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为何再索赔65万？

叔叔赵振举讲述谈判前后 

    叔叔赵振举讲述谈判前后：半夜上门谈判，赵作海一方基本不识字，家人老乡都说65万太少 

    赵作海听了大家的意见，难免思前想后　

　　刚刚从法院院长手里拿到65万元的国家赔偿，赵作海回到家就后悔了，提出要通过诉讼途径，寻求不低于130万元（含已拿到的65万元）的国家赔偿。

　　赵作海为何突然变卦？昨天上午，赵作海的叔叔赵振举讲述了赵作海态度发生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谈判过程

　　对方开价45万，不签就不走

　　赵振举把侄子赵作海对赔偿协议不满的原因归结为：签字时脑子不清、不识字。

　　据他介绍，5月11日晚上11点多钟，包括老王集乡党委书记、武装部长和一位副乡长在内的几位人员，约来赵作海和其妹夫余方新，来到赵作海的姐姐赵作兰家，商谈赵作海的赔偿事宜，却没有叫来赵作海的亲叔叔赵振举，而在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的谈判对象却一直是赵振举。赵振举谈到，有关人员一开始开出的价是45万元，这让赵作海、赵作兰和余方新都无法接受。赵作兰就给赵振举打电话询问。赵振举则坚决不同意。双方由此陷入僵局，谈判一直进行到凌晨1点多钟，彼此仍无法达成协议。而赵振举则告诉记者，“当时乡里的一位武装部长威胁赵作海，如果今儿夜里协议签不了，明天就不再过问你的事。还说按照国家赔偿标准45万元就不少了。”

　　谈判时间

　　“为啥白天不谈半夜谈”

　　赵作海最终于12日凌晨两点多钟与法院方签署了赔偿协议。而赔偿金额则比起初提高了20万，其中，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两项共计65万元。这一“签约”时间，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得到了确认。

　　赵振举对这一“签约”时间意见很大：“为啥他们不在白天找赵作海谈，而是在夜里11点以后来，在凌晨两点签？那个时候，经过几天的劳累，加上白天一整天没休息，他（赵作海）的脑子根本就不清醒了。”

　　赵振举还提到，当天晚上在场的家人中，赵作海、赵作兰是文盲，不认识字，余方新也是认不了几个字，“他们根本认不得协议上写的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变卦原因

　　“脑子乱了，让咋签就咋签”

　　赵作海到姐姐家与刚从北京回来的大儿子赵西良见面。当时，赵作兰家有一二百名村民，听说赵作海只得了65万元的赔偿，大都认为太少了，“挨那么多打，受那么多罪，给这点儿钱就算了”？还有老乡告诉他，现在的物价涨了很多，什么都贵，这65万元办不了多少事。

　　而他的大儿子赵西良听说后，也对爸爸说钱太少了，因为他有三个兄弟，将来成家都要盖房子，盖了房子，就没有几个钱了。据赵振举讲，13日一大早，赵作海就对他说：“我后悔了，现在我觉得他们给少了，我要打官司。”赵振举问他当初为啥要签，赵作海说，“他们咋咋呼呼的，我脑子都乱了，他们让我咋签我就咋签。”（据新华网）

11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

上海等地已达千元 

    今年被称为“最低工资调整年”，目前已有11个省区市上调最低工资，北京等地的最低工资调整也已纳入计划。

记者发现，此次最低工资调整出现的最大变化是，最低工资超千元首次出现3个省市，分别为上海、浙江和广东，成为最富的“千元俱乐部”。

11个省区市的上调幅度都超过10%，其中湖北、宁夏、福建、广东、山东等6省区超两成。

北京的最低工资目前为800元，据透露，今年的涨幅将超过10%。

最低工资·金额

上海居首首次出现“千元俱乐部”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11个省区市调整了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记者发现，经过上调，最低工资首次出现超过千元的省市，而且一下就是3个，分别为上海、浙江和广东，这三个省市组成富裕的"千元俱乐部"。而在这之前，只有广东省的深圳特区最低工资为1000元。

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中最高的是上海，最高一档达到1120元。

此外，经过上调，江苏、山东等五省市的最低工资也达到了900元以上，向"千元俱乐部"挺进。

最低工资的上调与出现的招工难不无关系。南方不少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找不到工人。据报道，佛山一家工厂的老板陈先生说："订单已经接了，但合适的工人还没有招够。"在这种情况下，涨工资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妙招。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分析，东部沿海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较高，和这些省市的平均消费支出较高直接相关。

据报道，在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低于每月1000元的企业基本招聘不到人。大学生刘伟明说，如果不包吃住，月薪要达到1800元-2000元，否则租房子和日常花销外就所剩无几。

最低工资·涨幅

6省区涨幅超两成

根据规定，最低工资标准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消费水平和物价等因素的变化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去年因为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各地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由于经济形势回暖，今年各地似乎铆足了劲，要把耽误的给补回来。统计显示，11个省区市的最低工资上调幅度(部分省区市为平均涨幅)都超过了10%，湖北、福建、宁夏等6省区的上调幅度都超过两成。

杨燕绥认为，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幅度和企业的发展方式转变也直接关联。

比如广东和福建，制衣、制鞋等企业的工种正从基本的体力劳动向低技术劳动转变，对工人的技能要求提高，工人对工资要求也就会有所提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最低工资水平上升。

最低工资·工种

小时工资粤闽等地超过9元

除了最低月工资标准提高，非全日制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也一并有所提升。

广东、福建、山西、湖北四地的非全日制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都已达到或超过9元，分别为9.9元、9.6元、9.3元和9元。

杨燕绥指出，非全日制的工作方式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用工方式之一，这一方式会越来越普遍。

过去认为，非全日的用工形式主要是体力劳动者。但在信息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技能型和智能型工作者进入这一用工行列中，这也带动了这一形式工资标准的提高。

北京落点

北京涨幅有望高于10%

本月初，北京市人保局表示，根据人社部要求和本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将调整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今年还将提高最低工资的增长幅度，往年平均上调10%，今年有望高出这一比例。

据了解，目前北京的最低月工资为800元。

本市历年最低工资

2004年2.96元/小时 495元/月

2005年3.47元/小时 580元/月

2006年3.82元/小时 640元/月

2007年4.36元/小时 730元/月

2008年4.6元/小时 800元/月

各地调整后最低工资

“千元俱乐部”成员

上海 1120元 9元

浙江 1100元 9元

广东 1030元 9.9元

江苏 960元 7.8元

天津 920元 8.8元

山东 920元 ———

福建 900元 9.6元

湖北 900元 9元

山西 850元 9.3元

吉林 820元 6.3元

宁夏 710元 7.6元

备注：前为最低月工资，后为最低小时工资，均为当地一类地区的工资水平，如山东省的一类地区包括济南市历下等五城区以及青岛、烟台等地的部分区县

各地最低工资涨幅

湖北 28.5%

宁夏 平均24.9%

福建 平均24.5%

吉林 平均22.9%

山东 21.2%

广东 平均21.1%

山西 18%

上海 16.6%

浙江 14.58%

江苏 12.9%

天津 12.19%

备注：标注“平均”字样的为该省区市所有辖区的涨幅，其余为一类地区的涨幅

·名词解释

最低工资

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用人单位必须按法定最低标准支付的劳动报酬。（据新华网）

富士康发生今年第九起坠楼事件

警方确认系自杀

　　据《羊城晚报》《晶报》报道　14日晚10时50分许，在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附近的福华宿舍，，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发生的第九起坠楼事件，造成七死二伤。警方勘查现场后排除他杀嫌疑，确认死者属自杀身亡。

　　昨天凌晨1时许，记者赶到富士康龙华厂区北大门。门口一位经营麻辣烫的摊贩说，14日晚11时多，富士康员工下班后在此吃消夜时说，当晚10时50分左右，一名男性员工从福华宿舍楼楼顶坠地，掉在一个水泥混凝土平台上，男工被拉走时已无气息。事后，富士康工作人员迅速将现场打扫干净。

　　随后，记者来到油松派出所，见到在此做笔录的3名跳楼男工的室友。一名事发时正在睡觉的室友说，他们住在龙华厂区福华宿舍的420房间，房间内共住8人，跳楼男工去年住进宿舍。另一名上日班的室友说，跳楼男工上夜班，由于部门不一样，平时几乎没有交流，虽然住在一个房间一年多，可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富士康上班很匆忙，没时间交谈”。

　　身上四处刀伤

　　经富士康集团证实，坠楼男性员工姓梁，1989年出生，安徽人，2009年11月进入富士康，为一线作业员。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第一时间通知了死者家属，其家属已赶到深圳。富士康对再次发生员工坠楼事件表示遗憾，并承诺将全力配合家属处理好善后事宜。

　　富士康媒体办公室负责人通报称，警方经调查，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

　　警方确认自杀

　　深圳警方透露，坠楼事件发生后，梁某被送往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于当天晚上11时40分左右宣布死亡。死者胸口刀伤系自残所留，刀口与死者钥匙扣上的小刀匹配。经警方勘查现场后判定，死者系自杀，死亡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

　　对于死因，死者叔叔并不相信：“他自己往胸口捅了四刀，还跳过1.5米的围栏，有这个可能吗？”

　　“对于一些疑点，我们会向警方提出。”死者的哥哥说，他的父母等8人已赶到深圳，由富士康安排在宾馆休息。

　　对于富士康请高僧做法事一事，富士康媒体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说，法事尚未开始做，至于何时做法事，目前都没有明确消息。

　　九连跳富士康难脱干系

　　14日晚间，富士康一名梁姓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九名坠楼的员工，共造成7死2伤。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死者身上有四处刀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人们尚未从八连跳的惊恐与疑虑中回过神来，第九跳猝然而至。尽管第九跳与前八跳有所不同——死者身上的多处刀伤昭示着事件背后的波诡云谲，但连续的悲剧已让网友惊呼“富士康成了跳楼公司”。持允而论，不能把所有的罪愆归结到富士康身上，但同时应该看到，富士康在频发的跳楼事件中，难脱干系。

　　在富士康，起码存在三重断裂。其一，企业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在富士康，企业和员工的关系很简单明了，企业过度追求利润，基层员工劳动强度极大，被训练成了一台台机器。员工加班很正常，国家法律规定每月上限36小时的加班，成了一纸空文。与此对应的是苛严的处罚制度——在生产车间，员工不准喧哗、闲谈，若被发现即被处罚。管理缺乏人文关怀和情感慰藉，“视员工为第一宝贵财富”成了美丽而飘渺的肥皂泡。

　　其二，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断裂。员工之间的关系比较淡漠，平时大家基本上没有交流，“住在一起就跟陌生人一样”。比如，某员工感觉不舒服，在宿舍床上躺了三天，无人过问。员工既感受不到企业的温情，也体味不到同事的关爱，只能选择孤寂与落寞，正如有论者所称，缺乏“群体价值文化”支撑的工人，只能处在冷漠和离散的“原子”状态，成为空心人。这种状态容易滋生悲剧，而这与富士康冷漠的企业文化大有关系。

　　其三，工会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断裂。《劳动监察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各级工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工会法》第六条则规定，工会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工会必须密切联系职工，听取和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关心职工的生活，帮助职工解决困难，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但在富士康，工会显然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富士康集团工会副主席在接受采访时称：“我们查过这几起坠楼事件，之前这些员工是没有任何的投诉，或者是求助这样的信息。”实际上，工会应该发挥主动性，主动维护工人利益，主动探询工人烦恼，而不是等着工人找上门来。

　　更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工人的娘家人，工会不少时候是缺位的，有时不仅不为工人说话反而屁股坐在资方这一边，原因很简单，工会缺乏独立性，工会负责人往往由企业领导任命，因此必须听命于企业领导、维护企业利益，如此一来工人的权利就会更加贫乏。

　　有学者称，“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面对触目惊心的九连跳，是该深入调查，深挖根源，整饬乱象，重塑体制了，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思维要不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也要不得。如果不激活既有体制，不建构制度性的防范体系，就无法真正革除隐患、去除危机。

　　评论：自杀与自贱

　　北京青年报消息，据《南方周末》报道，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之间，有一个颇为不雅的相互称谓——屌毛。既然这个词已经成为几十万人之间流行的语汇，我们也就不必故作高雅地假装无颜面对。况且在那个特定的语境下，这个称谓实为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甚至没有另外的词汇可以替代。以一种自轻自贱的方式向他们所不甘的命运做一个鬼脸，大约已经是他们可以拥有的最后的幽默。

　　截止到15日，“九连跳”的惊人纪录，再次把富士康置于舆论关注的漩涡。连续九起跳楼事件，实在已经超出常理可以解释的极限。从电视新闻上看，公司高层以一种颇为无奈的神情，申诉着他们已经采取的各项“人性化”措施。但面对颇显诡异的现实，无论说者抑或听者，都已经不太相信这些措施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延请高僧诵经做法，大概成了来自台湾的公司高层最容易想出的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目前可以获得的信息分析，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工厂和试图在大陆谋求更大发展的公司，富士康在同类公司中绝非声名不佳的“血汗工厂”；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之后，当地劳动保护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也没有发现明显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即使《南方周末》记者以“普工”的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卧底，其实也没有发现多么惊人的黑幕。而越是没有显性的成因，对自杀事件的制止，便越是难以做到有的放矢，这也恰是富士康内部高层和外部公众都对目前的措施不抱信心的原因。

　　但是，在富士康员工以“屌毛”互称的自我定位与连续多起的自杀事件之间，其实还是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即使如心理学家所说，自杀事件在群体中具有传染和“拷贝”的现象，但以常理判断，自杀事件的示范作用，只可能作用于那些早已把自杀作为“选项”的人群，起到“帮”他们做出抉择的催化作用。而对于富士康员工那样一群不惜自贱到极致的人来说，生死之间的抉择，可能比别人想象的更容易转换。

　　至于这些正值青春时光的青年，何以以如此不堪的称谓自贱，其成因固然复杂，却一定与富士康公司看似人性的管理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归纳媒体对富士康管理细节的披露，在并不太“血汗”的表面之下，却是把现代化大生产方式推到极致的管理模式。在时间管理精确到秒、产品不合格率控制到零、人工成本压缩到极限的管理理念之下，把工人变成一架庞大生产机器中的一个“智能部件”，并时刻保证其与庞大的机器同步高效运转，成为这一生产模式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对于一个“智能部件”而言，在保证其吃饱、穿暖、洗干净的情况下（这便是富士康已经具备，某些工厂还需努力的“人性”条件），使其失去或放弃作为“人”的自主权，就显得格外重要以至于成为必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每个富士康工人都要与公司签订“自愿加班切结书”，从此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约束，也不再受你的自主安排；反之如果不签订“切结书”，则你便彻底失去加班的权利，只能得到基本工资以至于难以生存。在这种看似自愿的选择背后，却是最无情的提醒和警告：放弃权利，或者放弃生存，请“自愿”选择。在如此冷酷的提示之下，作为“人”的挫败与失落，足以把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按进自贱的泥淖。

　　在对“二代农民工”与其父辈的分析中，其父辈的肯干、能忍，与这一代的脆弱之间，常被拉到一起对比。但更为关键的因素，却在于对其父辈而言，城市只是其打工挣钱的所在，在城市拒绝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自外于城市。他们的人生场景和价值，仍然在乡村中展开和体现。即使他们无法在工厂里得到作为人的尊严，只要能带着打工得来的“血汗钱”回到乡村，他们的人生将重新在妻儿老小的欣喜、乡亲邻里的艳羡中，焕发出光彩和价值。

　　但对于这一代几乎与农村失去任何联系的“农民工”而言，当他们试图全情拥抱着城市的时候，城市却和拒绝他们的父辈一样地拒绝着他们。由几十万面貌各异却命运相似的他们组成的富士康公司，几乎成为他们能够栖身的唯一所在。当他们在这里无法获得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们在这里获得的经济报酬，又绝不足以让他们在城市之中获得渴望的自由和尊严时，也就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彻底陷入了无望之中。

　　在这个悖谬而无情的场景中，郭台铭似乎没错，富士康似乎也没错。当乔布斯在拉斯韦加斯发布着苹果公司一个又一个奇迹的时候，郭台铭必须把他的几十万工人训练成苹果产品生产线上的“智能部件”，才能保证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上获得最微薄的利润。在这个被世界一体化分工所规定的场景中，富士康和它的几十万工人，都没有太多的选择。

　　“九连跳”之后，但愿富士康不要再出现第十个不幸的孩子。但无论如何，这个看似井井有条的王国，和它所从属的那个“平的”世界，却从此而露出致命的破绽。（据人民网）

贵州一检察官猝死

其办理的一贪污大案进入收尾阶段

　　记者从贵州省检察院毕节检察分院获悉，该院反贪局副局长彭文忠于5月6日因公猝死，该院于10日为他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彭文忠办理的一起贪污大案进入收尾阶段，“五一”节前，他带领办案组在浙江、上海等地作最后调查取证，5月2日返回毕节。5月5日，彭文忠又奉命带领反贪干警赶赴黔西县，对一起新发现的贪污案件进行初查。6日早上，彭文忠带领办案组从黔西县赶赴贵阳，核实该案相关证据。在贵阳，彭文忠要求大家抓紧时间找人取证，一行人没来得及吃中午饭就开始工作。当天19点10分左右，办案组回到毕节，到其住所楼下时，同行干警问彭文忠是否吃了晚饭再回家，彭文忠说:“不用了，回家泡碗方便面就行。”然而，一进家门，还未来得及关门和换鞋，彭文忠就猝死在家中，年仅40岁。

　　毕节分院检察长徐坤介绍说，彭文忠1993年从贵州民族学院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省检察院毕节检察分院工作。他先后任该院公诉处副处长，反贪局指挥中心办公室副主任，控告申诉处副处长、处长，反贪局副局长等职。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四次受到地区组织人事部门和检察分院的嘉奖。

　　据悉，彭文忠去世后，贵州省检察院发去唁电。5月10日，贵州省检察院派员参加了彭文忠遗体告别仪式，贵州省检察院检察长陈俊平亲赴毕节慰问了其家属。毕节地委书记秦如培委托毕节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阳成俊看望慰问了彭文忠的家属。（据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