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从根本上堵塞制度漏洞，就无法让落马贪官们不自认倒霉，停止牢骚，真心悔过；就还会有无数种原因把自认“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的文强们拉下水。 　　

　　二审维持原判的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已走近人生末路。初落马时，他曾面对镜头痛哭流涕，后悔自己醒悟得太晚。但他在痛悔之余似仍心有不甘，在悔过书中用大段篇幅发牢骚，怪组织多年没提拔自己。

　　近年内容大同小异的贪官忏悔书已渐成“应用文体”，不外是怀念着昔日风光，抱怨着官低俸薄，诿过于他人诱惑，祈求着组织原谅；反思时则一味谈世界观，未认错先自述功劳大，求饶时把“洗心革面”的老调反复重弹，字里行间却嗟叹着运气差，透露着不服气。

　　文强们的忏悔，是个人简历、功劳簿、悔过书、求饶信、大话套话、牢骚怪话的集合甚至有些是敷衍凑数之作，娱乐效果大于教育意义。这样的忏悔书，是否真能教育干部、警戒来者？

　　“文强式”的牢骚

　　落马后的文强流着泪说，睡觉不就是一张床，为什么人要失去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然而流泪之余，他仍不忘发牢骚。在悔过书里，他把自己腐败的原因部分归结为仕途多年原地踏步，没能升官。

　　他在悔过书中写道：10多年一直在公安局担任副局长，总觉得自己业务熟，有能力，付出的多，取得的成绩也不少。尤其是看到比自己资历浅、业务又不熟悉，有的还是自己过去“下级”甚至“下下级”的人，都提拔到与其同一级的职务甚至更高的职务后，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产生不满情绪，升官不成，就乱用权……

　　贪污腐败竟是因为晋升遇到了“天花板”，这种“文强式”的牢骚在贪官中并不鲜见。因受贿罪被判刑的重庆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局长余某在忏悔书中说，自己贡献大，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内心开始变得不满足。

　　除了升迁“太慢”外，让贪官们发牢骚的还有“清贫”的生活。余某说：“自己多年来辛勤工作，为百姓作出了一定贡献，所过的却仍然是一种清贫生活。想到那些仅三两年就发达的暴发户们对社会的贡献未必比我大，却天天肆意挥霍无度时，我心里不平衡了。”

　　有理由相信，身陷囹圄的文强们所说的是真心话，但也不难发现，在落笔写忏悔书时，他们的心里仍不平衡。

　　忏悔书还是“功劳簿”？

　　追忆往日的“政绩”和“风光”，是贪官忏悔书中的常见题材。他们一方面希望以历史功绩求得谅解，另一方面也借机抒发类似和珅在狱中“怀才误此身”的叹息，把贪腐当成才能，把才能当成过错。假如不看全文，一些贪官的悔过书很可能让人误以为是记功、评奖的申报表。

　　在余某的悔过书中，同样用上千字的篇幅讲述自己的“昨日辉煌”：“我1979年作为优秀军官被培养”，“我要求转业时，政府、人大等部门争相为我安排工作”，“在几百人的报考中，我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新组建的商检局任办公室主任”……

　　接下来是历数政绩：“我多年以来吃苦耐劳，勤奋工作，10多年间跑遍20多个县（市）区进出口企业”，“我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和地区出口商品的国际信誉”，“我一度把帮助百姓脱贫致富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开拓思路，创新理念，多次受到上级和党组织的表彰”，“我潜心研究中国茧丝绸业的发展战略，撰写的论文被评为全国一等奖”，“我被中央电视台连续5次报道”，“我被载入了《中国当代科技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名人辞典》等典籍”……

　　有的贪官认为过去的政绩是护身符。“对自己的罪错，我以为看在自己过去的功劳上，写个检查，就可以在组织内部解决问题。”周某说，没想到自己真的落马了。

　　都是“世界观”惹的祸？

　　相对于历数“政绩”时的滔滔不绝，贪官们在谈及腐败的根源时却千篇一律，几近雷同，说得最多的是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受到了腐朽思想的侵蚀，理想信念动摇。

　　文强悔过说，自己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模糊了“谁给的权，为谁掌权，为谁服务”这个根本问题，把权力变成了自己谋私的工具。

　　被称为“规划贪官”的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在悔过书中称，自己“思想防线失守，一错再错，未曾纠错，未予扼制，学习敷衍了事，痛失戒示，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近年，中央多次强调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性。不少贪官位高权重，浸淫政坛多年，对制度上的漏洞应洞若观火，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此“选择性回避”，把贪腐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对世界观改造不够。这让人心生疑窦：贪官们果真是这样认为，还是因为这样的忏悔简单、廉价、万无一失？假如能够重来，他们真的会认真从头改造世界观吗？

　　《长江日报》评论员刘洪波说，贪官们即便丢掉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但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观，还是封建主义世界观，都没有公开鼓励贪污，都以贪污为耻。因此，对世界观一变就贪污的所谓“忏悔”，不能不存疑。

　　还有多少借口

　　除了“没改造好世界观”这一“共同原因”外，贪官们还有五花八门的借口：

　　“悔不该忘记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忘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多次借治理公路超速、超限之机受贿的重庆某区路政大队治超组组长秦某认为，自己腐败是因为忘记了英雄事迹。

　　“儿子从小学习刻苦、立志高远，很想出国深造，但那点工资只够自己的基本生活开支。如果儿子要出国深造，哪里有什么钱来支付呢……我十分错误地认为：人人皆醉，不能唯我独醒；多人皆腐，不能唯我独廉。”余某说，爱子之情是自己腐败的重要原因。

　　“在与开发商的交往中，贪图享受、金钱至上等内容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思想上会有相应的变化，会不断提高对生活豪华的追求。”梁晓琦觉得，是房地产开发商“教坏”了自己。

　　“现在行贿不是‘手手清’，而是过年过节送来，又不谈要求。”在“打黑”中落马的重庆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原总队长陈洪刚在警示教育片中说，现在行贿者的技巧太高，让人防不胜防。

　　不难看出，这些不着边际、言之无物的贪官忏悔，难以深入剖析体制弊病，触及灵魂深处，即便是真心忏悔，其教育意义也有限，一些敷衍之作更徒然成为花边新闻，充其量只能让读者付之一笑，难以震慑落网之鱼。

　　（据《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