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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9 日 星期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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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龄津贴 仅北京天津等六地达标 |
民政部：我国高龄津贴 仅北京天津等六地达标 [导读]民政部通报，全国80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发放仅6个省(区、市)达标，分别为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云南和宁夏，个别省份借口不知道发放标准很荒唐。
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梦想显得异常沉重。 令人欣慰的是，在银发浪潮快速袭来之际，如何让老年人有保障、有尊严地生活，已越来越引起国家的重视。《中国经济周刊》独家获悉，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酝酿了一年之久的《民政部关于建立高龄津（补）贴制度先行地区的通报》（民函〔2010〕111号）（下称《通报》）即将对外公布。 《通报》出台的目的是什么？对各地今后进一步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有何促进作用？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符合民政部标准的只有6个省（区、市） 《中国经济周刊》：据我了解，很多地方都在试点养老津贴，但是全国各地发放的高龄津贴的标准却很不一致。民政部出台《通报》的目的是什么？ 王振耀：近年来，各地紧密结合当地实际，陆续出台了一些高龄津（补）贴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层级多样，补贴标准有别，既有经济发达地区，也有欠发达地区。总体上讲，这些政策对于建立资金保障与服务保障相结合的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社会福利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地方发放高龄津贴没有按照民政部规定的标准去进行，即全省统一发文、80岁以上、按月发放三个标准。有的省不是按月发，直接的后果是，等钱发到手，老人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有的是按90岁或者95岁至99岁的标准发放。 为了总结各地建立高龄津（补）贴制度的经验做法，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这项惠民制度，我们对北京等先行地区的做法予以通报。为了做这个《通报》，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搜集材料，历经一年时间，经过多次的修改和完善，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结果。 据《通报》显示，目前，在省级层面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的有北京等7个省（区、市），其中按月发放的有6个：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云南、宁夏等6个省（区、市）。省级层面尚未建立、但在地级层面建立80岁以上高龄津（补）贴制度的有山西省长治市等21个市（区、州、盟、县），其中按月发放的有11个。 我们希望各地能认真学习借鉴这些先行地区的做法，特别是其中的亮点之处，结合当地实际，适时制定出台高龄津贴（补）政策，保证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中国经济周刊》：这些先行地区的高龄津（补）贴制度呈现出了哪些亮点？ 王振耀：在我看来，这些先行地区的高龄津（补）贴制度有三个亮点： 首先，以省（市）为单位，制定统一的高龄津（补）贴标准，逐步改变了同一行政区域内标准不一的现象，津（补）贴标准也根据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 其次，根据实际情况，将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纳入了津（补）贴享受范围，部分地区还放宽至更低的年龄，扩大了津（补）贴享受范围；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按月向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计发高龄津（补）贴，及时有效地保障了老年人的生活权益。 我想强调的是，现在宁夏、云南等欠发达地区都做到了统一发放高龄津贴，很多沿海发达地区反而做不到，至今未能全省统一。全国各省在贫富程度方面比宁夏差的还有几个地方？ “说不知道标准是荒唐的” 《中国经济周刊》：《通报》显示，全国目前有7个省区市、21个地级市达到了民政部规定的全部或者部分标准。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王振耀：不太满意。我们之所以进行通报，就是觉得我们的国力发展到今天，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要让大家知道该行动了。我们希望大家在谈经济成就的同时，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该不该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津贴了？能不能加强一点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不要等问题严重了再转头。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4月，您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今年民政部将统一高龄养老津贴制度，全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享受津贴。但也有个别省份反映说他们并没有收到民政部要求规范的统一文件。这是怎么回事？ 王振耀：我们确实没有统一发文。之所以没有统一发文，主要是当时意见不统一。但是我们多次召开会议反复强调了三个标准，尤其是去年9月19日在宁夏银川专门召开了《沿海地区高龄津贴工作座谈会》，会上明确提出了这三个标准。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全全国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更好地将宁夏建立高龄津贴制度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时的会议是我主持召开的，这是一个工作会议，所以，不一定都要发文。除了西藏等两个地方没去参会，全国其他的29个省（区、市）民政厅的分管厅（局）长、社会福利处处长都出席了此次会议。说不知道这个标准是荒唐的。 《中国经济周刊》：此次《通报》的出台，对那些落实高龄津贴相对缓慢的省份将起到什么作用？ 王振耀：之所以出台这份《通报》，就是要大家明白哪些省是关注民生的，哪些省的民生是唱高调、作秀的；就是要提醒各级民政部门以及社会各阶层人士，都来关注社会福利建设，关注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同时，这份《通报》也是让大家了解各个地方在关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差距。据我了解，现在很多经济发达地方看上去很骄傲，这份《通报》希望给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提个醒，同时给他们施加点压力，别那么自满自足于经济发展，多关注一下老年人问题，其实不只老年人，还有儿童和残疾人。如果连老年人的福利都舍不得给，这里面的问题就太大了。 据我了解，现在一些地方解决老龄问题的方法是将给老年人的津贴纳入低保，都是只给一点凑合着过，这个观念需要转变。其实，80岁高龄津贴的事早该做了，到现在还得要我们推动才肯去做。其实，说起我国在80岁这个年龄才建立高龄津贴，我们自己都觉得寒酸，全世界都没有这样搞的。（据腾讯网）
感动网友
网友“linghanguo”说：“年轻人，好样的，为你鼓掌。”网友“marelwing”说：“坐着的像是年轻人的爷爷，很瘦弱，感人。老吾老及人之老是中国传统美德。”网友“kfangang” 也说：“看年龄应该是他的祖辈，这真是个好孩子，那个老人也一定是个好老人，在那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一定很好地呵护了那孩子，我常说辛苦没有白下的。” 但也有网友发问：“为什么不坐行李箱呢？”对于类似疑问，河南网友说：“俺儿子出去玩累了，我都是这样让他坐的，3岁小孩还不重。希望等我老了，儿子也能像图上的这小帅哥这样棒。”陕西省网友也说：“小时候总被大人这么抱着，长大了，我们自然应该回报，可是，这么理所应当的一幕，还是让人感动万分。我们学会给予长辈的太少了……” （据腾讯网）
不能总是望梅止渴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但实际上年内出不出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但现实中实不实施、什么时候实施，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画饼难以充饥，望梅不能止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不能充饥只能画着的“饼”，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 2009年，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达到了0.47。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实际上，收入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不再是老百姓不满的思想问题了，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直接指出：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30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中国工人在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6%。 笔者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止于道德呼吁，需要切切实实的举措。“工资倍增计划”自2007年被提出至今已三年，但进展不大。呼吁了多年的制定《工资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2009年表示正在酝酿，到了今年，还没出台的《工资法》就已经自动降格为行政规章《工资条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期盼政府坚定决心，希望“收入倍增计划”不再是劳动者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也惟有如此，才能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设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相关链接】 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数据，2007年－2008年各国基尼系数为： 美国：0.408 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不仅富豪人数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较中国富豪高几个级别。而不太显著的0.408基尼系数说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没有想象得那么大。 俄罗斯：0.399 转轨之后的俄罗斯给我们的印象是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财富分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俄罗斯石油大亨奢侈及其权贵窃取国有资产等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但俄罗斯0.399的基尼系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罗斯。（本报综合报道） 正 方 贫富差逼“红线” 收入分配，民生之源。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 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0.5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1985年时的2.9倍，上升至2005年时的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20倍之多。 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垄断人为地抬高了一些部门、人员的收入。”有专家指出，目前各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而政府主导的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与资方，不利于一般劳动者。 同时，再分配也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改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42%，英国49%，加拿大52%，我国仅占8%。“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10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上述专家指出。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而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这不仅造成消费投资关系的不平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奚君羊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商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程度等还不成熟造成的。 税转薪促平衡 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可容忍“红线”，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国家应该让利，让人们获得更多利益。”汪康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家应该减少城市公用事业费，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根据2009年福布斯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400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154名；在前40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19名；在前十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5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此，汪康懋指出，应该采用混合批地的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批下来的土地中应有30%－40%用于建造保障房，而此前北京所批的5%造平价房的比例太少。 汪康懋同时指出，可以从三方面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首先，将公用事业的费用降下来。比如以上海为例，可以将公交系统的消费价格降低至北京的水平。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收入相对较低的人进行利息补贴。具体而言，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利息率，使之真正享受实惠。再次，可以设置类似其他国家的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同时，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35%的比例投入到相对低收入的家庭中。” 而在奚君羊看来，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可以从“转移致富”入手，由东部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投资。不过，他强调，“在转移致富的时候，转移力度必须控制得当。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过度转移，又将导致东部不公平现象，从而同样降低效率。” 而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是不少人对税收产生“逆调节”的质疑。针对此种现象，有专家指出，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对此，奚君羊指出，“未来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工资、福利等保障，而对高收入群体，对其‘高档消费’提高税收。” 做大收入“蛋糕” 对于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但由于几方利益博弈，推动的难度将很大。政府不愿降低收入增长的态势，垄断企业不愿意将利润拱手让人，而与之竞争的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愿给居民加薪，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居民。 对此，奚君羊指出，“其实这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共享，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占据垄断利润，这加速着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 “事实上，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但从基尼系数上看，美国的财富差距较中国缓和不少。”奚君羊指出，从相关数据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收入分配更平均。“所以，加快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据奚君羊介绍，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做大‘蛋糕’。同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切蛋糕’方式，使居民从中吃到更多的‘蛋糕’。”奚君羊指出。 早在几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就开始讨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直至今年4月，终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目前确实是对我国收入分配进行改革的时间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牛海鹏教授看来，甚至有一些晚。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金融学者汪康懋同样认为，现在是进行改革的时间点，“白领逃离京沪穗、民工荒现象频发及其他相关事件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大。” 事实上，在对收入分配进行可能的改革前，我国不少省市已经率先采取了相关的行动。今年以来，自江苏省率先在全国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等地也陆续进行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在已调整标准的城市中，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1120元/月，为全国最高。 欲速可能不达 做个假设，如果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相对令人满意的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且正式实施，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会分走谁的奶酪？ “如果该方案真正产生效果的话，对我国经济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牛海鹏认为，从现行大家讨论的观点看，收入分配改革引发的结果是工资的上升及农产品价格的上升，继而造成相关行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整个产业链成本的上升，并进一步影响到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信心，最终又会影响到整体的就业形势。 不过，牛海鹏也指出，无需过分担心由此引发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从而造成CPI过快增长情况的发生。“前提是国家相关部门不采取财政赤字的方式，保持整个货币环境的稳定。” 不仅如此，有声音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每一步都将牵涉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阻力无处不在。甚至有专家指出，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富人和高收入群体，以及垄断企业和一部分企业主。对于这一点，牛海鹏认为，“就垄断行业或企业而言，除了限制其收入外，对其总体影响有限，惟一需要担心的是企业想方设法转嫁成本，这点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统筹考虑。”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收入分配改革的过程中，可以设置相关的缓冲机制，暂时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分配。 同时，在政府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还需要政府进行一定程度的让税行动。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地方政府在“GDP至上”等思想作用下，可能不愿意降低自己收入增长的大好态势。专家称，归根到底，这都要总结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没有这一前提，收入分配改革可能欲速而不达。”
中国社科院蔡昉：中国现行收入分配没那么糟 “其实我们的收入分配没那么糟，因为这些年就业扩大非常快，劳动力流动非常快。因此收入差距在改善。”蔡昉日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新闻发布会”上，对呼声甚高的收入分配改革泼了盆“冷水”。他表示，目前还找不到数据得出“城乡差距扩大或缩小”的结论，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正在继续恶化。 蔡昉指出，用于计算城乡收入差距的统计数据并不完整。人口流动缩小城乡差距，但在目前的统计中，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增加的“相当大部分丢失掉。”根据现有数据，“看不到城乡差距是在缩小或者不变”。 根据他的表述，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在2000年前增速较缓，“2004年是个转折点”，在2004年后每年以大约两位数的势头增长，2008年增长19%，去年增长16%。但是，这些收入在农村没有被统计到农户收入中，在城市进行住户调查时通常也不会选农民工。 根据蔡昉提供的数据，中国的收入增速在全世界是最快的，人均GDP增速是8%左右。近十年，城市人均收入增长接近10%，农村略低一点。过去30年总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大致同步。 蔡昉强调自己“并不是为了唱反调”。他认为，缩小城乡差距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是加快劳动力流动，目前流动已很正常。但劳动力流动还没有带来相应的身份变化，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此外，蔡昉还对工资上涨引发的通胀表示担忧。他认为，如果工资继续上涨，正常的通胀率就可能更高，以致经济过热，“早有声音认为，中国在过去10年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通胀却微不足道，部分原因就在于工资的增幅小于生产率的增幅”。 在蔡昉看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最重要的方面是初次分配，而初次分配的核心是扩大就业，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据新华社）
药店也卖暴利药：利润600%
原因之一：经销商为给医院留回扣空间，要求药店与医院价格“共进退” 监管漏洞：八成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当中虚高大多难以察觉无人过问 芦笋片出厂价不过15.5元，但医院零售价为213.00元/盒，利润高达1300%。5月19日湖南“暴利药”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强烈关注。近日，有经营零售药店的行家向羊城晚报报料：这种批发价低、零售价畸高的现象并不仅存在于医院，在药店，暴利药品同样存在。 蔡先生是潮州一家小药店的老板。年初，他的母亲因中风住院需用脑血管扩张药长春西汀注射液，但在潮州市中心医院，一支2毫升的长春西汀注射液就要44块多。心想药店价格可能便宜，蔡先生便去医院附近一家药店咨询，却被告知药店只有规格5毫升的，一支98元。 由于母亲可能需长期用药，而自家药店不卖这种药，蔡先生尝试找经销商拿货，希望便宜一点。“一位姓彭的经销商告诉我，长春西汀注射液是独家剂型，已被人代理，他介绍了另一种剂型，山西一家药厂生产的粉针剂注射用长春西汀。他的报价是30毫克的5.5元一支，他说，如在药店零售，一支须卖30-40元。”这意味着药店利润空间高达400%-600%。但蔡先生说，在药店，卖高价的药并不少见，如：一盒克拉霉素胶囊，进货价5元，零售价可卖10元，利润100%；一盒多潘立酮片，进货价约2.5元，零售价卖13元左右，利润超400%。 “我也是做药品零售的，做生意要赚钱，本来没错，错就错在太暴利，导致大家总喊看病贵。”蔡先生说。 目前国家对药价实施最高零售价管理，医院销售的药品只能在中标价基础上，以不超15%的加价率出售。一个批发价5.5元的药品，医院售价是否便宜呢？记者调查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以蔡先生报料的注射用长春西汀粉针剂为例，在2009年广东省药品阳光采购竞价入围品种目录中，该药厂的注射用长春西汀30毫克入围价为27.005元一支。如按加成15%计算，在医院的售价仍需31.06元，和药店零售价相当。 由此可见，一种药品，经销商给医院和药店供货很可能执行两种价格：一个专门针对医疗机构，定价一般较高；一个专门针对零售药店，定价则较低。 药店拿货价便宜，本可以较低价格出售，争取更多顾客，为何要和医院“共进退”呢？ 探因药店 四成药品卖高价维持经营 多是杂牌的覆盖区不广的 “部分药品卖贵一点，这是药店行业很普遍的操作手法。”蔡先生说，“一家门店，一般约有四成药品是很暴利的。开得越好的药店，暴利产品越多。” 广州一家药店老总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尤其是连锁药店，这样的操作手法特别重要。“连锁药店为占领市场，须在不同地方多开分店，但并非每家分店都能赚钱，需在销售好的分店经营暴利产品，补贴亏钱的分店。而为吸引人气，连锁药店有些药品是亏本卖的，需通过暴利药品填补”。 药店通常会挑什么药品高价操作呢？“品牌药通常给医院和药店的批发价差不多。”蔡先生表示，“能高价操作的，要么是杂牌厂家生产的，要么是覆盖区域不广的。如一个药品，在广州没有铺货，只有在潮州有，就很容易高价操作。” 经销商 为给医院留下回扣空间 要求药店按指定价格卖 市场竞争如此激烈，为何药店不肯卖便宜点？“这就是游戏规则。”上述药店老总坦言，业内都知道“二八定律”，在药品零售市场，药店销售占两成，医院占八成。医院是销售的大头，药厂在给药品定价时，会和代理商商定一个零售价，它通常是针对医院的，早已预留医院公关费等费用。“药店在经营某种药品时，经销商会要求须按指定价格销售。卖便宜了，就会扰乱市场价格，破了行规。这也是为什么有些药品只在医院卖，不肯供给药店，又或者供给医院和药店不同规格药品，就是担心药店会低价销售”。 一位专门从事药店渠道维护的外资药企经理也说，因医院有加成15%的限制，而药店没有，部分药品给医院的采购价会高于药店。价格越高，就越有钱进行药品公关。“有时为保证有空间可操作，很多药品，尤其是处方药，就只给医院不给药店。大多数要给医生回扣的药都不给药店”。 监管 八成药品价格属市场调节 企业有空可钻虚高无人问 一支注射用长春西汀，医院采购价会高出药店采购价近5倍，最终还能通过专家打分，成功竞价入围。难道就无人监管？
目前属政府定价的药品只占市场药品品种总数的20%，而属市场调节价的约占80%。大量药品由企业自主定价、游离于政府监管之外，给了企业用高定价、高回扣手段推销药品的空子。只要不超过警戒线，当中的虚高有多高，并无人察觉，更无人过问。（据新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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