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企业家拒绝公安局长200万索贿

被关941天

山西大同被查公安分局局长曾造冤假错案

遭索贿200万未从 一企业家被羁押941天

本报5月13日刊发通讯《山西大同：5年前瞒报矿难数名官员落马》，报道了山西省大同市部分官员因5年前瞒报矿难近日纷纷落马的消息。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又从大同市有关方面获悉，已被双规的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高建勋，在其担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期间，曾炮制一起冤假错案，令民营企业家张志斌被羁押941天，张所拥有的2000多万元资产也被非法贱卖。而张在一审二审法院均被判无罪。

“跟我要200万元没给，就弄得家破人亡”

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志斌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了这桩官司的前后经过。

2005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张正斌接到一名自称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人员的电话。电话中，这名经侦支队工作人员问他在什么地方，想约他见见。张志斌问什么事，对方称听别人说他销售假冒伪劣润滑油发了财。张志斌说自己从未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当即回绝了对方。

后来张志斌了解到，这个人是经侦支队所辖大队的一名大队长。由于不敢得罪公安局，张志斌最终还是与这名大队长见了面。面谈中，这名大队长称他们领导“高支”最近手头有些紧，想跟张志斌“借”200万元。张志斌说，他予以拒绝后，这人撂下话称：“在大同市也不打听打听，我们‘高支’是何等人物，别说你一个小小卖润滑油的，就连那些开煤矿挣了大钱的老板见了‘高支’也得乖乖的，都得给‘高支’几百万元意思意思，否则就别想在大同地面上混。”

张志斌说，他事后得知，这位大队长所说的“高支”，就是时任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高建勋。

张志斌自觉守法经营，没有理会这一无理要求。然而，就在他拒绝之后一个多月，2005年8月22日上午，该大队长突然带领20多名民警包围他所经营的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公司，封存公司全部产品，带走公司10多名员工，驱散公司工人，派人进驻该公司。张志斌当天不在公司，侥幸逃脱。

一个月后，张志斌被抓获，曾有媒体报道了这一“全国罕见大案”。2007年，高建勋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起“特大生产伪劣润滑油案”是其主要功绩之一。

张志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就在他被捕后高建勋跟他说，“你总归还是得见我吧，拿200万那么难啊”。张志斌称自己无罪，高称其在检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个无期。张志斌问能否办取保候审，被告知需要交200万元。后高建勋安排张志斌与家人见面，张让家人筹钱，但家里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现金，高建勋就让其家人把库存查封的部分润滑油卖得120万元，全部打到高建勋指定的账户上，后因没有凑够200万元，张志斌未能办理取保候审。

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未能办理取保候审，张志斌终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假冒注册商标及虚开增值税发票。

与他一起被刑拘的，还有公司财务人员王一萍、刘丽芳，生产人员张礼、张格，库管人员史丽珍。因帮弟弟办理润滑油公司建设，张志斌的哥哥张志国也被刑事拘留278天。张志斌的姐姐张志兰，因给公安局长拨打电话反映弟弟被超期羁押问题，在看守所中度过161天。张礼、张格被拘291天。宋小亮是公司的名誉法人代表，实际并不参与公司任何事务，被拘141天……据当时媒体报道，此案涉案人数达33人，后刑拘9人，批准逮捕7人。

2006年2月27日，大同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同年9月9日，检察院向大同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后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撤诉，发回公安局补充侦查。2007年6月26日，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再次将该案移送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市检察院指令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向新荣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8年4月21日，新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为此案“主要定罪证据存在疑问，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予以证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予确认，判决张志斌等人无罪。

后大同市新荣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此案进行二审，于2008年7月23日作出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最令张志斌想不通的是，这样一起明显的冤假错案，高建勋不仅未受任何处理，反而先是被有关人士“力排众议”提拔为大同市公安局矿区分局局长，后来还成为局党委成员，直至近日才因瞒报矿难被双规。

至今未能领到国家赔偿

经两审法院宣告无罪获得自由后，张志斌多次到大同市公安局，请求大同市公安局解除被查封、扣押的所有财产，并依法提出国家赔偿申请。2008年9月8日，大同市公安局作出答复，不予解除查封，理由是：“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部分查封、扣押物品由我局代为保管，其余均已依法交职能部门保存管理。是否退还我局不能自行决定，待相关司法机关商定后方可处理。”

张志斌不服，向山西省公安厅提出申诉。2009年4月22日，山西省公安厅向大同市公安局下达了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后者及时给予张志斌等人国家赔偿，并按照《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责令其接到通知后立即开展赔偿工作，并在一个月内将赔偿情况报省厅法制处。

此后，大同市公安局作出赔偿决定，承认对张志斌、张志明等10人的刑事拘留违法，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给予赔偿，并赔礼道歉，对张志斌经营的大同市金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所有合法财产解除扣押。

但张志斌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赔偿决定作出后，大同市公安局只是象征性地返还了他一少部分财产，其余大部分被查封扣押财产未予返还。

张志斌反映，在其被捕期间，他所拥有的多部车辆成为大同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公用车辆，“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仅他事后能够找到的部分车辆违法查询结果，就有72条之多。

张志斌的大量财产在扣押封存期间，也被公安局非法贱卖。

2009年12月底，张志斌等终于等到大同市公安局、大同市人民检察院的刑事赔偿决定书，各项累计，赔偿金额共计700多万元人民币。对张志斌提出的其所经营公司受此案件影响5年内盈利损失、原有职工5年内工资、其商标的预期收入及公司无形资产损失等共计4764万元的赔偿请求，大同市公安局认为属于间接损失，不予赔偿。

但时至今日，张志斌等仍未能拿到属于自己的国家赔偿。

大同市公安局法制处工作人员表示，针对张志斌的国家赔偿问题，局里已经给市政府打了报告，但什么时候能够批下这笔钱来还不知道。（据腾讯网）

海被政府要求少见记者：

赔偿“别贪多”

[导读]关于赔偿款的问题，赵作海每天的说法都在变化。有时候说，我不在乎钱。有时候说，钱太少，我要再要65万。更多的时候，他说公家给多少，我都认了。

■ 人物简介

赵作海，58岁。河南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人，被称作“河南版佘祥林”。

1997年，赵作海与同村邻居赵振裳有矛盾，赵振裳趁夜砍了赵作海后逃走。1999年村里发现一具无头尸被认作是失踪的赵振裳，赵作海被刑拘，2002年被判死缓。今年4月30日，“死者”赵振裳回到了村里。

今年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5月13日拿到国家赔偿款65万元。

“出来我一共鞠了三个躬。”

5月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作海伸出三个手指头，抬着头，眼睛往上瞟：那都是上头的领导，大官。

“我看你给县长鞠躬了。”人群中有人喊。

赵作海摇摇头，县长？那是市委书记！“你闹着玩呢你。”

停了半晌，他说，拿钱的时候我可没鞠躬。为啥？钱少，越想越少！

11年前，赵作海被认定杀了邻居赵振裳，后来被判了死缓。11年后，赵振裳回到村里。

5月9日，赵作海出狱了。“跟做梦一样”，他说想起来就觉得自己还在梦里。

怎么就进去了，怎么就出来了。

“一辈子就和翻篇一样。”他说。说杀人了就杀人了，说放了就放了。

“想得我脑子疼。”赵作海说他也想不清楚了。“公家能想清楚就中。”对他来说，最实在的是拿赔偿款，盖房子。

65万

他说，知道我为啥按手印？先摸着钱再说，他怕“不按连65万都没有”

谁也不知道赵作海把支票放在哪里了。

“我拿命换来的，我能让你知道？”5月15日，赵作海揣着65万元的支票去了银行，周末不能办理。他说周一再去，“拿着卡才踏实”。

拿到赔偿款的头一天晚上，他几乎一夜未睡。他跟妹夫余方新说，钱是我自个的。我要给三个儿子盖房娶媳妇。

他的头常年“嗡嗡叫”，他说是屈打成招落下的病根。有了钱一定治一治。

拿到钱，赵作海想了几天，不治了。他说，这病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治病要花钱，不划算。

他看重拿到手里的钱，“摸到一个是一个”。

5月11日晚上，谈赔偿的人11点多到了赵作海家。整个谈判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过程中赵作海很少说话，姐姐赵作兰在旁边看得着急，“他就光会嗯嗯嗯，中中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给我多少我要多少”。

他也提出过觉得少。对方说，按文件就是那么点，你不能贪多。

凌晨两点，他撑不住了，要按手印。赵作兰急了，跑出去给叔叔赵振举打电话。

赵振举电话里交代，“不按，哪有深更半夜按手印的”。赵作兰跑回来，赵作海已经按了。

赵作兰急得拍大腿，赵作海一扭头进屋睡觉了。他有自己的打算。他说知道我为啥按？先摸着钱再说，“不按连65万都没有”。

出狱不到十天，赵作海“忙得连放屁的工夫都没有了”。

他还有个总结，他指着自己的嘴，“嘴还是这个嘴，但它分叉了”。

啥叫分叉？一边对政府，一边对记者。

政府来人看他，他会说感谢政府，感谢党。

“我不接见你们。”这是赵作海对记者常说的一句话。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头上裹条毛巾，往床上一躺就是半天。有时，记者快到的时候，他骑着一辆车子偷偷从村子的小路跑了。

也有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不接见了，我走了，但是屁股并不离开板凳。

关于赔偿款的问题，他每天的说法都在变化。有时候说，我不在乎钱。有时候说，钱太少，我要再要65万。更多的时候，他说公家给多少，我都认了。

“我不愿意见你们？我不愿意多要钱？”赵作海偷偷地对记者说，没办法，政府有要求，少见记者。

赵作海说，你们走了，我咋办。他伸出两只手使劲往地下压，“强龙还压不住地头蛇呢”。

他用他当初挨打做例子，当时叫你往东，你往东他还说你拐弯呢。赵作海叹了口气，邪不压正，正还不压邪呢。

先稳定住，再说吧。他掏出几个记者的名片，“我都留着呢”。

1800元

听到记者提他欠赵振裳1800元，赵作海摔门进屋。对于赵振裳，他恨，又有点感激，若非对方回村，他不会有今天

5月13日，拿到65万元赔偿的时候，有记者问了一句，你欠赵振裳的1800块，咋办？

赵作海“咣”地摔门进了房间。他嚷起来，我不认识他。

不过，1800元这个数字，赵振裳记了十几年。

这是他和赵作海反目的直接原因。到现在，赵振裳还说，因为这钱，他一辈子对赵作海不愧疚。

两个人从小玩到大，关系亲密。赵作海和他到延安打工三年，两个人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到最后，赵振裳没有拿到工钱。

他恨赵作海，他认为赵作海昧了他的钱。这钱他本来是准备买媳妇的，“那时候买个媳妇350块就够了”。那是他成家的唯一希望。他打了一辈子光棍。

知道赵作海拿到了65万赔偿款，赵振裳平静地打趣，“他又不给我，问我做啥”。

至于那1800元，赵振裳说，他愿意给就给，“不给我也不说啥”。

在村里人看来，两个人的仇恨并没那么深。“他俩迟早说话”，村支书李忠愿说，这么多年了，啥事都过去了。

两个人的关系，赵作海说，“先退化退化再说吧”。对赵振裳，他恨，又有点感激。赵振裳要不回村，没有他的今天。

现在的赵振裳天天坐在村边小桥上吹风。他老了。

侄子是他最亲的人。侄子对他说，“人家落了个财神爷，你落了个病身子”。“你是不是发孬，老天爷找你呢”。

赵振裳就这么听着。有时候还是不服气，他说病好了，我还出去。要饭也比在村里强。

他的病只能越来越坏。他说没准哪天就不能说话了，瘫痪了。能拿到低保，“我才能活着”。

他说，除了赵作海欠他钱，他能记得的是，甘花（化名）还欠他150块。

他说，我对她好。她女儿病了，我带着看病，给她出了150元，她一直没还我。

甘花是赵楼村的一个女人。她曾经被称为赵作海和赵振裳共同的相好。都说因为她，赵振裳砍了赵作海一刀。（据腾讯网）

抓精神病人充杀人犯

河南尉氏县公安局长被免职 

网帖曝河南尉氏抓精神病人充杀人犯 警方否认
尉氏警方否认抓精神病抵杀人犯追踪:省公安厅调查
河南"精神病人杀人案":铁腕考评是否催生为破案而破案
　　17日，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针对“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公安局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一事，有了最新进展，当事人公安局局长、副局长和民警均受到处分。

　　2009年4月16日，河南省尉氏县贾鲁河惊现一具喉咙被割断的男尸，经当地公安机关调查，自幼精神失常的河南尉氏县十八里乡村民刘卫中“被认定”为“杀人犯”。

　　今年4月底，此事被媒体曝光，纷纷指责河南尉氏县公安局抓精神病人抵杀人犯提高“破案率”的行为。事后立即引起河南省公安厅、开封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经过深入调查后认定河南省尉氏县公安局在“2009·4·16”杀人案件侦破中弄虚作假、谎报命案。

　　为此，河南省公安厅作出以下处理：免去郑伟尉氏县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职务，给予行政记大过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公安机关；对负责该案侦破的尉氏县公安局副局长宋伟民免去其副局长职务，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对参与办案的5名尉氏县公安局民警，分别给予免职和行政记过处分。

　　据悉，从2004年起，河南公安机关坚持“命案必破、挂牌全破”的工作要求，并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对不作为、乱作为，侵害民众利益、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瞒报命案、骗取成绩等行为，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绝不手软。

　　河南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吸取教训，决定在全省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以“端正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纠正执法过错、遏制执法事件”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整治活动，坚决纠正执法不规范和执法有过错的案件，以切实筑牢广大公安民警执法为民的思想基础，切实提高广大民警规范执法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中新社郑州5月17日电 ）

税收监管困局：

该收收不上 不该收的挖地三尺

[提要] 目前，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存盲区，由此造成的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某种程度上加大了贫富差距。

　　5月10日，《经济参考报》“深度”版刊登的《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一组调研报道引发了社会巨大反响。在引发社会对收入分配不公诟病的几大因素中，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被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经济参考报》记者进一步的调查表明，由于目前的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

　　许多富人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杠杆，然而《经济参考报》记者日前在辽宁、安徽、湖南等地采访时发现，这一杠杆在调节高收入群体前却有些“失灵”，高收入群体税收“管不住”已经成为各级税务部门面临的普遍难题。

　　记者在湖南采访时获悉当地一起令人震惊的富人逃税案。在湖南某地有一家当地最大的槟榔企业。由于企业解决了当地3000人的就业，被政府视为关系地方稳定的重点企业，平日基本不允许政府职能部门进入企业检查。企业主自己也特地养了好几只高大威猛的狼狗看守院门，防止人员擅自闯入。

　　如此一家戒备森严、备受保护的企业，却不断被举报有严重的偷漏税行为。为此，当地国税部门在缜密的前期调查后，联合公安部门对企业进行了一场突击检查。在公安部门的支持保护下，税务稽查人员迅速进入企业，封存了财务电脑，结果发现企业向税务部门申报的销售额为1900余万元，而实际销售收入高达2个亿。更令人意外的是，企业内部还专门设有一间金库，堆放着成箱的现金，用于日常交易，以躲避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账户监控。

　　“1900万元与2个亿，相差10多倍，这中间的税收流失十分惊人。如果没有突击检查，这部分钱就直接进了企业主的腰包。”参与此次稽查的湖南省一位税务干部由此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富人不是照章纳税发展起来的，很多是靠偷税漏税迅速发家的。”

　　这家槟榔企业的逃税经历典型反映了目前税收杠杆的“调高”无力。不少基层税务干部表示，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监管困难，使得许多高收入群体没有按章纳税，产生了很多暴发户。一些企业一年利润几千万元，但纳税只有一点点。很多开矿的千万亿万富翁税收也少得可怜。此次如果无人举报，这家槟榔企业同样难以监管，巨额税收就化为个人财富。

　　湖南耒阳市是有名的煤矿产区，煤老板众多且十分富有。基层税务干部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当地国税局副局长罗利翀表示，现在地方的大老板很多，可是由于无法准确掌握这些人的资产状况，因此税收也很难落实。

　　按照规定，耒阳市一个煤矿企业正常不仅要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企业主还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现在由于企业通过做假账虚报销售额和不开发票等手段，逃避税收监管，使得一部分人没有按章纳税。为此，去年耒阳市专门组织了一次专项治理，结果一下挤出9000万元的税收增幅。“如果没有进行专项整治，这9000万元就装进了煤老板个人的腰包。”罗利翀说。

　　除了通过虚报收入、不开发票等虚假手段逃税，一些纳税人还利用现有的税收制度漏洞“合理合法”逃税。辽宁省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朱江天介绍，现在很多企业老板采用各种手段偷逃税款，增加个人财富，而税务部门由于征管手段跟不上，很难查处。如，目前针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通常是按照其获得企业利润的20%进行征税。但很多老板为了避税，尽管企业利润已经很多了，但却长期不进行分配，个人的购车、购房、吃喝等开支都从企业出账。这样，尽管个人工资收入很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高收入群体。对此，税务部门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十分无奈。

　　一些纳税人还通过多头“收入”来逃避税收。辽宁省本溪地税部门就曾查处一起个案，当事人共有七处收入，每处都低于2000元纳税起征点，这样尽管每月拿着万元以上的收入，却不交税。

　　对一些小餐馆收税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

　　不少税务干部承认，为了完成税收目标，他们只能把着力点放在容易征管的企事业单位和小企业、小摊贩身上，该收的不该收的都想方设法收上来，“挖地三尺”收“过头税”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几年税收征管的矛盾和摩擦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于与小户的税收征管矛盾 。 “ 事 实上 ， 我们也觉得不合理。”基层税务干部无奈地表示。

　　该收的收不上，但税收的任务却是层层下达，年年增长。为此，税务部门就只好对不该收的税“挖地三尺”。这就造成税收对中低收入者管控苛刻，甚至出现收“过头税”的情况。

　　据介绍，目前税收征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管得过死，扼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国税增值税中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已由过去2000元调整到现在5000元。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5000元的起征点对很多小规模纳税人而言也显得过于苛刻。

　　湖南省国税局办公室主任周方平给记者算了笔账，以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为5000元算，达到5000元销售额就要征3%的税，即150元，这150元是不管企业是否挣钱都一定要交的。可实际上，即使企业

　　利润高达20%，5000元的销售额也就1000元利润，除去房租、水电可能所剩无几甚至亏本。因此，对小企业而言，这种税收无疑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再以营业税为例，名义上是按税率征收，但因为很多企业通过不开发票来逃税，所以，税务部门通常对餐饮、零售、修理、洗浴等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改行定额征收，根据预定的“税收增收目标”确定纳税定额以及逐年递增的比例，以此实现营业税收入的超常规增长。这种征管方法扭曲了营业税，使之变异为“人头税”或“户头税”。因此就出现了对一些小饭店和小餐馆收税时，不管实际经营状况，只简单数桌子、点人头的情况，这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简单征管不同程度加重了一些小企业主的负担。

　　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税收“逆调节”亟待扭转

　　很多受访者表示，如今的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这无疑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愈穷，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调节收入分配。

　　有税务干部表示，目前税收征管的难点主要是企业老板、自由职业者等高收入群体。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和个人善于利用目前市场交易和税收征管的漏洞，进行避税逃税。另一方面，由于一些企业对解决地方就业发挥了较大作用，因而不同程度受到了地方保护，也影响了税收征管。这就造成原本国家该拿的拿不到，个人应缴的却不用缴，国家与个人口袋分配失衡，税收调高的杠杆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现在往往是越基层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税收征管越加剧贫富、地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税收征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正是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资增长的能力。

　　周天勇说，他曾专门对国内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进行比较发现，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因为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

　　根据其计算结果，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不合理的税赋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小企业员工与国有大企业、三资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周天勇说。

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某银行工作的小吕，第一年年薪就达到了3万多，加上平时奖金及年终奖，年收入可达4万多。而小吕的同班同学小李，在一家外贸公司做文职工作，月薪仅1500元，且第一年无年终奖金。记者了解到，目前，不仅企业间收入差距较大，就算是事业单位，也存在着较大的收入差距。有位老教师当教师快20年了，年薪却在3万元左右；他一个学生前几年被分配到一家电厂，年薪却高达10多万元，工作没两年就买了小轿车。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五花八门，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

富人偷逃税“后路”公布于众：

个税申报依然“赖”上工薪一族，私企老板、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寥寥，那些被列为高收入人群相对集中的行业，申报人数也相对较少。

按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与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一个纳税年度在我国居住满183天方可对其境外收入征税，无税收协定的则为90天。许多跨国公司的外籍高管充分利用此条款中的漏洞，在中外之间像幽灵一样来回游荡。

尽管在法律上对偷逃税有着严厉的规定，可是，自税收征管法实施以来，因为偷逃税而坐牢的可谓凤毛麟角。

纳税环境不尽人意。假如让一个正常的人去偷东西，这个人会很坚决地拒绝，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做人的原则，但是我们同时会发现，有些人虽然不会偷东西，偷起税来却理直气壮。其实，偷东西与偷税一样，都是偷大家的钱（因为国家税收，是从全体公民手中收上来，并为全体公民服务的），但有些人对二者的反应却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我们也需要一个“逃税大王”榜单：

美国国税局要求瑞士银行提供涉嫌逃税人员的账户信息，让大批利用海外账户逃税的美国富人如坐针毡。而早在这之前，美国就有不少逃税者落入法网。

美国媒体日前评出了该国历史上十大“逃税大王”。每个逃税大王的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吸引人，而且用以案说法的方式，来给全体民众来进行税法教育。（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