼地也都变成了宅院。很多家都盖起了两层小楼，摩托车电动车还有汽车，亮光光地停放在门口。

　　人们富了、阔气了，村里人好像对用水也阔气了。大概是嫌公用的井不方便，很多家都在自己院子里打井取水。现在打井全是机械化，也就是三五天光景，一口深达数十米的井包括配套设备就弄妥了。家里安上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地流。做饭、洗衣，方便了也大方了，于是污水从各家的院子里肆无忌惮地流出来，街上就变成了肮脏的污水沟。

　　井水还用来浇地，也还是用原来的办法，大水漫灌。

　　弟弟也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了一口深井。电机一开，井水就像喷泉一样冒出来。若回家遇到浇地，看到那大股的井水半晌不歇一直往村外涌流，我常常会站在那儿发呆。

　　我问弟弟：“咱一个小村，竟打了这么多深井，将来要是没水了该怎么办呢？”

　　弟弟得意地说：“不怕，咱家井里的水旺着哩，用不完！”

　　短短半个世纪，我家乡村子里关于“水”就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和变化，若再过30年、50年呢？童年那个水气氤氲的村庄已成了遥远的梦，我真怕村里的子孙们将来再重复我少年时的疑问：我们井里的水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