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岭矿救援进入第五日

井下仍有生命迹象

4月1日，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抢险救援已经是第五日，救援行动仍在继续。井下被困人员至今还联络不到。

煤矿工作人员今天组织在此干活的工人核实他们的出勤及工资。通过登记核实，工作人员表示：工友们短的工资将补上，应领的工资要及时发放。

在工资核实现场，一位长治籍的工人说：过了春节到这里来打工。还不到十几天就出这么大的事，我是当天事发的幸存者。他表示，能有点路费就行了，计划回去找点零活干。说后背起行礼面带笑容走了。

救援已经第五天了，大多被困人员的家属心急如焚，有人驱车赶到现场了解被困人员的消息。

从王家岭抢险救援指挥部获悉，目前井下水位下降40厘米。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救援队在煤矿地面与井下巷道2号井打通通道，给抢险救援带来辅助作用。据称还可用生命探测仪器探测井下生命迹象，并可给被困者送牛奶及食品。（据腾讯网）

收入分配改革实施细则年底前出台

专家:不做改革看客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该改革的核心在于尽可能剔除垄断因素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清理整顿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多过滥的津贴补贴，整顿垄断行业过多过滥的福利待遇、补充保险等”。　　

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表示，“收入分配调整不仅是政府政策，每个人都不能做改革的看客。”

　　2010年两会前后，“收入分配改革”密集出现在官方表达和民间讨论中。2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放在了首位。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但是，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仍未见出台。3月初，坊间流传该《实施细则》被国务院退回修改的消息。

　　针对此传闻，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透露，“改革需要全盘考虑，下半年国家各部委和社会各层面将会集中讨论，细则应该在2010年底前出台”。

　　“调高”思路

　　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正式提上议程在4年前。2006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这次会议为收入分配改革提供了“提低、扩中、调高”的初步思路。其中，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整则被部分学者称为“调高”深水区，几年下来进展乏善可陈。中共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中兼顾公平的要求，即弱化权力在要素市场的支配关系，减少行政垄断干预，通过扩大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几率。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这意味着，2009年下半年出台的相关调控政策与监管办法将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包括去年9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11月首先在冶金、电力、石油石化、航空等四个行业启动的国企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改革。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该改革的核心在于尽可能剔除垄断因素对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进一步清理整顿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多过滥的津贴补贴，整顿垄断行业过多过滥的福利待遇、补充保险等”。

　　垄断行业的高薪高福利，一直遭人口诛笔伐。近年“两会”诸多议案、提案都与此相关。原劳动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2006年披露，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3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

　　据国资委统计，2006年中央企业利润总和达7500余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其中大部分的利润都来自石油、煤矿、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行业。2007年《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要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按净利润的10%上缴；钢铁、运输、电子、贸易、施工等一般竞争类企业按净利润的5%上缴。

　　上述《意见》实施以来，已有多名人士提出应当上调比例并扩大使用范围。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长期以来，垄断国企的税后利润没有全民共享。现在政府完善社会保障的改革，首要问题就是缺钱，但国企利润上缴用于全民福利的步伐太慢。”

　　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交了《关于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指出2008年电力、石油、烟草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平均收入已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5～10倍，提出应将国有企业利润纳入财政预算。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也在此期间表示，利润上缴目前覆盖范围还比较小，只限几个行业，国有企业税后上缴比例还比较低，税后利润分配还不够规范，“今后应逐步扩大覆盖范围，提高上缴比例，规范企业税后利润分配。”

　　而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更是提出，“(相比民营企业)按照解决就业的比例来换算，国企应该上缴90%的利润，用于解决现在的民生问题。”

　　国资委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就此回复《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国企利润上缴比例的问题，需一定时间的准备。”财政部财政研究所所长贾康透露，“上缴资金的用途，在必要情况下可能向更大范围民生转移。”

　　3月24日，国务院常委会信息显示，中国将从经济布局与行业准入着力，鼓励民企参与国企改制，深化传统垄断行业和领域改革开放。这意味着发改委酝酿的“促进民间投资20条意见”即将亮相，民间资本可能涉足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各行业利润率与行业间收入水平或将改写。
　充分博弈

　　“如果穷人永远穷，中产阶级始终中产，那任何人都没有梦。”杨宜勇认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背后，不仅是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与中国社会文化亦有关联，“日本一些公司，管理层与底层员工工资差距不过三倍，中国一些企业则有70倍的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距恐怕不会有收入差距这么大。”

　　反观部分国家的改革经验，只有当每个人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富人、中产、穷人相互尊重，社会利益才不会固化，矛盾也容易化解。

　　“收入分配调整不仅是政府政策，每个人都不能做改革的看客，”杨宜勇提出自己的主张，“比如企业员工不能等着国家文件涨工资，也不能只盯着工会主席，需要提高自身的谈判能力，建立有力的工会，聘请谈判专家、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解决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郑功成也主张，惟有经过民意的充分博弈，收入分配改革才可能均衡兼顾各个群体的权益。

　　据了解，《实施细则》并不排除征求公众意见的可能。杨宜勇提出，公众应当淡化文件本身，积极参与改革的讨论与推进，拿出成文的意见，“《劳动合同法》征求意见时，外资企业普遍参与，有的甚至提交了三五百页意见，而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只是满腹牢骚，但法律刚施行，他们就要求修改。”  （据新华网）

湖北等地转基因水稻形成规模种植

农民拒吃

　　大米也转基因了吗？

　　一场没有硝烟的变革正在13亿中国人的餐桌之上进行。

　　2009年8月17日，农业部批准了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的转基因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却实质上在湖北等地已经悄悄进行。两会期间，包括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在内的120多位教授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建议转基因主粮的是否推广，应该听取民众意见。

　　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中应用以来，一直存在着生态安全、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等诸多争论。多年来，争论双方都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而在这场旷世争论中，作为主角的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却一直没有发言的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试图从农民和消费者的视角审慎地看待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从农民的角度而言，转基因作物的实惠和风险各自何在？对于消费者来说，其知情权和选择权又该在这场涉及所有人食品安全的重大问题决策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以为，这样的审慎，换来的必然是更透明的决策、监管以及中国人更健康的未来。

　　稻田里的暗战

　　在湖北等地，转基因抗虫水稻早已形成规模种植

　　湖广熟，天下足。

　　3月下旬的武汉，在一场暴雨后气温已经接近30度，正是春种的好时候。还有几天就是清明，要下秧的农民们都急着买稻种。江夏区土地堂镇建楼董村的村民董克江站在老水牛拉的犁耙上，在刚刚翻过的土地上打碎着大的土坷垃。

　　董克江在琢磨着，自己是去买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呢，还是去买普通稻种。

　　董克江犹豫的原因，是因为目前的转基因抗虫水稻并不合法。但董克江和他的邻居们，对这种“能抗虫的种子”或“不用打药的种子”，却一点也不陌生。

　　“村里种了有三年多了，总有人能买到这种种子。”董克江说。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村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五里界就开始种植(这种不用打药的种子)了。”

　　今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发放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并不等同于允许商业化生产。“按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和《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首先进行严格的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达到标准的才可获得品种审定证书；之后，相关种子企业还要通过严格审核才可获得转基因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方可进行种子生产经营。”也就是说，目前在市场上任何出售、种植转基因大米和种子的行为，并不合法。

　　2009年8月，农业部曾首次批准了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老稻米的种子已难找到

　　50多岁的董克江种水稻已经有30多年。回忆起父辈们种水稻时，董克江记得都不撒农药，稻田里甚至可以养鱼。秋收的时候，掀开水稻植株，就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青蛙跳出来。

　　“那时候的米好吃，不用吃菜就能吃一碗饭。”五六十年代，董克江小的时候家里种的老品种的水稻叶片粗糙、植株高大，但是亩产大概只有三百多斤。那时候虫害少，和虫战斗的方法则只是简单的灭杀(点诱蛾灯)，“虽然庄稼被害虫吃去不少，但是当时益虫多，保护得好，大部分还是留给了我们。”

　　在70年代末，政府推广了一种可以高产的“农垦五八”稻种，这种水稻叶片鲜嫩，很招虫，而且植株矮小，一击就倒。在病虫害肆虐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使用了农药。青蛙、稻田蜘蛛等益虫繁殖能力本来就弱，在农药的毒杀下数量锐减，这样一来，原来近乎完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一去不复返。

　　过了几年，董克江的父亲觉得撒农药麻烦，怀念起原来不需要撒农药的老品种来。董克江和他的父亲走了很远的路，才在一个偏僻的村子里讨回了一些当地已经失传的稻种。“可是第二年种了以后，别的田里的虫全都往这个田里跑，还是绝收了。”董克江说，如今这些老稻种已经没有了。

　　但是，让董克江父亲怀念的常规育种培育，在政府研发层面却一直未成为主流。“‘十二五’期间，政府对转基因品种的研发支持是300个亿，而常规育种只有1.8个亿。”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温福在2010年两会发言中说。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以后，他特别想多保存各种作物的老品种。他在山东调查时发现，种植过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如今想种传统的棉花，种子都已经很难找到了。

　　不知情种下转基因水稻

　　农民要的是高产。董克江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两斤肥，大概100块钱，两斤半的种子40块钱，还有大概50块钱的农药和30块浇水的钱，不算人工，每亩田成本要200多块钱。而现在政府收粮是8毛钱一斤，早稻亩产七八百斤，晚稻一千斤左右，一年下来，一亩田卖的稻谷大概平均能卖600多块钱，减去成本，只剩下400多块钱的利润。

　　“现在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了25%，即使使用能抗虫的种子，产出来的稻谷也只能增产8%。”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魏武心里也有一本账。去年普通杂交水稻的种子一斤卖7块钱，今年已经卖到15块钱，膜从50块钱一桶，涨到了80块钱一桶，老水牛从一千多块涨到近四千块，很多都是两三家合伙买一头牛。“农民什么价格都决定不了，他自己能决定的就只有产量。”魏武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多打农药，虫子少产量就高，施大肥，稻谷产量也高。”但近年来由于农民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这种种植方式，也一直在威胁着食用者和土地的健康。

　　2005年前后，一种可以不用打药又高产的转基因稻种在湖北江夏、孝感、咸宁等地区出现，让当地的农民很兴奋。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稻的新品种。

　　“种子公司的人说这种子可以抗虫、增产，很多人就拿来试种了一下。”董克江说。这种Bt转基因水稻，是在水稻中引入一种特殊基因后，会产生Bt蛋白，这种蛋白会让食用了这种水稻的螟虫引起肠麻痹而死亡。正是这样特殊的抗虫功能，可以使水稻的农药使用量减少，进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有农技站的种子公司，也有个人的种子公司，都在卖。”董克江说。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

　　“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逐渐扩散，大家开始抢着种。”董克江所在的土地堂镇很多村民都种上了这种抗虫水稻。住在五里界镇唐涂村村头的胡姓农民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4年，他自己也种了3亩这样的抗虫水稻，“开始都不知道种这种水稻是违法的，种子公司说是政府培育的。”胡姓农民说。

　　种了转基因大米的农民，对吃这种大米都抱有很谨慎的态度。唐涂村的胡姓农民告诉记者，当时他家种的3亩稻谷，全部卖给了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邻居家的这种大米卖剩下的，都拿来喂鸡了。而胡姓农民自己吃的，都是自家种的两亩早稻，是自己留种的传统大米。

　　转基因大米的种子价格很贵。按照2005年江夏区的种子价格，非转基因稻种每斤5块钱左右，转基因稻种至少每斤15块钱，最高价时可以卖到40多。“价格很高，像赌博一样，当时谁也不知道能不能高产。”也有村民像董克江一样采取了观望态度。

　　根据“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都有大规模转基因水稻种植，湖北2004年最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2005年，售出的种子就达4.7万～5.8万斤，种植面积23500亩～29000亩，将产转基因大米11750吨～14500吨，这些转基因稻米已经从湖北流到广州、中山、顺德、珠海等城市。”

　　上述转基因水稻在湖北大规模种植的结论，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才宏伟处得到证实，“有的科学家背后就有自己的种子公司，他们把产品直接放到自己公司里去卖，盈利都是自己的。”

　　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杂志《Newsweek》上，2009年Bt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接受该杂志采访时曾说，“在进行着中国最大的转基因水稻田间试验的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有超过100公顷转基因水稻正在被种植。’”

　　当时，该杂志称张启发为“中国农业部的科学顾问”。这个高调的发言，也让国内外转基因领域的同行，都认为2006年春季中国的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就“极为可能实现了”。

　　2004、2005年湖北种植转基因水稻的种子流出源头，证据都指向了华中农业大学。江夏区五里界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的魏武就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刚开始种子是华农发的，今年华农没货，我们就没货。”

　　自2009年8月17日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批准半年多以后，2010年3月2日农业部首次就农业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等问题答记者问，并表示：“截至目前，农业部从未批准任何一种转基因粮食作物种子进口到中国境内商业化种植，在国内也没有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

　　“说是不打药还是要打药”

　　在外观上，传统杂交大米和转基因抗虫大米没有区别。董克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两种水稻的稻田则很容易分辨。前者看上去有点蔫，因为药打得再好，也会被虫子吃一些；后者则全都是绿油油、直溜溜的，“因为虫子不吃。”

　　“产量并不高多少，说是不打药，但还是要在秧苗秧龄期打一次药。”胡姓农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他的虫子。螟虫吃谷心、谷苞，稻飞虱吃稻秆。“现在稻飞虱比螟虫狠，从底下往上吃，要分箱来打，一格子一格子的，像给非典病人隔离似的。”2007年、2008年，江夏区有很多村子一大片一大片的田，都被稻飞虱吃掉了，颗粒无收。

　　董克江也一直很纳闷，现在的虫子怎么比以前厉害那么多。“以前虫子比较容易死，原来早稻不需要打药，晚稻打一两次就可以了，现在早稻打两次，晚稻打五次，都很难把虫杀死。”同时，他也担心，即使是施用农药，螟虫还是螟虫，稻飞虱还是稻飞虱，“这种高科技的种子会不会让虫子更不怕药，变成我们不认识的东西。”在他朴素的思想里，这么多年，随着科技的发展，种子在发展，虫子也在发展。

　　董克江的担心不无道理。其实他担心的情况，已经在中国的转基因棉花种植过程中出现。2009年，江苏“棉花之乡”盐城大丰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8年之后，抗棉铃虫的基因虽还在发挥作用，但原本危害次于棉铃虫的“盲蝽蟓、烟粉虱、红蜘蛛、蚜虫”等刺吸式小害虫却集中大爆发，用药量不减反增。

　　而据英国科学与社会研究所(ISIS)2010年1月18日的报告称，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使美国农业农药施用量从1996年到2008年增加了3.83亿磅。2006年以来，已商业化的三大主要转基因作物玉米、大豆和棉花的农药需用量都持续上升、且已大大超过天然作物的农药需用量。报告转述相关科研人员的判断说：转基因作物种植初期，确实能抵御虫害和杂草之害；但自然规律的力量比人类人为的力量更大，时间长了、生态平衡使害虫害草发生了“抗体”适应性而获得更强生命力，结果，导致作物对农药需用量的持续增加、甚至更多。

　　“这是犯一个错误，再用技术弥补一个错误。”绿色和平组织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

　　在美国，按照政府颁布的法规规定，种植Bt转基因玉米，必须同时间套种非Bt转基因玉米、且数量不得小于整个玉米种植面积的20%。该非BT转基因玉米种植称为“refuge for insects”(直译：害虫避难所)，其目的是让不吃Bt转基因玉米的害虫有些吃的机会、以免产生新一代可以吞噬Bt转基因玉米的新害虫。

　　其实，中国农民最想要的，就是一亩田能多收成一些大米。唐涂村的胡姓农民种了三年的转基因大米，他向记者证实，其实转基因大米并不多么高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转基因技术能够直接提高产量，一般只是通过抗虫、抗病间接增产。

　　“在试验田和在老百姓田里有很大差别，单产很难实现。”蒋高明则说。他认为，中国的优势是农民多，可以精耕细作。转基因的好处是规模化生产，人干的活(除草，防虫)让作物自己干，但这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和健康风险。”

　　蒋高明解释，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括“水、土、肥、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良)”等8个方面。转基因仅在“种”一方面上做文章，“转基因不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必要武器，它是最高端的、像核武器一样的威慑力量，提高粮食产量我们应该有常规武器。”蒋高明认为。

　　“转基因只是个技术手段，是现有品种的补充，可以寻求多种技术手段和途径来达到增产的目的，比如生态农业、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湖北曾铲除上万亩转基因水稻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早在2004年就曾因非法种植而备受关注。

　　2004年，绿色和平组织曾在湖北展开了对转基因水稻种植的四次调查，并于2005年4月13日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转基因种植在湖北等地的种植已经非常广泛。该组织同时将调查报告送往农业部。

　　2005年4月14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公布了《关于“转基因水稻污染我国大米”的书面答复材料》，对绿色和平的检测结果“无法认同”，关于报告中所提转基因水稻的种植面积、允许范围、是否违规等问题，农业部将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湖北农业厅对此事的执法检查结果进行判断和处理。

　　2005年8月11日，湖北省政府委托省农业厅就“转基因水稻事件”首次发表申明，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并责成有关单位对其进行处罚。

　　湖北省农业厅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并对农民进行每亩约四五百块钱的补助。

　　随后，农业部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转基因安全监管工作。

　　上述三个企业中，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业大学下属企业，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则于2001年2月成立，由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出任首席执行官。资料显示，该公司曾公开招引“转基因抗病、虫水稻及品质改良”专案的投资，投资额为1 亿元。2005年，该公司注销。

　　但是，一直以来，因为抗虫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具有省事(少打农药)、增产等的功能，其商业化却从未在民间消失，私底下一直在售卖并进行种植。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转基因专家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只是湖北、湖南，在福建和江西都有转基因水稻的规模种植。”

　　作为唯一一家获得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单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也被认为是转基因水稻种子流出的源头。但是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一步调查，市场上有更多不同品种名称和包装的转基因水稻种子都在销售，而且涉及多家种业公司，显示可能有更多的公司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种子的生产和销售之中。

　　“每一年都有卖的，躲着卖。”董克江说。唐涂村的村民赵女士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买这种种子甚至只有种子站的亲戚走后门才能买得到，“像贩毒一样，要保密，种了也不许说是抗虫的。”如果两个挨着的田，一个种一个不种，虫还是多少会跑到种了抗虫稻种的田里，“所以要大面积种，买了这种稻种的人也会拉着隔壁的田一块种。”

　　抗虫的转基因稻种其实并不难买到。今年3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江夏区的纸坊镇古驿道种子一条街的种子店，就买到了46元一包的、被店主称做“抗虫汕优63”的稻种。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始询问是否可以出售这种种子时，该店店主非常谨慎，在很多人面前宣称：“我这没有，卖这个是违法的。”连着去了两次，店主考察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买种子的诚心之后，才让其妹妹从后院拿来两包，卖给了记者。

　　稻种包装上写的是“川风二号”，生产公司是四川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用农作物转基因快速检测法(英文名QuickStix，用来区分转基因谷物和非转基因谷物)对这包种子进行了检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将稻米磨成末，再加入专用试剂，检测结果表明，这种稻种是Bt转基因品种。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网络上查询该公司的信息几乎没有。《中国新闻周刊》发函至绵阳市工商局，查询绵阳龙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至今未有回复。

　　该店主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一种普通水稻就叫“汕优63”，卖26块钱一包，在柜台上卖；另外一种则是记者买到的“抗虫汕优63”，卖46块钱一包。在该“种子一条街”的每一家店中，都能买到这种种子。但这种稻种并不摆在柜台上卖，农民也都知道这种稻种，只要开口要，老板就会到后台拿出来。

　　“这种抗虫的种子各种包装都有，还有不带包装散卖的。”湖北省农科院下属企业一位员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很多家科研机构和企业在制这种种子，“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卖这种种子。”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开发区工商局查询的资料显示：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成立，2008年由武汉绿力丰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湖北鸿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被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占比65%收购。而湖北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是以研究、生产和供应转基因抗虫杂交棉和杂交玉米为主的一家农业高新技术企业，业务网点遍及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川、湖南、河南、浙江等地。

　　随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位于武汉南湖湖畔的高农大厦19和20层的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诺大的两层办公室空空荡荡，只有三五个人。两层都没有鸿福农业有限公司的字样。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用非当地口音询问是否有抗虫的稻种卖时，该公司办公室主任非常谨慎，表示他们公司只有棉花和玉米的种子，不卖水稻的种子。得知记者要大量购买，在河北、山东试种时，他把《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给一位销售经理。

　　该销售经理递给《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份产品宣传单，上面是鸿福农业四个字。两张彩页上面有四种玉米品种，三种棉花品种，一种水稻品种“粤优99”(专家示范种)。彩页中间还夹着一张单独的黑纸白字的宣传页《新一代绿色超级杂交稻：福中王》：“种福稻，福就到！不种不知道，种了才知妙！省钱、省工、增收。”品种简介说这种稻种的优势是可以抗各种螟虫，亩产可达1400斤。

　　该销售经理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福中王就是抗虫的转基因水稻。市面上的转基因稻种，很多都叫“绿色稻”“超级稻”。“抗螟虫的，前期防一下蚜虫，后期防一下稻飞虱，螟虫全不用管，中间就天天在家待着就行了。”他表示，秋天收得好的话，还会给代理的公司返利。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未来做转基因水稻是一个发财的机会。“20块钱给你，零售价你可以卖五六十块钱，是比普通稻种贵，但是只要农民认可，他会承受的。”有时候该公司也卖散种子，装在塑料袋子里，一百块钱一袋。该经理在开始有些谨慎，说只能卖少量的，只有几千斤，但是，后来表示要多拿可以和他们老总再谈。

　　“很多科研机构都在做，我们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有合作，已经做了五六年了，要储备(转基因水稻)这个资源。”目前，该公司主要是在湖北、安徽、湖南等地做示范推广，“每个县市都安排一点，先铺开(市场)。”该销售经理还告诉记者，在湖北，像鸿福农业有限公司这样的种子公司有很多。而在全国各地，与有转基因水稻研究项目的农科所、大学、企业有合作的种子公司更难以计数。

　　转基因利益诱因

　　转基因水稻在湖北等地的规模种植，诱因是多方面的。其中，240多亿的转基因研究专项，和巨大的转基因种子市场价值，无疑搅动了各方的利益神经。

　　2006年，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和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这一总预算超过240亿元的专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投资额最大的单项农业科研项目。

　　“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而且，转基因是‘金种子’，一旦市场化落地生根，对生物公司来说，简直就是滚滚财源。”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首席研究员薛达元直言。

　　“中国搞转基因是匆忙上马的，现在与转基因沾点边的就能拿到项目，连市一级的农科所和种子公司都能拿到项目，全国的专家都被刺激起来搞转基因。”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植物遗传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英国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这种现象是“转基因的群众运动”。“没有理智、没有秩序地做转基因研究，容易有偏差。”他认为，转基因专项资金要严格管理，避免技术分散、资金分散、人员分散所带来的一系列可能弊端。

　　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100多种转基因稻种在各大实验室的试管中待命，等待批准。最著名的除了这次批准的华中农业大学研发的“华恢1号”和“Bt汕优63”外，还有7个品种的转基因水稻也正在申请安全证书。这7个品种包括：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发的CpTI转基因水稻；福建农业科学院牵头，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完成的转基因CpTI/Bt水稻；另外还有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Xa21)；改良淀粉品质的转基因水稻；转铁蛋白基因水稻(蜡纸基因反义片断)；增产转因水稻(PEPC)及增产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

　　数据显示，中国的种子市场价值已经从2001年20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500亿元左右，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种业市场。作为全球第一大水稻生产和消费国、第二大玉米消费国，中国转基因作物市场犹如一座等待开掘的金矿，各个研究机构和公司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跑马圈地”。

　　清明节一过就要下秧了，董克江今年打算种两亩自留种的早稻，两亩西瓜，五亩杂交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种转基因抗虫水稻是因为“产出来的大米目前还不收”，很多村民都只能把它掺杂在普通大米中“偷偷摸摸地卖出去”。“只要国家一推广，认可了，这种稻米种子肯定会很俏。” ★

　　我的餐桌谁做主

　　如果我们陷在转基因水稻是否安全的争议里，争论就永远没有完结。在这个纠结中真正重要的是，以水稻为主粮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是否得到了尊重

　　本刊记者/庞清辉

　　水稻是中国人的主粮之一。每年，每个中国人大约消费97公斤大米左右，而中国整体的消费量则有1.7 亿吨，约占中国粮食总产量的35.7%。但是，中国的消费者对于转基因水稻种植和食用的知情和选择权利，则付之阙如。

　　“广大农业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极为分散，又面临着巨大的知识壁垒、语言壁垒和技术壁垒，一直没有能力表述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获批

　　2009年11月27日，经常浏览各种农业和食品信息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发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

　　方立峰所说的“清单”，全称为《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下称《清单》)。按照登载该《清单》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信息显示，《清单》发布于2009年10月22日，在名为“生产应用安全证书2009B.pdf”的文件中，共有基因抗虫杂交棉、H9亚型禽流感病毒等43项事关转基因重组的安全证书，审批编号则由农基安证字(2009)第032号一直到074号。而遭到方立峰质疑的“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排列于《清单》末尾的072号到074号。

　　来自“中国生物安全网”的官方信息显示，该网由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主办、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承办。网站“审批信息”栏目中，《清单》最早发布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修改时间是2009年10月27日。

　　10月22日，打开这个《清单》时，方立峰并没有看到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时，“多了两个”。

　　在转基因农产品商业化的道路上，安全许可的获得是最难突破的一环。而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的获批，也意味着该品种的生产性试验结束，并获得农业主管部门认可，技术方面的障碍基本扫除，转基因大米和玉米向商业化生产的大门迈出了最实质性的一步。

　　最先回应安全证书批准的，是国内外股票的涨停。2009年11月23日，中国第三大种子生产商——奥瑞金公司的纳斯达克股价涨了一倍。而有“转基因水稻第一股”之称的丰乐种业在2009年12月2日强势封住涨停，短短一周，丰乐种业涨幅高达23%。也正是看到股票涨停的迹象，让方立峰等一些关注转基因安全证书批准的人觉得“中国的转基因是不是松口了”，并寻找发现了那份清单。

　　像方立峰一样，无数的中国消费者也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吃的主粮将要被改变。对此，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成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研究院吴孔明在2004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就曾表示：“那怎么办呢？难道要公决吗？普通老百姓的知识背景并不一样。”

　　面对各界的疑问，2010年3月2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就推进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答记者问时表示，“以转抗虫基因水稻为例，经相关省政府部门审核、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以下简称安委会)评价和农业部批准，研发单位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年申请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除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外，根据安委会的评价意见，2004～2008年，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转基因水稻的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检测验证”。

　　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也是当前这届安委会成员之一，他对媒体公开表示，从1997年开始，转基因作物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认定，一直遵循如上行政审批惯例，不仅转基因抗虫水稻如此，包括转基因抗虫棉等中间试验的审批也是如此，但确实从未对外公开。

　　“我们承认在这类事情上，精英的知识和能力比公众要强，但我们第一，没把握他们是否足够强，强到肯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第二，不清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在为公众谋利益，多大程度上在为自己谋利益——为自己谋利益也没关系，但要讲清楚谋了哪些利益、多大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表示。他并且认为，公众必须对转基因水稻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是一份监管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国际性法律条约，中国也是其中的缔约方。议定书第23条要求：各缔约方应按照其各自的法律和规章，在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的意见，并在不违反关于机密资料的情况下，向公众通报此种决定的结果；每一缔约方应力求使公众知悉可通过何种方式公开获得生物安全的信息和资料。

　　“让争论发生在农业部批准之前，而不是之后。”周立说。

　　安委会“早已审核”

　　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说明，“安全证书的颁发是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那么，作为转基因作物生产安全证书发放前的最终环节，安委会的作用不容小视。

　　但是，安委会的名单却一直没有公开。能够见诸公开身份的，只有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日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杨晓光。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就此问题发函至农业部，至记者发稿时，尚未有回复。

　　“我们请求公布这些专家的名单，以便让公众判断，这些专家与该项目有无利益相关性。”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消费者有权知道，是谁在自己的主粮问题上做了决定。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是2002年成立的第一届安委会成员之一，“58人组成的安委会中，三分之二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薛达元说。

　　由于薛达元一开始就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他最后没有再被邀请参加会议。“中国有100多个转基因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薛达元说。

　　据农业部网站资料显示，第一届安委会是在原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担任主任。第一届安委会由58名专家组成，涉及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生产、加工、检验检疫、卫生、环境保护、贸易等多个领域，负责安全评价评审、技术咨询及技术指导工作。安委会任期3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共找到4位本届安委会专家，但大多都不愿意表态，“不想站到风口浪尖上”。

　　只有一位要求不具名的安委会专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第一届安委会成立于2002年。“成员是58人，其中，生物技术专家占近70%，占绝对多数。”

　　该人士介绍，在第一届安委会尚在运行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德国拜耳集团、瑞士先正达公司、美国杜邦公司等外国公司也提交了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进口安全证书申请18份。“经过两年的安全试验和检测，农业部发放了17个品种的进口安全证书。”

　　该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其实，2005年是转基因大米和玉米获得安全证书的十字路口，本来第一届就已经准备批准了。但是，“一些转基因专家对安全证书的批准过于乐观，先抢跑了。”

　　“抢跑”是指，2004年、2005年在湖北发生的非法种植转基因水稻事件。此事发生后，农业部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的审批上更加谨慎。2005年6月，第二届安委会成立，成员有74名，增加了食用安全、环境安全、技术经济、农业推广和相关法规管理方面的专家。“其中，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8名，占10.8%；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5名，占6.8%；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8名，占10.8%，而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大大减少，只有10名，占13.5%。”由于安委会组成人员更加多元和平衡，在此后两年的安委会例会上，反对声音越来越多，遂搁置了转基因水稻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申请。“每年组织两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审，多个项目申报者中约有33%的申报单位和个人未能获批准。”

　　“申报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单位，并没有能够及时满足安全评估所需要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客观上导致转基因水稻一直没有获批安全证书的重要原因。”薛达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就是否成熟而言，目前也才是基本上完成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评估，其实这种风险评估再做几年也不见得就很充分。“由于事关人体健康，实际上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的评估。”

　　2009年12月，第三届安委会悄然完成了改组。“去掉了第二届成员中的14个人，变成60人，刚一换届，就批准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品种，和华中农业大学的两个转抗虫基因水稻品种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上述安委会专家说。

　　“有的主管部门的官员本身也是专家，在委员中也占一席之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吴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记者说，“他们的发言容易具有导向性。”他认为，政府应该是中立的协调方。 ★

　　转基因作物在国外

　　美国：

　　小麦主粮的商业化尚未推开

　　美国是转基因作物种植比较多的国家。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美国2009年转基因玉米种植面积为85%，转基因大豆种植面积为91%，转基因棉花为88%。可是，在美国，至今还没有对主粮小麦进行转基因的商业化种植。

　　美国政府早在2001年就给美国的转基因主粮小麦(硬质红色春小麦)颁发了安全证书。

　　在2004年美国政府准备批准转基因主粮小麦的商业化种植，但是，由于欧洲、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一直强烈反对转基因小麦，如果美国商业种植转基因小麦，那么这些国家的买家可能会从其他地区寻购小麦。迫于压力，孟山都公司2004年主动撤销了转基因小麦商业化种植的申请。

　　在加州，2009年有3个县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了全民公决，决定禁止在自己的县里种植转基因作物。有一家美国企业在加州做药用转基因水稻的田间试验，因为当地农民反对，被迫转移到密苏里州。

　　俄罗斯：

　　反基因专家当官

　　2006年年末，世界闻名的反食用转基因产品专家、俄罗斯生物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走马上任，当选为俄罗斯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副主席。

　　2005年，伊丽娜·叶尔马科娃博士着手研究小白鼠在食用转基因食品后的健康状况，发现基因食品影响了小白鼠以及它们后代的健康。这一研究结果为转基因食品可能会对活体动物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每年，俄国家基因安全研究会都会发布很多关于转基因产品潜在危险的报告和论文，但一些西方的跨国公司却因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研究证据，而对这些报告和论文表示置疑。

　　日本：

　　禁止进口美国转基因大米

　　日本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管理和慎重对待。根据“Angus Keid Group”发布的调查，82%的日本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持否定态度。2006年8月，日本禁止进口美国转基因大米。消费者对转基因作物的否定态度已开始影响日本的食品加工业。例如，几乎所有的酿酒商已开始停止使用转基因产品酿造啤酒；相当一部分生产传统日本食品如豆腐的公司开始使用非转基因原料，并标记上“没有使用转基因大豆”。

　　印度：

　　停止转基因茄子商业化

　　2010年2月，印度中止了世界第一批转基因茄子的推广，认为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才能在全国种植，以确保消费者的安全。

　　此前，在相关政府委员会于2009年10月份批准转基因抗虫害茄子的商业化后，印度主要种植茄子的几个邦抗议不断。2010年2月6日，Uttarakhand邦第一个表态，称他们将禁止种植转基因作物。不久后，另外两个城邦Himachal Pradesh和Karnataka也作出相同决定。最后，环境部长Jairam Ramesh在2月9日表示，禁止商业种植转基因茄子，要求须先对其进行独立的安全测试，评估其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长期影响，并获得公众和专业人士的认可。（据腾讯网）

富姐吴英狱中手书29页上诉材料

举报2名官员

在一审被判死刑近3个月后，3月16日，吴英将一份长达29页的上诉材料，交给其辩护律师张雁峰。

　　3月30日，一份厚达29页的手写材料，从浙江省金华市看守所经由律师之手寄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寄件人是因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死刑的“亿万富姐”吴英，收件人是省高院负责此案二审的主审法官。

　　记者看到，这份全部出自吴英本人手写的材料，详细回忆了每一笔集资借款的来龙去脉，并交代了其中4.729亿元的30个去处。其中，多笔资金往来的表述和检方起诉书、法院判决书存在一定差异。

　　吴英在材料中提出，她并没有故意诈骗的动因，借来的大部分资金也都投入企业经营，并没有用于挥霍。而“非法占有”和“诈骗手法”这两点，正是吴英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重要因素。吴英本次的材料亦在情理之中，而一审期间控辩双方便分歧巨大，吴英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而检方则指控集资诈骗，最高刑期为死刑。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非法集资罪可分为四类，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存在一定的量刑差异，后者最高可判死刑。吴英案引发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于民间借贷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如何梳理和厘清浙江等省的民营企业与地下金融之间互相依存的现状。

　　最初资金来源存疑

　　吴英的这份上诉材料，字迹清晰工整，整整29页中，几乎没有涂改的痕迹。

　　“这29页材料都是吴英自己全部依靠记忆写出来的。”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对本报记者说，一审过后吴英的精神状态已有好转，在准备其他材料。

　　在材料的第一部分(1-16)页中，吴英回忆了其经营本色集团的整个过程，并清晰注明了名下10家分公司的成立时间、注册资金、装修费用以及租金、定金等重要现金收支细节。

　　根据她的记述，吴英最早在2006年12月第一次集资之前，便拥有了贵族美体沙龙等6家企业，并且业已租下本色酒店的经营场地准备装修，此外还购买了10辆伊兰特、一辆宝马X5、一辆马自达6以及一辆克莱斯勒限量版敞篷跑车，总投资额为2545万元。

　　但金华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则显示，经过法院调查取证，吴英本人并无雄厚经济基础，其创办的美容店、千足堂等企业的注册资金，仅为14万元。早在2006年4月前，吴英即以每万元本金日利35元、40元、50元，或每季度分红30%、60%、80%的高息，从俞亚素、唐雅琴、夏瑶琴等人处集资1400余万元。早在本色集团成立之前，吴英就已经处于资不抵债和入不敷出的境地。

　　“这些都是服务性行业，属于个体经营户，无需太多的注册资金，仅凭工商登记资料，而没有去实际营业场所核查，不符合事实。”吴英写到。但她也并未在材料中交代数千万资金的最初来源，只是声称为其经营所得，未有任何集资借款。

　　力证自己不是欺诈

　　从2006年底开始，吴英开始集资创立本色集团。在材料中，吴英努力证明自己没有任何“欺诈行为”，使用了很大篇幅来证明其经营本色酒店、洗衣店、家纺市场、婚纱店、物流公司和购买湖北荆门房产的大好前景。

　　“国内当时的很多宾馆都是千篇一律，没有特色。如果自己的宾馆有特色且服务又好，生意一定很好。还会有加盟者，也可以借助横店影视城的人气，会带来很多客流。”时至今日，她依然对自己的经营理念十分自信。

　　不过吴英亦有承认，这种跨越式发展早就超过了自身现金流的支付能力。也正是在本色商贸公司成立之后，吴英以还本付息的方式，开始通过林卫平等人，高息集资借款达4.7241亿元。

　　在材料中，吴英列明了全部11个借款对象的名字以及与自己的关系，说明他们并不属于公众，而是自己的熟人。其中最多的集资数额来自林卫平，为4.7241亿元。这11人的借款数额与金华中院的最终认定数额基本吻合。

　　但吴英提出，她并没有故意诈骗的动因，借来的大部分资金也都用于继续经营，并没有全部用于挥霍。而这两点正是吴英被认定为“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为此，吴英在这份29页的材料中，详尽地列举了投入企业经营的资金去处，以及为下属19名企业员工购买汽车的具体花费。其中，用于本色商贸公司共4500万元，用于诸暨信义投资担保公司900万元，湖北荆门信义投资担保公司1450万元。类似资金去处，吴英共列出30处，总计有4.729亿元。

　　“我借钱都有书面或者口头承诺还本付息，以借款注册公司、投资和资金周转都是事实，不存在欺骗行为。”吴英写到。

　　而在法院的判决书中，吴英的集资资金被其用于经营之外，更强调了挥霍之处。比如花3万元购买DIOR的小背心，比如花2000多万元购买珠宝等。不过在吴英的自辩中，购买珠宝被其认为是一种投资。

　　部分资金核查不明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份上诉材料中，吴英还主动提及了金华法院认定数额之外的集资借款，分别为一笔数额为6619万元的房产抵押借款，以及一笔2760万元的正常计息私人借款。

　　而按照吴英现在的数字，其总集资款项为8.9948亿元，已还本付息4.2633亿元，尚余4.7315亿元的缺口。此前，金华中院一审认定的非法集资总额为7.7亿元，其中集资诈骗数额为3.8亿元，未将房产抵押借款和正常计息的借款计算在内。

　　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吴英在材料中还询问了其被拘之后一连串资金的去向。例如“本色集团被查封时，集团财务室的75万现金及概念酒店的珠宝为何不知去向”、“为何康主席200万的购房定金不知去向”、“希望广场500万的定金又去哪里了”等10多个问题，涉及总金额约为700多万元。但记者就现金、珠宝和康主席身份等疑问向有关部门咨询时，未能获取明确回复。

　　此外，吴英还用3页纸的篇幅，详细叙述了曾经存在巨大争议的遭杨志昂等人绑架的全过程，强调和杨志昂之间的债务往来超过千万元。

　　记者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获知，吴英案二审开庭尚没有时间表。而吴英的家属和律师亦在考虑是否改变二审的诉讼策略。而随同材料交由法官的，还有一份调取立功证据申请。吴英希望自己举报湖北荆门市原人大副主任李某和中国农业银行荆门分行某副行长受贿的行为，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可能。（据腾讯网）

二三线城市成地产新战场

部分小县城房价过万

布局二三线，已经成为地产界新的趋势。
一方面在一线城市土地抢不过财大气粗的央企；另一方面，随着轨交高铁建设的跃进，户籍改革的看好，二三线城市看涨的需求，原本已经布局二三线城市的地产商，加速了这一进程。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朝着二线城市走。”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肖莉告诉本报，大城市万科不会放弃，省会城市、二线城市则会扩大布点，因为那里土地价格相对比较合理。

3月26日，在世博园内，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告诉本报，目前万科大致进入了33个城市，未来3年内，万科会布局50多个。

万科的路径与上海地产巨头绿地集团不谋而合，3月28日，绿地集团总裁张玉良告诉本报，目前已经进入了36个城市，其中二线城市获益颇丰，未来两三年，绿地同样也要扩及到50多个城市。

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例如苏南等地，由于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尚未形成大泡沫，已经成为诸多地产商下一个新的战场。

县城房价过万

7月即将竣工的沪宁城际高铁，让长三角的楼市面临新一轮洗牌。

“我们4月即将在常州召开一个长三角房地产论坛。”易居中国执行董事朱旭东告诉本报，“现在业界的基本观点是，随着沪宁城铁的开通，同城化效益彰显后，相对上海的高房价，常州、无锡等地的低洼房价会被拉平。”

朱旭东进一步分析，一个城市的房价，是由经济总量、人口总量、生活配套、产业效益等因素决定，苏南一带各方面发展都很好，具备很好的基础。

常州市房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常州市商品房累计成交均价为4969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7.34%。

在经济总量双倍于常州的无锡市，搜房网最新数据显示，3月30日无锡共计成交商品房277套，成交面积33388.32平方米，总成交价26516.22万元，均价7941元/平米。

3月19日，在无锡参加某论坛的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高呼，与北京相比，无锡的房价太便宜了。

“无锡太湖边上的房子同样属于资源性的楼盘，事实上更具备上涨的潜力。”朱旭东告诉本报。

在上海房价站立在2万均价并继续摸高之时，不少的刚性需求正在被挤出城外，而承接这部分需求的即是昆山、太仓等苏南地区。

一方面，随着轨交11号线、沪宁城际、沪宁高速拓宽等一系列城际交通方式的实现，上海、昆山两地间的交通距离越来越近。

在距离拉近之时，昆山房价同时亦在靠近上海水平，据悉，目前在昆山的花桥等地区，均价已经步入万元左右。
警惕地价跟风上涨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全国城市地价监测组”3月29日公布的《中国城市地价状况2009》指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首套购房优惠政策的持续实施落实、刚性购房需求的释放，将刺激二、三线城市房价的增长，从而激发城市居住地价的上涨。

为应对这一局势，在江浙等地，地产商的布局已经提前启动。

就在2009 年的最后一天，嘉兴市当年最后一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拍卖，勤俭路附近一块商住用地经过一轮激战，终以16629元/平方米的高价成交。作为沪杭磁悬浮的唯一中点停靠站点，浙江嘉兴原本平缓的房价，也即将向上海杭州靠齐。

浙江房地产龙头绿城地产仅在2009年10、11两月就通过招拍挂等方式，取得杭州、合肥、舟山、丽水、台州等多幅优质土地。至此，该公司土地储备总占地面积达2100余万平方米，据悉，绿城地产项目目前已经辐射整个华东二三线。

布局的背后，踏准了中央发展中小城市的规划步骤，而浙江已经规划5年内，除在杭州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外，在嘉兴、义乌开展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温州、台州开展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政策革新同样释放新的住房需求。

而这一趋势，同样也推高了二三线城市的地价。

作为县级市的昆山，已经在各项利好效益下，地价同样摸高。3月17日出让的4幅土地，竞拍延续了从年初开始的“溢价潮”，其中金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8400元/平米的楼面价获得昆山开发区地块，创下昆山地王，作为县级市的昆山，房价即将集体步入万元。

作为《中国城市地价状况2009》执笔者，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地价研究所所长赵松告诉本报，在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的聚集度上，二三线城市都不如一线城市，因此当务之急是防止这些地区地价“跟风”过快上涨。

“地价楼价跟风上涨，保障房体系又没有跟上的话，必然会对二三线城市的中低收入者造成较大影响。”易居中国分析师薛建雄对此认为。（据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