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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5 月 5 日 星期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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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公布玉树地震预测失败原因 |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公布玉树地震预测失败原因 [导读]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坦承，玉树地震“肯定不是成功的预测”。原因是，青藏高原地震比较多，但这一地区地震监测能力总体上比较薄弱，台网的工作环境也比较恶劣。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叶建国|北京报道 4月14日早晨7点49分左右，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初步判定）。 这是玉树地区近年来发生的最大一次地震。玉树是一个地震多发区，并有7级以上地震的记录。该地区之前最近发生的地震是在2006年7月18日，震级为5.6级，并伴有多次余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称，这次地震的发生标示着我国有可能进入新的地震活跃时段。2008年，我国大陆地震比较活跃，全年5级以上地震达99次，是正常活动年份的4～5倍（中国大陆年均20次5级以上地震）。2009年，我国大陆地震活动水平明显低于2008年，仅发生两次6级地震，且2009年8月28日青海海西6.4级地震后，已连续7个多月未发生6级以上地震。 在此背景下，在地震发生当天，《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张晓东，他从最近几年我国地震的空间分布特点以及地震预测难题等方面，对本次玉树地震的情况作了更深入的解读。 张晓东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玉树地震与2008年的汶川地震同属一个块体——巴颜喀拉块体，且根据最近几年的地震统计，这一块体周边非常活跃。从预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预测。 与汶川地震同属一个地块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本次发生在青海省玉树县的地震，7.1级是最终确认的震级吗？会否像汶川地震那样，随后可能做出修改？ 张晓东：是确认过的。这次地震虽然发生在人口比较稀少的青藏高原，但是，地震震中距离玉树县同时也是州政府的所在地比较近，对当地建筑物特别是土木建筑物破坏比较大，目前媒体报道出来的死亡数字是数百人，这个数据还会随着时间的推进持续的增加。 《中国经济周刊》：接下来发生较大级别的余震的可能性大吗？ 张晓东：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包括6.8级的和5级以上的较大的余震。 《中国经济周刊》：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次玉树地震，和汶川地震有关系吗？ 张晓东：从动力学环境来讲，地震间都是有关系的。这次地震发生在甘孜—玉树—风火山断裂带上，震源机制为走滑型地震。地震位于巴颜喀拉活动地块南边界，与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汶川8.0级地震同属一个块体（汶川地震位于巴颜喀拉地块东边界）。 而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大陆比较大的地震的分布，证明这个块体的周边是比较活跃的。1996年喀喇昆仑山发生过7级地震，1997年西藏玛尼发生过7.5级地震，2001年昆仑山口西发生过8.1级地震，2008年3月份，新疆和西藏交界的于田发生过7.3级地震，后来就是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汶川8.0级地震，再加上这次玉树发生的7.1级地震，这些地震都是沿着巴颜喀拉地块周边地区发生的。 巴颜喀拉块体北边界是昆仑山，南边界穿过了唐古拉山地区一直与川滇藏交界，东边界就是龙门山断裂带，汶川地震就是位于该地块的东边界龙门山断裂带上。 “这次肯定不是成功的预测”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对于这一地块周边地区的地震监测是不是我们最近几年地震监测的重点？ 张晓东：应该说全国所有的地区都是我们监控的重点，特别是我国南北地震带，包括汶川地震和这次玉树地震，都是在南北地震带上。而且，我们地震预测有严格的会商制度，时时会商，重大异常都是不过夜，发生显著性事件都是要及时会商，这些工作都是一直在做。 《中国经济周刊》：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玉树地震发生之前，没有针对性的预测出来。 张晓东：应该说这次肯定不是成功的预测。尽管大家也都时时地关注地震活跃地块的发展变化，但是大家都知道，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不过，随着地震的发生，人类对地震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很多专家都进入到这个领域，毕竟，地震关系到国计民生。 《中国经济周刊》：就这次地震而言，根据台网中心的监测，在7点49分发生7.1级的主震之前，早晨5点多的时候，已经发生了4.7级的前震，这中间其实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在前阵发生后及时做出即将发生更大级别的主震预测，损失是不是可能小很多？ 张晓东：在中国大陆地区，5级以上地震平均每年20次，4级以上每年至少有一两百次，至于说4级地震发生以后，后面是否会马上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这是很难预测的，同样是世界级难题。 但也有特殊的情况，比如大家都比较熟悉的1975年海城地震，那是因为海城地震的前震形成一个序列，同时观测到了比较多的异常。但我们只能说在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甚至成功的预报，预报不成功的比较多，4级地震发生以后会不会发生7级以上地震，这在科学预测上是比较难的。同时，这一地区地震监测能力总体上比较薄弱，台网的工作环境也比较恶劣。 玉树地区地震监测能力较弱 《中国经济周刊》：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地区处在比较活跃的地块，为什么监测能力会比较弱呢？按道理，在这一地区的台网建设上应该会优先投入。 张晓东：最主要是受观测环境所限，在那里做大规模的观测和实时观测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包括这一地区在内的我国地震台网建设都有比较大的发展。以前，青藏高原这一块地震比较多，但是，这一地区的地震台网的监测能力相对比较弱。 地震台网的发展不光是与地震是否频发有关。我们常说防震减灾，地震监测还和减灾有关，某一地区的地震形成灾害，一方面是因为地质构造，同时还和这一地区的人口分布以及建筑情况都有关系，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而且，地震活动不是局部的，地下的运动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我们的台网不可能局限在非要监测一个地方，而是要普遍铺开，要监测整体运动的情况。这几年，通过我们台网铺开，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地下运动，认识比以前要深入多了，比以前更深入的认识了中国大陆比较活跃块体的运动特点和运动方向。通过这些观测，比以前更深刻地认识了一些地震发生前地质构造的环境和地震发生的特征。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会不会对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建筑物的抗震能力给出提示或要求？ 张晓东：按国际惯例和经验，要将所有建筑物要变成非常抗震需要非常大的国家实力。所以，一般来讲，不同地区的建筑物在设计时采取的抗震级别是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地区历史上地震活动比较少，采取的抗震标准可能会低一些，有些地区地震活动比较多，采用的抗震级别就高一些。 《中国经济周刊》：在日本，已经在做地震发生以后的及时预警工作，以尽量减少地震带来的损失和伤害，在地震预警方面我国的情况如何？ 张晓东：地震发生以后，根据地震波传播的速度比电磁波信号的速度慢，这就使得利用时间差做一些预警成为现实，比如高速铁路，如果地震比较大，有可能导致出轨事件发生，所以，通过这个时间差做一些预警，使高速铁路及时制动。还有就是，及时切断煤气水电。这些方面都是一些实际工作，我国也已经开始做了。
山东安徽争夺西门庆故里 恶霸变文化英雄 西门庆故里两省三地之争：野百合也有春天 基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会给地方带来巨大文化旅游收益的考虑，与围绕《红楼梦》引发的曹雪芹故里之争类似，另一部名著《金瓶梅》引发了两省三地的“西门庆故里之争”，具体涉及山东省阳谷县、临清县和安徽的黄山市。 近十年来，三地都纷纷举起“西门庆故里”招牌，竞争不息，西门庆也被一改在传统文学名著中“大淫贼、大恶霸、大奸商”的艺术形象，华丽转身成为当地政府追捧的文化产业英雄。而且，在这场故里之争中，浸泡了传统文化中闷骚暗流的风月旨趣，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和民生发展，也从根本上实现了世俗心理和价值观的双重转型。 阳谷和临清的内战 山东阳谷和临清二县，旗帜鲜明、声势浩大地打造“西门庆故里”，使得《金瓶梅》文化之争几成山东的“内战”。 先看阳谷。《阳谷县服务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明确规定，“做大做强《水浒传》、《金瓶梅》历史巨著利用文章”。《中共阳谷县委、阳谷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县服务业发展的意见》(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三日)也明确规定，“注重挖掘《水浒传》、《金瓶梅》等历史名著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打响水浒、古运河两条旅游线和阳谷古城的品牌，实施全方位发展旅游业”。其背后的项目支撑是“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该项目占地25亩，主要包含三大景区——水浒文化游览区；宋代民风民俗商业游览区；《金瓶梅》文化游览区(内有“西门庆故居”等系列文化景点)。按照规划，该项目总投资5600万元，项目收益预期是：该项目建成后年接待游客可达20万人次，景点商品销售收入可达300万元，预计5年内收回投资。(数据来源：阳谷招商网) 而且，在阳谷看来，无论是《水浒传》，还是《金瓶梅》，最核心的人物并非武松，而是西门庆。所以，该项目名义上是《水浒传》在前，《金瓶梅》在后，但有关《金瓶梅》的内容远远多于《水浒传》。西门庆和潘金莲初次幽会地点——“王婆茶坊”，里面通过雕塑逼真再现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场景；西门庆经营的产业，如生药铺、盐铺、当铺和绸缎庄等一应俱全，还有潘金莲手工艺品、西门庆绒布等特色旅游产品；在景区内，悬挂着100张《金瓶梅》的插图连环画，以及西门庆7个妻妾的精美画像。 狮子楼本来是西门庆丧命之地，可阳谷更乐意把它改造为西门大官人的浪漫之地。2003年10月，阳谷县政府投资3470万元兴建了占地30余亩的的狮子楼旅游城，城内娱乐表演节目，多是表演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卿卿我我。此外，颇有趣味的是，在阳谷县《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打造“武松故乡”的品牌，巨大的产业需求使得武松和西门庆走向了和谐相处。 比阳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山东临清亦力挺西门庆。《临清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5年)》中提出，“(打造)以《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三言二拍》等为代表的名著文化”，将自身的城市文化旅游品牌定位于“《金瓶梅》故乡和运河名城”。而且，临清的“西门庆项目”亦力压阳谷，其“金瓶梅文化旅游区”项目，占地8公顷，以名著文化为载体，展示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市井休闲文化。其中与金瓶梅相关的具体项目包括：1、《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及项目。在福德街建设《金瓶梅》文化街区，按照《金瓶梅》的描写，建设西门庆以及他的妻妾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等的宅院，打造一个“金瓶梅”式的大观园。另外还有王婆茶馆、武大郎炊饼铺、古戏楼、县衙、晏公庙等，出售特产小吃，还上演民间艺术，如“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游客还可以自费参与表演，演出后得到光盘。交钱就可以参与表演并拍摄成光碟，亲自体会一次西门大官人的极乐生活。2、《金瓶梅》学术会议中心。3、龙山风景区。内有西门庆之妻李瓶儿的墓地，是登高、观光、休闲的城市内花园。 按照临清的规划，该项目总投资约3亿元，预计每年游客可达到40万人次，年综合收入达6000万元。(数据来源：临清政务网) 此外，临清还开辟了一条“金瓶梅背景景观一日游”旅游线路，即晏公庙——运河三桥——工部营缮分司(考棚黉门)——谢家酒楼——钞关——临清闸——龙山——砖厂遗址。 “大坏蛋”给黄山办了件大好事 与阳谷、临清的喧哗不同，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则是“骚动”了一把。徽州区围绕“徽文化体验和休闲度假基地”这一旅游品牌，重点打造呈坎、潜口、唐模等三个旅游节点，开发建设完成投资9亿元。 徽州敢下狠心挑战山东两地，主要是地区招商引资的产业需求所致。徽州区旅游长年抬不起头来，原因就是离黄山风景区太近，区内的七大重点旅游项目缺乏足够响亮的品牌支撑。 2006年，黄山市徽州区突然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金瓶梅》遗址公园等项目，并于当年5月1日对外开放。徽州区称，根据考证，西门庆不是山东人，而是安徽人，是徽商的代表。此举立刻激起全国的广泛关注。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黄山市徽州区打出“西门庆故里”之后，的确收到了极其巨大的轰动效应，由此，国内外第一次把黄山市内的黄山区(黄山旅游)和徽州区(徽州文化游)区别开来。一时间，媒体云集徽州，以至于部分景点甚至不得不打出了“拒绝媒体采访”的招牌。黄山脚下生生地“孵化”出全新的徽州文化游，西门庆可谓“大坏蛋”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今天，《金瓶梅》早已洗净了淫书的污名，成为公开发行的世界文学名著，“金瓶梅文化”自然亦被归于传统文化继承的范畴。再加上多样性的价值观变革，俗文化的风行，风月文化搭台，风月经济唱戏，使得西门庆这样的反面典型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开发价值被正视，甚至连孔孟之乡也放下斯文，以至于西门庆府邸两省三地，日夜笙歌，真可谓“野百合也有春天”！而此情此景，真真应了韦庄那句著名的诗句，“(西门庆)一生风月供惆怅，(‘西门庆故里’)到处烟花恨别离”。（据腾讯网）
制度改革为何“沉默” 《瞭望》：公务接待制度改革的“沉默” 公务接待中的吃喝风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要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的有关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包括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这是中央对“进一步规范和改革公务接待制度”中的一个新要求。 4月27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联系上北京市大兴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希望就大兴区公务接待方面的情况进行采访。该负责人表示，他可先协调区委办公室和区政府办公室再给记者答复。次日一早，该负责人电话告知记者，“内容太敏感，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随后，本刊记者给北京多个区县政府打电话，采访公务接待的要求均被婉拒。 自上而下对推进公务接待制度改革，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的规定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严。但事实表明，这些约束力不足的规定，对遏止公务接待中的浪费和腐败作用并不明显，比如在“由隐性消费向显性消费转变”这一环节就难到位。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我国在规范公务接待方面，不论是传统观念的转变，还是制度建设的完善，都还要走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路程。
3月30日，国土资源部率先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随后，财政部、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相继公布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部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截至4月11日，共有35家中央部委公布了部门预算。 但从各部委公开的信息来看，并没有涉及公务接待这样的“热点细节”。对于这些部委而言，公务接待显然还属于“ 保密范围”。 “目前，公务接待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刚刚成立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上当选为秘书长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地方，只要领导批准的接待就是‘公务接待’，只要领导签字的发票就可报销。” “上级到下级单位视察，下级到上级单位汇报工作就不少，加上横向交流过于频繁，直接造成了公务接待出现过多过滥的现象。”汪玉凯教授说，“只有先对‘公务’的概念及范畴进行明确，才谈得上制定严格的接待标准，对‘接待’进行规范。” “现在公务接待与以前相比，已经有很大变化。”在汪玉凯教授看来，公务接待，就是党政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横向之间，出于工作需要产生的接待，或外地兄弟单位或官员来访，以及相关的会议、参观、学习之类产生的接待活动。“公务接待在标准、范围等方面，还需要更明晰、可操作性的规定。” “党政机关适度的公务接待，是开展工作的需要。”汪玉凯教授说，“但是公务接待吃喝之风泛滥，就是严重的腐败问题。” “公务接待是个苦差事”，湖南省某县一家单位负责人向记者诉苦道，“应酬是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有时一天甚至要接待三四批来客，以至吃饭犹如赶场子。” “目前有些地方的公务接待，不但标准混乱，而且范围也不明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任建明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全国没有一个统一标准，基本是各地根据当地财政状况而定。至于一顿饭花多少钱，主要由接待单位领导即时拍板。” “有些单位的接待对象非常复杂，既有上级视察，也有下级来访，更多的是兄弟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任建明教授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公务接待，已经演变为用公款为对方的消费相互埋单。” “公务接待消费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很大。”北京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认为，“在有些地方，公款吃喝已经成为一种交际手段，有些领导甚至用公家的高规格接待，为个人的升迁作铺垫。” 更糟糕的是，在公务接待的“暗箱”下，有些地方和单位，还以接待、住宿补贴和用餐招待开支等各种借口，开假发票套取预算内资金，设立“小金库”，用于请客送礼等等。 “预算外资金”是失控源头 “上级动辄就下来检查，不喜欢吃喝也得陪好，谁也得罪不起。”云南省某县一位做局长的朋友对本刊记者感慨道， “现在8小时以外，也耗在公务接待上。” 虽然有这样感受的人不少，但不少人又身不由己地深陷其中，这不得不从现有的财政制度上找原因。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政府预算归一化管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以致大量预算外、制度外资金存在，成为公务接待失控的主要原因。”任建明教授指出，“在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政府所有财政收入与支出都是纳入一个统一的正式预算的。” “财政预算不公开不透明，加之认识上的偏差错位以及监督打击力度不够等原因，更加剧公务接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任建明教授说。 “公私不分的接待现象也很普遍，有的去旅游或办私事，也列入公务接待范围。”据任建明教授介绍，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接待费用惊人。他举例说，“南方有一个镇，经济状况比较好，每年接待费用就达上千万。” “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支出，其来源是私下运作的灰色‘小金库’，本身就见不得阳光。”任建明教授认为，“这为财政支出方面的超标、违规包括公务接待方面的超标、违规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在预算方面，很多地方并没有把接待费、差旅费、考察费等定额明晰。加之公务接待的主体，本身就是领导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信息和权力又不对称，更使公务接待中的问题难于界定和发现。”任建明教授说。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监督不到位，是公务接待失控的重要原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在监督制止公务接待不正之风方面，应当更有所作为。”汪玉凯教授认为，“但实际情况是，人大在这方面基本是缺位的，并没有建立起必要的监督机制。” 汪玉凯教授进一步解释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目前相当多的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外循环，很难掌握具体数目；其次，在各级政府预算及其执行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实际决定权掌握在政府而非人大手中。政府既是预算的编制者，也是预算的执行者，人大难以监督。”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财务管理手段的落后，也为公务接待腐败提供了便利。特别是电子消费不发达、发票联网核查等技术手段落后，也为个别人多开、虚开发票及用假发票报销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信息公开的民间推动 公务接待过多，自然使很多领导干部沉浸在接待应酬之中，难以集中精力于本职工作，也不利于党风、政风建设。 “公务接待中的种种不正之风，如果任其存在和发展，必将产生很大的危害。”汪玉凯教授说，“首先，助长党政机关的奢靡、铺张浪费和盲目攀比之风，推高了行政成本，挤占了公共资金。其次，给一些人提供了贪腐的机会。再者，恶化干部群关系，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 近年来，公务接待失控引起高层高度重视。2006年，中央下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明文要求“ 接待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接待标准提供住宿、用餐、交通等服务，不得超标准接待，不得用公款大吃大喝。” 该文件还规定，“接待对象需要安排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当按照当地财政部门规定的伙食标准安排，不得超标准安排用餐，提倡自助餐，一般不安排宴请。” 2009年初，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2009年5月初，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也联合下发《关于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厉行节约八项要求的通知》。 但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公务接待消费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方面，显得缓慢而艰难—— 2008年11月，辽宁沈阳市民、律师温洪祥向沈阳市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相关部门公开办公费、招待费、差旅费等财务账目，他的申请虽然被受理，但同时被告知“政府部门财务信息又极其敏感，(公开)难度极大，这个公开可能不会一蹴而就，结果可能不会太乐观。” 2008年12月30日，河南南阳小伙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7项政府信息公开书面申请，其中主要是“三公”消费问题。让人错愕的是，有些单位收到申请后，还将其当成了间谍。 尽管如此，多位专家受访时还是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只要政府自身的改革措施不断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再加上普通百姓、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就能实现建立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的目标。 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 从本刊记者采访梳理的对策看，公务接待中的吃喝风并非不治之症，只要做到信息公开，打破“自我监督”的思维，从预算、报销手续、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便可使问题迎刃而解。 “公务接待开支无序增长的问题，绝非某些技术手段就可以解决的。”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应建立政府行为预算硬约束的制度框架，让人大可以通过预算制约、监督政府开支。” 据专家介绍，按国际通行的做法，公务接待消费必须全部纳入预算，并且公开接受媒体、公众的监督，一旦违规，将受严厉的处罚。比如芬兰，上至总理下至普通公务员，一起吃饭的有哪些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在网上公开其清单，每位公民都能看得到、查得清。芬兰就曾有一位中央银行高官，在公务接待中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被媒体上网查阅菜单曝光后而下台。 “对于公务接待，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指定政府定点宾馆、实行公务卡消费制度，这些都确实起到一些好的效果。但这远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务接待过多过滥、花费过多的问题。”汪玉凯教授说。 “要杜绝公务接待腐败，可从三方面入手。”汪玉凯教授建议，“首先，应在现在的有效制度基础上，创新各种管理模式，对政府乱花钱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其次，把预算外收入纳入体制内管理，杜绝体制外循环；再有，对一些典型案例，要加大曝光力度，进行严肃处理，以起到切实的警示作用。” “党政公务接待应制定全国统一的接待标准。对每一笔吃喝款项，包括支出的去向、用途，招待的标准，都严格按照公务接待的标准进行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尹韵公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公务接待应推行清单制、实名制、公示制，公务接待单应有统一格式，其中内容包括：来客时间、地点、人数、单位、姓名职务，公务活动内容，接待地点、人均标准、接待总额、经手人、陪客、客人签名、审批人等。一式三联，报销单位财务存档备查。” “可从制度上升到法律层面，像治理贪污受贿一样治理公务接待腐败，增加违规成本。”尹韵公研究员认为，“如果公权力受到了刚性制约，公务接待就会走出尴尬的状态，官员出于违法成本考虑，在公款吃喝时也会有所顾忌，也可大大减少腐败的可能。”（据《瞭望》新闻周刊）
取消高速费改征拥堵费
仇保兴提议，除了提高城市中心区停车收费，加强对公交专用道的管理之外，可以研究实施交通拥堵费。2003年，伦敦实施了中心区拥堵收费，对进入中心区的车辆收取5英镑，后调整为8英镑。实施拥堵收费后，伦敦2006年拥堵水平与2003年持平，在减少的小汽车出行中，50%以上转向公共交通。收取交通拥堵费可以直接减少小汽车进入中心区的数量，效果显著，建议北京尽早研究交通拥堵收费和相应的配套措施。 此外，仇保兴建议研究实施按照房产证和车位证相统一进行上牌管理的办法，防止住在市中心的居民借用郊区车库骗取上牌。同时也要依据公共交通建设的进度，研究提出每年小汽车增长量的控制指标。 取消高速公路收费，可以引导城市中心区人口、功能向新城转移，促进城市发展空间模式的转变。六环路收费也会起到鼓励车辆为逃避收费穿城而过，造成新的拥堵，建议采取提高燃油税或附加费的方式替代高速公路收费来解决交通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提高燃油税费还可以起到增加小汽车出行成本，降低其使用频率的效果。 仇保兴还提出，应进一步研究出租车交通的定位。目前，北京出租车数量超过6万辆，已成为一部分市民的常用代步工具，对道路资源的占用量日益增大。同时由于数量庞大、竞争激烈，已造成空驶率上升，加剧了空气污染与拥堵。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的发展，要重新审视北京出租车发展定位问题，研究相应对策，拉开出租车与公共交通的服务层次，避免服务人群的重叠。 倡导居民交换住房、就近就业是一项十分有效的减少交通拥堵的措施。从国际经验来看，越是低收入群体，越是难以支付交通费用，越必须就近安排就业。为了便于低收入群体就近工作，减少长距离工作出行，建议制定相应政策，允许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住户互换住房。（据新华网）
海南海口一行人翻护栏过马路 被撞死自负主责 近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行人翻越护栏过马路被一辆小客车撞倒并当场死亡。事后经交警部门认定行人负主要责任，客车司机负次要责任。 根据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证实：本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陈某横过道路未在人行横道内行走而造成。 当事人陈某横过道路未在人行横道内行走，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五条“行人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从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的，应当观察来往车辆的情况，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不得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或者中途倒退、折返”之规定。 当事人许某驾车未确保安全行驶，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当事人陈某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当事人许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据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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