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晨，手机短信送来朱厚泽家属发出的讣告：“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随讣告还有一副挽联：“国运民瘼终生相伴 仁心厚泽永留人间”。斯时，也只有拟挽联才能表达对逝者的敬仰、哀悼之意了：“灵心圆映三江月 笔阵横扫千人军”。

　　此联，为李白、杜甫联句，为一书法家作品，一直印在我脑海。此时突然涌出，想来是激活了我对这位曾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老人长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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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感念而记住朱厚泽这个名字

　　对朱厚泽这个名字有印象，要追溯到1986年10月。

　　此时，朱厚泽已就任中宣部部长一年有余，而如我这样在当年充满“振兴中华，从我做起”热情的学子，却不知道他。说来惭愧，但也不怪我们。1976年以来，朱厚泽的前任们，张平化、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在现当代历史上都是有故事的人，而朱厚泽有什么？即使报上宣布过对他的任命，也难以立时让学子们记住。1986年10月，我是通过查找报纸才记住了他的名字。

　　我特意查找报纸找中宣部部长的名字，是因为心中怀着一份感念之情。那一年，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10月中旬，研究生考试信息公布，考试科目居然少了“政治”。这可是我们社会主义考试制度“破题儿头一遭”——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遭”。

　　查找报纸，多少让我对这位没有“故事”的中宣部部长有所了解：

　　朱厚泽，1931年1月出生于贵州织金书香门第，革命家庭。194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贵州工作，从基层做起，一路向上，直至贵州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此后，我一直关注着朱厚泽的行踪。知道他只当了一年多的中宣部部长——中共历史上任期最短的一位，后又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仿佛是天意，2001年，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而此时，历史专业出身的我，随着对他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识的加深，对他也从感念变为敬仰。但冲口而出的依然是当年的谜：“1986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为何免考政治科目？”

　　他对我当年的感念多少有些惊讶。他不揭谜底却讲起了当年的大势：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变换此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

　　胡耀邦当年有四个解释：(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又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不利。

　　朱厚泽说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当年政治科目的核心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然这个“核心”已经调整，政治科目考试题如何出？免考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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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任中宣部部长

　　当然，相对于朱厚泽在中宣部部长任上的作为，免考政治科目只是一个极小的问题。此后，只要有机会，我总问他在中宣部那一段的情况。久而久之，与自己所了解的那段历史相结合，他在中宣部的作为也慢慢清晰起来。

　　1985年7月，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接替邓力群；胡锦涛继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交接工作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陪胡锦涛到基层去，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等，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议论。8月，他接到中央的电话，才赶往北京任职。

　　当年，朱厚泽在思想理论界并没有什么名气，何以会荣任中宣部部长的职位？这是他在贵州思想解放、大胆改革的结果。

　　1982年，朱厚泽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用了半年时间，到市属100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该《提纲》实施第一年，贵阳市当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这年年底，朱厚泽进入中央党校短训班学习。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

　　1984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消息：春节期间，朱厚泽到贵阳市郊走访农民。当时农民害怕政策变，养鸡专业户谭国均表露出忧虑。朱厚泽听后马上把谭国均夫妇和在场的贵阳市市长、区长、村长拉在一起，合影留念：“立此存照，来支持大家走致富道路。”谭国均把此照作为“定心丸”高挂在墙上。

　　大胆改革有政绩，对改革未来有理论思考，朱厚泽走进中央高层，已无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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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讲一点，西讲一点”

　　到中宣部半年多，在思想理论界，朱厚泽一直没有大的举措。包括既往一年一度的全国宣传会议，他也无意召开。胡耀邦让胡启立、王兆国给他带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手工作嘛！

　　当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是胡乔木，而在中央书记处则是邓力群。“两个分管”下的中宣部部长，朱厚泽有他的一套工作方式。首先，他力求敞开中宣部的大门，与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人交朋友。上任之初，发生了“刘晓庆风波”。刘晓庆未经通报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朱厚泽第二天安排看片，提出处理意见。这事当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

　　其次，是到地方各种会议上“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朱厚泽的举动，当年有两种解读：有人认为他在了解情况，有人认为他是以渗透的办法讲自己的观点——在下面讲什么不用向上报告。

　　翻翻朱厚泽当年的讲话，他轻描淡写的“东讲一点，西讲一点”，既涉及理论问题的思考，又涉及他的施政方针。

　　就理论问题而言，他对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自己的认识。1986年1月3日，他在上海电影创作会议即席讲话中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的发展规律的。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讲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目标、政治道路。所以，我们要在战略上、总体上坚持这个总体方针，又不能把这个总体上的战略方针，简单化地等同于日常生活中某个具体规范。

　　他在参加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应该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四项基本原则有这样的看法，在思想文化的具体施政方针上，朱厚泽逐渐形成了著名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

　　朱厚泽在一系列会议上，多次讲“文艺要有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气氛，一种比较宽松的舆论环境，一种有利于艺术上不同风格流派的相互竞赛，有利于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有利于在探索创新中的互相批评讨论的好空气”、“和谐的气氛”、“协调的气氛”、“宽松的环境”。

　　“三宽论”也是朱厚泽处理当年思想理论界争论的尺度。处理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时，替马丁(南京大学青年教师宋龙祥)解围；对于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

　　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朱厚泽离开中宣部，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的王忍之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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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宽政策”到“三宽部长”

　　朱厚泽在任中宣部部长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他本人也被称为“三宽部长”。

　　“三宽政策”是在1986年文化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提出的。当时他在发言中说：“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忙忙作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对于跟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200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朱厚泽曾撰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他提出：“我们回顾一下这20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

　　文中，他说到现代市场经济：“经历过20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

　　谈到“民主法治国家”，他说：“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

　　对于“公民社会”，他的意见是：“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最后他说“人文精神”，“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