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官员称

中国民众买得起房需等20至30年

中新社石家庄5月5日电(记者 牛琳)5日，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在此间举行的“2010河北省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需要20到30年时间达到让民众“买得起房”的目标。

陈淮说，中国城镇2009年有纯住宅131亿平方米，但中国城镇居民总数2009年末为2.1亿户，户均不过60平方米，还处于“初步脱困”水平。

陈淮分析说，1999年以来的10年中国城镇建了7000万套住房，相当于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但同一组数据也容易解读出，中国每年每百户家庭只能有3到4户改善，搬到新房去。“中国住房严重短缺，就算房子不要钱，4套房子也变不成70套。”他否认将新的楼市调控政策冠以“史上最严厉”之说，称新的楼市调控政策就是让那些住房困难的低端群体优先改善，让首次置业年龄群体有条件率先改善。

陈淮说，过去十年里中国城市化的重心是沿海特大城市，如果前十年中国是依靠农民工为城市、为城镇人口建设现代化的沿海大城市的话，今后十年则走到了一个依靠农民工来为农民建设城市，为更多、更广泛的中小城市建设城市的时候。

“中国的理想目标是到2020年城镇居民住房达到‘初步改善’水平。” 陈淮表示，买得起房是一个衡量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达到这个目标需要20到30年的艰苦努力才可能。（据腾讯网）

 

中国人体器官交易黑市猖獗

供体被当牲口豢养

[导读]全国每年150万名需要器官移植患者的等待催生了一个本不该有的行业——人体器官买卖。而2.5万与15万元之间的巨大利润空间也造就了一个本不该有的群体——人体器官买卖中介。

——人体器官买卖调查

2.5万元，为了这笔在北京城仅能买到一两平方米房子的钱款，杨念付出了自己60%的肝脏。

15万元，为了杨念那60%的肝脏，晚期癌症患者谢有生（化名）的家人四处举债。

供体遭遇15万卖肝钱只拿到2.5万

被豢养数月等候买家

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民政局对面的一栋居民楼，一套简装的三居室里住了十几人，他们都是年轻的小伙子，最大的不过25岁，他们来这里都有着同样的境遇——家穷、缺钱，他们也有着同样的目的——卖肝（肾）、赚钱。19岁的杨念也来到了这里，成了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

杨念是被一个叫王占伟的人带来的，那是他最初的联系人。在决定卖器官赚钱后，杨念在网络上认识了王占伟，咨询了器官价格——卖肾4.5万元、卖肝4万元。并没有想好卖什么的杨念先行来到了河南郑州，成了王占伟手中所谓的供体。但半个月后，王占伟称其医院关系断了，就将包括杨念的供体们都转给了在鹤壁淇县一个叫杨世海的人。

供体群居免费吃住玩

淇县位于郑州、北京之间，离两个城市都不远，但生活成本却要低很多——一个三居室一年的租金2800元。杨世海从朋友处借了2万元，开始供养供体，以备在北京寻找买家的合伙人刘强胜“召唤”。供体们在这里免费吃、住、玩——怕供体们等待的日子闷，杨世海还“人性”地买了两台电脑，供他们打游戏。这里的伙食标准也不错，据称每餐都能有几个肉菜。供体们也算自由，白天可以四处闲逛，到了饭点回来，即使中途反悔也可以随时离开。

对于供体，中介也不是没有选择。新来的杨念就被带着去医院做了检查，血型、身高、体重，再看看有没有传染病，身体健康的留下，不合格就走人。据介绍，AB血型的人一般不要，因为AB血型的患者较少，中介们都怕养了白养。

造假证变患者亲属

在杨世海处没住上几天，杨念就等来了买家。北京的刘强胜来消息说，有一个癌症患者谢有生需要换肝。杨念便只身来到了北京，在刘强胜的安排下住进了一间地下室。和杨念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另外三个供体。经过体检配型，杨念成了那个将要为谢有生献肝的人，他与刘强胜谈妥的价钱是3.5万元。很快，杨念住进了医院，接受一系列的器官移植手术前的准备。

根据相关规定，活体器官的接受人必须是捐赠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为了让杨念变身为谢有生的侄子，成为合法的捐赠人，刘强胜让谢有生的妻子马上回老家开具叔侄亲缘证明，而其他的身份证明则由他一手操办——路边无数的造假小广告使这成为异常简单的事情。一个多星期后，顺利通过医院审查的杨念进了手术室。十几个小时后，杨念的肝已剩下40%。

3.5万酬劳费只剩2.5万

然而，拿钱的过程却远非手术那般顺利。在术后将要出院时，杨念仅仅拿到了2.5万元，其余的1万元从此没了下文。而杨念不知道的是，肝的受者谢有生为此付出的却绝不仅仅是2.5万元，而是15万元。谢有生先后给了刘强胜4万元和5万元两笔钱后，又被讨6万元，“他说不给钱就把我们废了。”已难承受惊吓的谢妻只得四处借款筹钱，但他们知道供体拿到4万元，“后来我们知道刘强胜只给了人家两万五，特别生气，但也没办法。”

杨念的遭遇还没有停止，为了拿回自己应得的1万元，其再次找到刘强胜，只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刘强胜叫来的二十多人。惨遭追打的杨念无奈报警，同时也“成就”了北京市首起人体器官买卖案。据海淀检察院邱检察官透露，该团伙成员的落网已牵带出数个人体器官买卖团伙。现警方正积极对其犯罪事实进行查实。

生意火爆中介两年养190个供体

买卖信息铺天盖地

在百度搜索上敲入“寻肝源、肾源”一词，数万条信息扑面而来，留下的QQ号、手机号不胜枚举，甚至有公司形式出现对此进行操作。他们不仅寻找愿意售卖肝、肾等活体器官的人，同时也广而告之向所需患者提供各配型的肝源、肾源。记者在与多位器官买卖中介联系后发现，他们有着一套规范而明确的要求，业务也已形成一条龙服务。

承诺提供全套证明

对于肝源、肾源的供体，他们大多都要求男性、身高170厘米以上、体重115斤以上，年龄30岁以下。并且，血常规、肝功能、乙肝五项、彩超等基本检查要全部合格。几乎所有中介均表示会承担供体的食宿费用、基本检查和配型检查费用、往返路费以及其他生活费用，有的更承诺除了应得报酬外，出院时还将为供体们向患者申请数千元不等的红包。记者联系到的一位在江苏做“业务”的中介小王称，其两年间养过190多个供体，做成的“生意”有30多个，“手里的供体多，成功的几率就高。”

而对于需要器官源的患者，他们亦提出种种“人性”的提示，对于供体的选择、患者的责任、如何过伦理关等都有相关解读，其服务之周到让人瞠目。一名远在沈阳的中介告诉自称为亲友“找货”的记者，他们三四天即可找到配型合适的供体，“并且我们会为您准备一两个备用供体，供体出院后与患者两不负责，这点您完全不用担心。同时，我们还会提供一套完备的亲属证明材料，免去您的后顾之忧。”
18万元包办器官移植

据记者向北京两家获准器官移植的医院咨询，目前若想进行肝肾移植手术，患者通常要排队等待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具体等多久就不知道了，得看情况。”而肝源、肾源的价格在10万元左右。而民间非法买卖的人体器官似乎也在这个价格上下。江苏中介小王给记者的报价是18万元全包，其中包含了供体器官、体检费用、医生红包、身份证明等相关手续，其甚至声称可以帮助安排医院，“我会带四五个供体去。”对于器官的费用，记者提出质疑：“医院的正规渠道也才10万元，你们也卖10万？太高了吧？！”对此，小王不屑地表示：“医院那是死人的，我们提供的可都是活人的，质量能一样吗？”

原因分析器官紧缺催生地下产业链

供需矛盾：150万患者仅万人手术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器官移植的供体不足是个世界性问题，在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显得尤为突出。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介绍，我国每年有约150万名患者等待器官移植，但只有1万余人能进行器官移植，供需矛盾突出。

器官移植实践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技术与规模都得到迅猛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临床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的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但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死刑核准权，每年被处死的犯人大大减少的境况，以及捐献者需书面同意等措施的推出，使得尸体器官移植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巨大的缺口遂催生了活体器官买卖的“地下市场”。在这个黑市中，供体、受者、中介、医院，似乎无不是获利者，他们密切配合，各担其责，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

而与此同时，境外人士的中国器官移植旅游却火热一时。曾经成为国外患者救命之所的天津第一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时创造出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其中来自美国、日本、沙特等国家的外国患者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去年的一则“17名日本人在中国通过旅游方式接受器官移植”的消息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卫生部即责成相关部门对此事展开调查，同时表示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

欲捐无门：光办手续就一个月

今年初，一个父亲举债13万元捐献儿子器官事件又让人们陷入重重迷雾。去年11月4日，王宝田17岁的儿子突遭不测，为了能挽救其他的生命，王宝田决定捐献儿子的遗体和器官。然而，这条路困难重重，繁杂的程序和手续让捐献在一个月后才得以实现。王宝田为此负债13万元，而儿子的器官也因长时间用药维持生命体征而功能受损，最终不得不被医院放弃。

一面是供移植的器官紧缺，一面却是欲捐无门。中国器官移植的尴尬处境，催促着捐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法律盲点：无器官买卖罪名

在大多数国家，人体器官的买卖及其相关的商业化操作都有着相应的罪名和量刑，如英国《人体器官移植法案》规定了人体器官买卖的犯罪，日本《器官移植法》规定了非法出售人体器官罪、从事人体器官买卖中介罪以及为获利而非法为他人实施器官移植罪等四项犯罪。

而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完备法律，我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八大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据了解，目前我国获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疗机构已由曾经的300多家缩减至160多家。但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该条例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翻阅了整个法条，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更加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北京市首例人体器官买卖案的公诉人邱志英告诉记者。有法律界人士指出，非法经营罪处罚较轻，与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我国应制定相关器官买卖罪名，并规定最高刑期为无期徒刑的刑罚，才能实现对买卖器官犯罪的最有力打击。 (据腾讯网）

抚顺女局长敛财1亿多

被双规时揣12个身份证

辽宁省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原局长江润黎、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利用为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等机会搞权钱交易，甚至直接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敛财逾亿元，其中罗亚平一人涉贪上亿，被称为“职级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女贪官”，全国实属罕见。

被双规时身揣12个身份证

今年50岁的罗亚平，原是农村供销社售货员，后调入顺城区政府部门，从2001年底任抚顺市顺城区发展规划局(后来改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兼任区土地经营中心的主任。到2007年4月实行垂直管理后，她始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

经查，罗亚平从2001年至2007年期间，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等手段贪污3400余万元，通过倒卖土地资源获利3700余万元，另有4400多万元的资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2008年10月31日，罗亚平被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

罗亚平捞钱的主要伎俩，一是利用掌管黄金地段土地征用和审批权的职务便利，截留、私吞征地款。当时土地出让金并没有由财政部门收取，罗亚平通常让前来缴款的单位拿两张支票，一张交给土地经管中心，一张她拿到银行兑换成现金装入自己的腰包。到后来，卖地得了钱，是交是贪完全凭心情：或交给土地经管中心，或直接据为己有。

二是打动迁补偿款的主意。在看中某处房产后，她先用房主的名义制作假的动迁手续，骗来动迁款给房主，房子就成了她的。更多时候，她直接制作假的动迁手续捞钱。抚顺市纪委副书记王新国、市纪委常委曹宪阁介绍，对罗亚平“双规”后，第一时间对她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从她身上共发现他人的身份证12个、户口本15个，还发现了身份证复印件23个，以及区土地经营中心大量空白收据、私刻的顺城区人民政府公章以及顺城区区长的印鉴，罗亚平一个人就行使了政府的职能。另外，在她的办公室还搜出大量房照、地照，大部分都不是其本人的姓名。

罗亚平被“双规”时，随身提包里除了5万元现金，还有十几张银行卡，其中仅一张卡的资金往来竟达到1900万元。专案组掌握了罗亚平占有巨额资产的有力证据：在大连市某银行查找到了罗亚平名下的个人保险箱。起获保险箱的时候，专案组惊讶地发现，里面各种保单、存折以及现金共计5518万元，其中包括两张600万元的保单。

江润黎家似开奢侈品博览会

今年55岁的江润黎，大学毕业后从普通规划设计人员干起，后走上领导岗位。2001年至2006年，相继担任抚顺市国土规划局局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市规划局局长、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务。

办案人员在搜查江润黎的家庭财产时，发现她除了拥有6处房产外，所占有奢侈品数量惊人。在她一所190平方米的大宅内，发现的名贵用品包括：劳力士、欧米茄等品牌手表48块，LV等名牌手包253个，高级名牌服装1246套，另有金银首饰、珠宝等600余件。王新国说，这些珠宝首饰摆出后，甚至比金银首饰店都丰富。上述物品、服装90%以上都没有开包使用过，200多件高级化妆品还没开封已过了保质期。据专业评估师评估，室内2200余件物品总计价值420多万元。

“外逃幻梦”中身陷欲望深渊

罗亚平曾说，这一辈子就喜欢钱，喜欢房，喜欢车。罗亚平知道，这么大的窟窿早晚得暴露，她自认为高明的办法就是出国，大捞特捞之后一溜了之。

王新国说：“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还发现一张从国外电传过来的资金证明，显示罗亚平汇往新西兰250万纽币(约合人民币1600万元)，委托外方代为进行商业投资。这张电传成为案件的重要突破点之一，也说明她早已为逃往海外做好了准备。”

为了给自己的“外逃幻梦”铺路，仅2007年3、4月份，罗亚平就以作假土地补偿款的形式，套取资金高达1230万元。

一支红笔，挥洒“土地腐败”

了解江润黎的人都知道，在她的办公桌上，平时总是放着一支黑笔，一支红笔，专门用来修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规划图纸，每次改动都是为开发项目增加面积。特别是她用红笔改过的规划图纸，必须先发工程规划许可证，开发商可以先行施工，不必先交增加面积的土地出让金，致使对红笔改过的这一部分，土地出让金基本上都打了折扣，大部分流入开发商的腰包而无人过问。

如果说江润黎大笔一挥，仅是拱手给开发商让利，那就大错特错了。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作为处级干部的江润黎在2001年至2006年，利用长期担任国土规划部门领导职务的便利，通过帮助开发商拿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摆平罚款甚至介绍装修工程，从中收受好处。另外，她还在开发商没有交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滥用职权，违规为开发商办理规划许可证；有时甚至更改开发项目的规划图纸，为开发项目增加面积。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江润黎总计接受80多名房地产开发商、上百笔贿赂，共受贿470余万元，另有26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江润黎为开发商违规办理规划许可证、更改规划图纸、减免土地出让金，因渎职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5800余万元。为此，以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其无期徒刑。

闸门层层失守，制度形同虚设

对土地审批权限的监督，用江润黎、罗亚平自己的话说，就是上级无力监督、同级无人监督、下级无法监督。具体表现为领导虚位，监督失控。

江、罗二人为了达到“封口”“堵嘴”的目的，不惜重金拉拢一些知情的干部下水，从而腐蚀了一批干部。江、罗腐败案件涉及党政干部达27人。

由于监督缺失，掌管土地的官员成为“特权人物”，“体外循环”也成了常态。抚顺市纪委副书记王新国、市纪委案件管理室主任王晓文表示，不能说没有规章制度，但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江润黎、罗亚平违法犯罪时间长、问题严重，但没人管、没人问，也没有纳入监督视线。据《半月谈》

中国8000干部留学新加坡

每人每年学费10万元 

　　近万中国官员“受训”新加坡 七成为县处级干部

　　“我们把新加坡作为领导干部海外培训首选，是因为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有特殊的借鉴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曾如是解读， “新加坡在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矛盾，和正在探求的解决办法，正是我们现在遇到或将要遇到的矛盾，我们现在需要用或探索将要用的办法。”

追溯干部赴新加坡培训初衷，合情合理，学员们的感受与表现又如何呢？

参考的模式

新加坡最早面向中国官员的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从1992年开始开办一周至三个月的短期培训班，课程以中文授课，内容包括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分别来自中国各省及中央机关和央企。

面对中方不断增长的需求，南大自1998年开办了学期为一年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2005年，南大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及各省市组织部合作开办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这就是今日俗称的“市长班”。

市长班课程的主要内容是东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东亚各国的经验，以及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模式和操作。该项目主要特点包括由新加坡政府退休官员讲授课程，和参观新加坡各企业总部的活动。一年课程的学费是两万元新币，相当于十万人民币，至今已有300多名厅局级和处级的中国干部参加。

“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新加坡非常感兴趣？”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和助理教授张志斌对时代周报解释，“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加坡跟中国一样，都是稳定的执政党，而且新加坡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而这正是中国政府一直梦想的。”

生于中国的张志斌表示，“当然，事实跟想象肯定是有差距的。”

最突显的差距之一，是小岛和大国之间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负责讲授市长班项目公共管理概论课的何启良也向时代周报证实，“学员都能体会到，新加坡的很多体系是不可能运用于全中国。”

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很多中国官员对何启良表示，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

何启良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

用功好学生

虽然无法照搬新加坡模式，但中国官员在南大的课堂上，仍是非常积极的学生。

“如果是早上9点上课，他们8点50分就会到。”给市长班讲课有五年经验的何启良称，“他们态度很认真，活跃地参与课堂讨论，对教授的要求也相应地高。给他们讲课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对成功的渴望。”

市长班成员是每年由中国中组部、教育部和各省政府，百里挑一而遴选的。何今年的学生名单上，级别最高的是湖北省鄂州市市委书记范锐平，范同时担任了这届市长班班长。

当年何博士第一次给市长班讲课时，惊奇地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官员们其实多有积累。“很多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概念，他们在中国早就听说过，甚至已经开始实施了。”

但来自中国的学员们对国际管理理论的理解，跟何想传授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问题是，他们只是大概知道这些概念和技术，并不理解它们更深层、更复杂的真正含义。”

何启良认为，这种思想上的限制，取决于中西文化和历史上的区别。“他们熟悉的中国体制里，国家、政府和党，都是融成一体的。所以他们很难看出权力分离的重要性。讲到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非政府组织等相关概念时，我也没法找出中国的例子，来给他们解释。”

一位参加此项目的新加坡本地学生也有类似体验，她对时代周报说：“中国官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我的不同。比如，他们对非政府组织的理解是：一个不是政府直属，但仍有政府官员在内的机构。我问他们：有政府官员在内，有政府的直接介入，不是就不能称‘非政府组织’吗？但他们觉得还是可以，因为他们认为组织里还是需要有政府代表。”

围成一圈子

项目副主任张志斌也知道这种授课困难的存在。但他更认为，中国官员在新加坡一年里的教育，并不限制于课堂上的培训。“我们在课程上，的确比较单一注重技术方面的内容。因为中国政府派官员来，是希望他们能学一些技术性的措施，来解决中国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

“但是技术的背后，总是有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因素。”新加坡从1965年独立以来，一直由李光耀的行动党执政。但在宪法和法律上，它有完备的民主构架。张认为，这必然会启发中国官员们去思考。

“他们在新加坡学习和生活的一年当中，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东西，会督促他们突破技术层面，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如：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民主架构要如何建立？它在文化层面上、在体制层面上，应该是什么样子？”

“这样来，我们既达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期望，同时也超越了它，激发官员去思考制度的作用、文化的角色。”

这或许是生长于中国内地的张志斌对市长班和中国改革发展的理想。但土生土长于新加坡的何启良却观察到，市长班学员和本地人的课外交流非常有限。“我一直鼓励他们多出去和新加坡人交流，不要让生活圈子这么封闭。但是他们就是喜欢围成一圈子。”

何向记者描述，某届的学员曾经20个人一起去银行办账户。银行一下子接待不过来，便特别给他们开个服务窗。“结果他们却生气了，说为什么对我们的服务不一样？我常劝他们多分开来，两三个人出去玩，会很容易认识新加坡人、被他们接受。你20个人一起出去，会把别人吓走的。”

给未来打基础

张志斌对中国的未来，以及市长班对之的贡献，比较乐观。“培训的效果不是一两天内就能看出来的。它是为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的未来打好的基础。”张认为，“每一个在新加坡住过一年的官员，都会有所改变。”

“有些毕业官员跟我说，他们回国之后感到很痛苦。因为他们打开了双眼，却发现周围的很多东西跟理想有一定距离。但以个人的能力，他们无法改变这些东西。这种痛苦本身就是很大的收获。”

对于官员们在新加坡互相交流的行为，张博士更是充满希望。“中国文化很讲究同窗。好几届市长班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最近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等等。”

“我希望他们以后能互帮互助，如果真的做大了，当上省长或部长，能够支持‘南大团’里的其他同学。当然我说的不是希望他们去做什么坏事，而是因为他们在理念上比较接近，能彼此认同，或许能把他们在新加坡潜移默化而学到的，体现到政策去。”张志斌笑称。（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