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回应国富民穷论 

称财政收入比重并未过高
　　依据今年前五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数据，有预测认为2010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总额或达8万亿元。针对此预测，有关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企业和居民负担过重、“国富民穷”的讨论迅速占据媒体的版面、时段和页面。
　　中国集中财力相对数
　　在发展中国家属中等
　　分析人士指出，从相对数来看，中国财政收入比重并未过高；通过转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进“国富”向“民富”转化，两者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29日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
　　他说：“预估的8万亿元是绝对数，全面考量财政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指标是相对数。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在20%左右，这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并且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即使按全口径财政收入比较，中国政府集中财力相对数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超过中等水平。”
　　2007年到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19.9%、19.5%和20.4%。按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也就是公共财政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三年来中国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为27.6%、27.9%和30.0%。
　　据统计，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40%，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重的平均水平也达35%。
　　居民收入在分配中比重
　　10年下降11.8个百分点
　　当前，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数据显示，1996年至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69.3%下降到57.5%，累计下降11.8个百分点。
　　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劳动报酬比重大幅下滑
　　企业利润比重反而猛增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
　　1996年至2007年，在劳动者报酬比重大幅下滑同期，企业利润所占比重却从21.2%升至31.3%。目前，作为中国居民收入主要渠道的工资收入，在生产要素中的分配比例偏低，仅占企业运营成本的不到10%，远低于发达国家的50%。
　　“从绝对数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还是很明显的，但从相对数来看，社会财富这块‘蛋糕’切分，企业收入增长更明显，政府收入则是恢复性增长。”贾康表示。                （据新华社）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北京位列第十六
　　昨日，全球外派员工薪酬管理咨询服务提供商对外发布了一项针对全球各大城市生活成本的调查。调查显示，深圳生活成本位列全球42，位于香港（8）、北京（16）、上海（25）和广州（38）之后。
　　调查结果显示，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前10大城市中首次包括了3个亚洲城市，分别为：东京（2）、大阪（6）和香港（8）。前10名中也包括了三个非洲的中心城市，分别为：安哥拉的罗安达（1），乍得的恩贾梅纳（3）以及加蓬的利伯维尔（7）。莫斯科（4）、日内瓦（5）和苏黎世（并列第8）是欧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哥本哈根（10）。
　　据美世表示，该项调查涵盖了全球5大洲的214个城市，衡量了各地200多个项目的相对成本，包括住房、交通、食品、服装、家居用品以及娱乐。这项调查被用来帮助多国公司以及政府决定其海外派驻人员的薪酬津贴。其中，纽约被用作生活成本指数的基准城市，其他城市都与纽约进行比较。货币变动则对照美元加以衡量。
　　这生活成本数字和食宿成本比较是基于2010年3月进行的调查，采用2010年3月的汇率。2010年的比较是基于2009年3月进行的一个类似调查。 （据《南方日报》）
　　
探访呜呜祖啦生产地：

生产者从未听过世界杯
　　浙江女人江夏娟和世界杯似乎毫无瓜葛：她看不懂足球比赛，也不认识球场上的明星大腕。即便当她坐在工厂里，忙活着为手里的塑料喇叭割去毛边时，她嘴里的话题也是结了婚的儿子、学会走路的孙子，而不是离她很远的某一场球赛。
　　她当然不知道，她手里这支司空见惯的喇叭，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呜呜祖啦”。她也不会料到，在南非进行的那些与她毫无关系的球赛中，这种喇叭发出的巨大噪音，几乎“把全世界都吵死了”。
　　在南非以及在世界杯波及的所有角落，从江夏娟手下造出的这支喇叭都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德国足球队的队医在考虑要让队员们带着耳塞上场；法国球迷形容自己仿佛坐在“一群蜜蜂”中；甚至，一位西班牙作家在自己的专栏中愤怒抱怨：“呜呜祖拉已经让我们全都要发疯了！”
　　但对这个45岁的农村女人来说，那支喇叭不过是为她带来每小时6元钱收入的一份生计。6月25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海县大路村的这个院落里，她和她的工友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而制作呜呜祖拉的工作，仿佛只是为了填补聊天的间隙。
　　这里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吉盈塑料制品厂”，但它只是由老板邬奕君的家隔出的几个房间。这里工人也大多是隔壁的邻居，或者干脆是老板的亲戚。
　　“其实我这里只是一个家庭作坊……”说这话的时候，这个浙江男人脸上露出点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就是这个家庭作坊，在过去的一年里，造出了超过一百万个“吵死全世界”的呜呜祖拉。它们大多数被运往南非，然后通过电视转播，响遍全世界。
　　不过，无论是对于江夏娟和她的工友，还是老板邬奕君，这些声音离他们的世界都有些太过遥远了。
　　“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要不是呜呜祖拉吸引来众多记者，邬奕君的工厂很容易就被淹没在周围的民居里，引不起人们注意。这里没有匾额，也没有指示牌，刷着水泥的院墙泛出了发黄颜色，上边已经被偷偷写上了“疏通管道”、“钻孔”的广告。门框上唯一残存的一片对联，不仅被雨水冲刷得褪去了颜色，连字迹也模糊了。
　　来访的大多数记者都不会想到，这个呜呜祖拉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会如此寒酸。穿过一个连门都没有的库房，老板的丈母娘会从右手边的厨房中探出头来打招呼，而在那个由客厅改装而成的加工车间里，一边拉家常一边忙着加工呜呜祖拉的女工们，还会停下手中的活计，微笑着点头打招呼。
　　那些闻名世界的南非喇叭在这里灰头土脸。它们被码放在几个带着破洞的灰绿色编织袋里，或者有些随意地排列在地上。还有一些被放入了几个并排摆放的箱子里，等待着被运到南非，或者其他遥远的地方。
　　在过去一周的时间里，已经有几十家媒体慕名找到这里，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一个工人在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摸起了后脑勺：“这么一个小小的家庭作坊，每天却有这么多记者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这家只有十来个工人的加工厂，借助着呜呜祖拉的声势变得抢眼起来。它的工人几乎全是女性，其中大多数来自本村，只有两个打工者是从云南来的。经常有记者试图耽误她们手里的工作，请她们谈一谈足球、世界杯或者呜呜祖拉，这些她们非常陌生的词汇。
　　因为来的记者太多，这些从来不看球赛的女人，如今也开始谈论一下南非世界杯。31岁的邬金燕终于找了个机会，在世界杯比赛的转播中看到了球迷吹呜呜祖拉的画面。她兴奋地凑过去：“这喇叭好像是我们做的？”而江夏娟好不容易在电视上看了一场球，却没留下什么好印象：“一会儿有人飞踢一脚，跟打仗一样……”
　　在此之前，她们对世界杯“连听也没听过”，但如今，面对外国记者的摄像机，邬金燕已经会笑着大声发表自己的感慨：“没想到，中国的足球没进世界杯，我们的喇叭倒先进去了。”
　　想了想，她又补上一句：“中国一支队伍都没进去，我没说错吧？”
　　“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连老板邬奕君都是很晚才意识到，自己的喇叭进了世界杯。他宣称自己是个真正的球迷，尽管他已经很久没看过足球比赛了。
　　6月11日，当邬奕君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世界杯开幕后首场比赛时，这位老板一直感到奇怪：“今年的世界杯怎么这么吵？”
　　第二天，当看到电视新闻里出现呜呜祖拉的照片时，邬奕君吓了一跳：“这不是我们生产的那些长喇叭吗？”
　　除了接受采访和接待客户，多数时间里，邬奕君都呆在自己在楼梯拐角处的办公室里。这个小小的房间的地面上铺着简陋的蓝色地板革，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只红木茶几，上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计算器，还有一些打印资料凌乱地摊着。
　　这个留着平头、穿着深色衬衣的年轻老板常常坐在茶几前一把矮小的竹凳上，他总是歪着头，用耳朵和肩膀夹着手机，向客户确认订单，右手的手指则在键盘上不断敲击，应付着那些排队等待出货的焦急的客户。
　　他从年轻时就开始和塑料打交道，自己也在车间里操作过吹塑的模具。如今为他带来巨大商机的塑料制品，年轻时曾给他带来巨大创伤：19岁那年，机器夹断了他的左手。不过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面对外人，他总是把左手藏在自己的口袋里。
　　邬奕君生产呜呜祖拉的灵感，来自一幅外国漫画。2001年，他在一张黑白的漫画中看到，一个“原始部落一样”的非洲土著人一边跳舞，一边把一个长长的喇叭横在胸前。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介绍，这是一种竹子做的大喇叭，是当地人用来驱赶猩猩的。
　　“也许它可以做成球迷喇叭。”成天琢磨着生财之道的邬奕君，用黑色塑料仿制出了几个，而且根据图片说明的内容，他还把这个牛角形状的喇叭做成了像竹子一样一节一节的样子。
　　当时，因为工厂准备从塑料水壶转行做球迷喇叭，这个浙江男人对所有“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特别感兴趣。他做出的喇叭，有的是圆筒形，需要从侧面吹响；有的是由三个大小不一的喇叭并在一起，吹起来像和弦一样；还有的喇叭，从外形看起来就像一个啤酒瓶。这些不同的喇叭样品，与那个黑色的呜呜祖拉一起，被送去广交会、义乌小商品市场，并且被拍成照片，挂在了阿里巴巴网站上。
　　不过，直到一周前，邬奕君才从一名记者口中获知“呜呜祖拉”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曾经听外国客户把它们称为“威欧威欧”（VOVO），但他自己却只是笼统地叫它们“长喇叭”，就像那些同样躺在样品区的“三音喇叭”、“横喇叭”和“酒瓶喇叭”一样。
　　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原本计划着，用这种“独特”的喇叭在2006年德国世界杯上大赚一笔，结果，它们根本无人问津，反倒是另一种国内常见的三音喇叭，一下卖出了20万个。
　　“也许是因为这种喇叭很难吹响吧。”邬奕君这样跟记者解释。圆锥形的呜呜祖拉只是一根空心的塑料管，很多人吹到头晕也弄不出声音来。
　　随后的几年，邬奕君几乎忘记了这种从没大规模生产过的喇叭。直到2009年的7月，一个黑人从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他的工厂，希望购买1000个呜呜祖拉。
　　邬奕君并不知道，一个月前，在南非举行的“联合会杯”足球赛已经让这种名叫呜呜祖拉的喇叭名扬世界。他更没有想到，这种在德国世界杯上没人理睬的喇叭，竟然会在南非世界杯上“卖疯了”。
　　邬奕君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修改模具，很快交出了这笔订单。随后，来自欧洲、非洲的贸易商也在网上找到了他，订单的数量逐渐增长到几万个。
　　真正“震”到他的订单出现在2010年。大年初二那天,邬奕君接到电话，一家来自比利时的经销商希望他能够发几个样品，并且点名要“荷兰国旗”的橙黄色。样品寄出后没多久，他收到了回复：对方下了订单，购买数量是150万个。
　　“不睡觉也做不完啊！”邬奕君最终接下了80万个的订单，两个月后才全部完成。
　　四月底的时候，邬奕君完成了来自南非的最后一笔订单后，就觉得世界杯的生意已经结束了。两国海运的距离需要三十几天，再晚一些，货物就无法在比赛开始前到达南非。
　　谁知在世界杯开始后，人们迅速发现了许多呜呜祖拉产自中国，并且很快找到了位于浙江和广东的几个重点生产厂家。随着越来越多人涌入这个小小的院落，邬奕君发现，自己的厂子真的“红”了。
　　他不断地接到各式各样的电话，有些要求采访，有些则是希望拿到工厂的销售代理。自己超长待机两个星期的手机电池，往往不到一天就没电了。许多国内的商家也开始从这里订购呜呜祖拉，卖给国内好奇的球迷们。负责调色的工人发现，“只要有球队出线，它的那种颜色马上会有订单”。工厂的几个工人日夜不停地赶工，而邬奕君每天在电脑前坐到凌晨一点，才能把网上的订单要求一一回复完毕。
　　邬奕君的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加班加点。江夏娟手中锋利的小刀好几次差点削到自己的手指，而另一位负责吹塑的女工郭登翠，右手的大拇指上又多了几个水泡留下的疤痕。不过，对她们来说，每个月的薪水也往上涨了不少。
　　每天，由她们制造的呜呜祖拉都会被整齐地码放在纸箱里，搬上火车，运上S034省道，然后再驶入甬台高速。从这里向西130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向北前进50公里，是与600多个国际港口相互连通的宁波－舟山港。那一箱箱的呜呜祖拉，就是从这里，被运送出国，最后到达了遥远的世界杯赛场上。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38岁的郭登翠每天能造出800个呜呜祖拉半成品，却从没听过它在世界杯赛场上“吵死全世界”的声音。
　　她的工作是为喇叭吹塑。在她手中，这些呜呜祖拉还是像瓶子一样的形状，不仅吹不出声音，而且稍不留神就会透过两层的毛线手套，烫到自己。
　　不过，她的工作环境并不缺乏声音。在一座红砖外墙的平房里，机器的轰鸣声，一台半人高的风扇吹出的呼呼风声，以及模具撞击发出的金属敲击声混杂在一起，人们常常需要靠近大声喊，才能听得见彼此说话的内容。
　　这里是邬奕君的另一处厂房，几个工人在这里完成制作呜呜祖拉的前两个步骤：混料和吹塑。负责混料的工人需要把塑料调配出符合要求的颜色，有时候是代表巴西的黄色，有时候是代表英格兰的红色，当然，订单最多的，还是体现东道主特色的，南非国旗上的墨绿色。
　　而郭登翠所负责的吹塑，则是把加热后滚烫的塑料，加工成呜呜祖拉的外形。
　　坐在南非世界杯球赛看台上吹响呜呜祖拉的人，想必很难体会郭登翠的艰辛。工作间的空气弥漫着塑料加热的刺鼻味道，她始终站在那台小小的注塑机前面，不断地踩下踏板、再松开。她的手一次次地从混料机中取下一段段橡胶管一样软软的塑料，捏住两端、拉长，然后慢慢放入模具中。
　　等到充气结束，原先的“橡胶管”已经按照模具的样子，像气球一样膨胀成喇叭的形状。她又要拿着这些依旧滚烫的喇叭，放在工作台上，等待它们变凉、变硬。郭登翠戴着双层的毛线手套，其中一只已经破掉了两只手指，塑料的热气透过毛线的缝隙钻了进去，在她的大拇指上留下了一个个棕色的水泡疤痕。
　　这个来自云南的外地女人在厂房里总是面无表情，也很少和周围的人说话。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并把那些半成品丢入旁边的编织袋里。如果有记者前来采访，她偶而会吐几个字作为回答，但大多数时候只是长久的沉默。
　　每做出一个塑料的半成品，郭登翠能挣1角钱。一个月下来，她的收入有2000元。原本,加上丈夫的收入,两个人一个月还能存下来一两千。夫妻俩带着女儿在这个江南的村子里定居了下来，很快，他们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在去年画下了一个休止符。一向身体不错的丈夫突然因为腰病倒下了，这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妻子讲不出丈夫的病症，只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工作，去医院检查、治疗又花光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
　　于是，在丈夫这两天恢复工作之前，家里每个月只有她一个人的收入，却要维系四个人的生活，还要帮丈夫支付几百元的药费，这几乎让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
　　跟郭登翠做同一个工种的几乎都是她的同乡。邬奕君的弟弟私下透露说，这个工作其实非常危险，常常有工人被紧紧密合的模具夹断了手指，如果是外地打工者，还能赔些医药费；如果是本地人，那根本赔都赔不起。
　　但这些都没有吓退郭登翠。她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放弃这份工作。她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比起以前在家里种地来说要好多了”， “至少，现在我不用晒太阳了”。
　　打开话匣子以后，她也会多说几句。在厂房轰鸣的噪音中，郭登翠凑近记者的耳朵大声喊道：“其实我也没有办法。毕竟老公身体不好，我要养这个家。”
　　说这话的时候，是下午6点，这个母亲、妻子在回家伺候儿女吃过晚饭后，又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无表情地重复着那些机械的动作。世界杯在十几天以后就会结束，但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劳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与此同时，郭登翠的女工友们也回到了另一处厂房里，开始继续自己的工作。
　　这个厂房位于几十米外的邬奕君的家里。江夏娟和她的同伴们坐在房间的门口，没有噪音，也没有刺鼻的味道。她们中的一部分人负责把这些半成品“瓶口”和“瓶底”割掉，让它们有了喇叭的样子；另一些人则是负责把所有的角落修整光滑，并为它们做好包装，放入纸箱当中。
　　江夏娟刚刚在自己的家里吃完了晚饭。她的家就在邬奕君院子的隔壁，为此，她总开玩笑说，每天的工作就好像去邻居家聊天一样。她右手握着一把小刀，沿着喇叭的顶部、底部和两侧来回滑动，把尖锐的倒刺都削下去。为了防止小刀把手磨出水泡，她的右手戴着厚厚的毛线手套，而在不同颜色塑料碎屑的沾染下，这只手套已经看不出它本来的颜色了。
　　邬金燕负责的是割掉“瓶底”，她自己形容的则是“割屁股”。她几秒钟就可以处理一个喇叭，一天下来能割2000多个，并为她带来一个月近2000元的收入。这让这个“老板的小姨子”自豪不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的！”
　　在夏天的江南，邬金燕的手上也带着厚厚的手套，因为害怕锋利的小刀割伤了自己。这些女工并没有真的受伤的经验，曾经有人一个不小心，在手套上划破一个黄豆大小的洞，大家就连忙大惊小怪一番：“真要划到手上，那还得了啊？”说完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因为订单增加而造成的加班赶工，这些风靡世界的呜呜祖拉，以及如火如荼的世界杯比赛，的确在影响着她们的生活。尽管，这种影响与足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个江南的县城里，世界杯并没有展现出它一贯的魅力。即使在最繁华的商业区，也看不到有关世界杯的任何海报，晚上，这里的酒吧也没有增加与世界杯的任何节目。
　　“足球有什么好看啊，中国队踢得太差了。”江夏娟的儿子坐在饭桌前懒洋洋地抹了抹嘴，“我还不如去睡大觉呢。”
　　但对于那些女工而言，呜呜祖拉似乎给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在邬金燕看来，如果没有这些喇叭，她和她的同伴们可能根本不会想到去看世界杯。因为“这地方乡下一样的，哪里会看这个”。
　　而现在不一样了，尽管她们看不懂比赛，但有人却在赛场上发现了其它新鲜的东西。在南非队比赛中，邬金燕第一次看到了黑人的模样。她坐在厂房里向同伴们描述自己的新发现：“我们一直说南非世界杯，没想到南非人那么黑哦，连头皮都是黑的！就像……”
　　她四处看了看，最后找到了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就像她的衣服那么黑！”“不会吧？”几个女工讨论了一会，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除了足球，其他关于外面世界的资讯也在涌入这间小小的厂房。有人向一位北京来的记者打听，去北京看看天安门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还有人想去看看世博会，尤其是那个“像刺猬一样”的英国馆。
　　络绎不绝的来访者给他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消息。现在，这些女工中的很多人都能讲出几句点评世界杯的话语，比如“中国在世界杯没有缺席”，或者 “世界杯什么都是中国造的，只有球队不是”。
　　“说明我们中国人脑子还可以哦。”邬金燕笑呵呵地提高了嗓门，“我们不会输给他们外国的！”
　　她们并不知道，在这次的世界杯上，除了呜呜祖拉，“中国制造”几乎涵盖了赛场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座椅、服装，以及那只被命名为“普天同庆”的足球。
　　甚至，为了对抗她们做的呜呜祖拉的噪音，就在几十公里外的浙江省东阳，已经有30万个耳塞被空运去了南非。
　　在足球场边同时还出现了中国企业的广告标牌，而中国企业也第一次成为了世界杯的官方合作伙伴。
　　“中国是世界杯上的第三十三强。”有个球迷这样调侃道。
　　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不过，作为这“第三十三强”的一份子，邬奕君觉得自己算不上什么赢家。
　　世界杯开幕前销售的100万个呜呜祖拉，并没有让邬奕君赚到什么钱。每只喇叭的价格只有两元钱多一点，而利润只有一角钱，“基本上只是走走量”。而当这些塑料喇叭漂洋过海到达南非后，就立刻身价倍增，最高可以卖到60南非兰特，相当于人民币的54元。
　　邬奕君认为，这是国内的工厂相互竞争恶意压价造成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门槛，谁都可以做”。他声称，自己以后每设计一款产品都要拿去申请专利，不过，目前看来，最迅速的变化是他已经悄悄地涨了价，把每支喇叭的价格定到了3元钱。
　　意外获得的这个机会，让这个年轻老板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他不拒绝任何媒体的采访，并且在私底下联系了广告公司，希望帮助他制作一个网站，借助人们对呜呜祖拉的关注，让工厂“好好发展一下”。
　　相比之下，吉盈塑料制品厂的女工人，似乎并不像他们的老板那样，有什么明确的愿望。
　　对她们来说，不断涌入的订单，只是意味着以分或者角计算的工资又会上涨不少。
　　江夏娟觉得，自己每天去邻居家和同伴们聊聊天，干干活，一小时居然有6元钱的工资，自己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再需要改进的了。
　　郭登翠本来是有愿望的。在丈夫生病之前，她曾经计划着，存够了钱，先把家里住的房子翻新一下。这间屋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户，地面总透着阴冷的湿气，屋顶衬着一块防雨布用来阻挡漏雨，而已经变成灰色的墙面也被小孩子划满了无法分辨的字迹。
　　但现在，随着丈夫身体的垮掉，这些愿望也一起垮掉了。“家里根本存不下钱，以后还要养两个小孩……”她低下头，不愿再讲下去。
　　她们日夜赶工做出的呜呜祖拉，如今正改变着世界杯的赛场。6月25日这天晚上，有一个著名的球星宣称，他因为呜呜祖拉的噪音而没有听到边裁的越位哨；而现场的解说员也为了对抗喇叭的声音而变得声嘶力竭。
　　尽管很多人讨厌这种刺耳的声音，但这并不妨碍它的热销。呜呜祖拉的“嗡嗡”声回荡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并且丝毫没有停歇下来的迹象。
　　但在千里之外，中国浙江腹地的这个小小村庄里，制造呜呜祖拉的人们各怀心事。 发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故事与他们根本扯不上关系。
　　江夏娟已经下班回家匆匆躺下睡觉了，她“根本没工夫看电视”。郭登翠今天被排在了晚班，她正在节能灯惨白的光线下，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劳动，一边对抗着自己的困意。而邬奕君还在忙着谈生意，即使是他最爱的西班牙队的比赛，也只能抛在脑后了。
　　他们的世界里飘荡着关于生计的故事，而那些呜呜祖啦的“嗡嗡”声，虽然吵翻了全世界，却很难飘进他们的生活里。  （据《中国青年报》）
　　
安徽女子为嫁入豪门隐瞒身世

母亲扮成保姆照顾外孙
　　安徽女孩潘明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她，遇到了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但“王子”不喜欢单亲家庭的姑娘，潘明颖便向对方隐瞒了家境和病情。
　　女儿结婚怀孕后，焦虑的母亲想去照顾女儿，可女儿却不敢公开她的身份，要求母亲以“保姆”的身份住在家里。
　　为嫁“豪门”
　　女设计师隐瞒单亲家庭
　　28岁的潘明颖有先天性心脏病，她两岁时，父亲在工地上不幸身亡。当时才22岁的母亲刘桂兰用单薄的双肩撑起了这个家，为了不让女儿受一丁点儿委屈，刘桂兰拒绝再嫁。
　　2005年7月，潘明颖大学毕业，应聘到杭州一家广告公司，做了一名平面设计师。9月的一天下午，同事带客户到潘明颖的电脑前看样图。潘明颖看了一眼那位年轻的帅哥就被吸引住了。帅客户留下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要潘明颖改完把样图发过去。
　　潘明颖得知那位帅哥是杭州某公司老总的大公子程立宇。程立宇时年30岁，刚从北京读完硕士回来，在父亲公司里帮忙打理业务，至今仍然单身。
　　晚上，潘明颖加了程立宇的QQ，两人从广告设计聊到感情问题。此后，潘明颖每天都泡在网上跟程立宇聊天，很快，潘明颖深深地坠入爱河。
　　潘明颖得知程立宇的前女友是电视台的一名播音员，但因为是单亲家庭，性格孤僻，程立宇与她分手后扬言再也不想找孤僻的女孩。而自己有先天性心脏病，又是单亲家庭，家境贫困，这样的条件，程立宇如何能入眼？
　　12月初的一天晚上，程立宇开车带潘明颖去吃饭。路上，程立宇不经意地问道：“你父母做菜怎么样？”潘明颖心中一惊，咬牙撒谎说：“我父母早就不在了……”
　　很快新年将至，程立宇知道潘明颖“没什么亲人了”，邀请她到自己家中过年。
　　2006年1月底，潘明颖打电话给母亲，说了自己的恋情。刘桂兰非常高兴，要到杭州来看女儿的男友。潘明颖硬着头皮说：“他家条件那么好，要是知道我是单亲家庭长大，家里又这么穷，我还有病，他肯定看不上我……我跟他说，家里没什么人了……”刘桂兰立刻明白了女儿的意思，心如刀绞，可心疼女儿的她还是答应配合女儿。
　　相守不相认
　　以保姆的身份住进女儿家
　　2007年10月1日，潘明颖在杭州某五星级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为了不让谎言露馅，潘明颖没有宴请任何大学同学以及亲友，还有望眼欲穿的母亲。
　　2008年3月，潘明颖发现自己怀孕了。潘明颖打电话将喜讯告诉了母亲，刘桂兰立刻提出要到杭州陪女儿做孕检。3月底，刘桂兰急匆匆来到杭州，被女儿安排到酒店住下。到医院检查后，医生要求潘明颖在怀孕期间严加看护，一有不适要立即送往医院。
　　回酒店的路上，刘桂兰提出把实情告诉女婿，这样她也好去家里照顾女儿，潘明颖左思右想，还是拒绝了母亲，并执意将她送回酒店。刘桂兰实在放心不下女儿，于是向女儿提出：“哪怕是到你家当保姆也好，将来孩子出生，我也能带一带。”
　　4月3日，潘明颖与母亲商量好，以保姆的身份将她带回家中。程立宇快下班了，潘明颖尴尬地对母亲说：“以后在家里，我就不能叫你妈了，就叫刘姨吧？”刘桂兰默默地点了点头。
　　有了刘桂兰做保姆，家里变得整洁异常。程立宇不在家的时候，潘明颖才敢和母亲说说母女之间的悄悄话。但矛盾很快彰显。刘桂兰节俭惯了，见程立宇总是买很多水果，吃不完就放坏了，就不止一次提醒小两口买东西要注意分寸，令程立宇颇有微词。平日里她见家中有饮料瓶子、包装盒子，都会攒到储物间里卖钱，被程立宇发现了，当即要解雇刘桂兰。
　　潘明颖见母亲被训得像个小孩子，忍不住劝了丈夫几句。程立宇马上将矛头转向妻子：“你太袒护她了，我这是在教她怎么做个保姆！”
　　无辜遭驱逐
　　女婿误伤丈母娘被批捕
　　2008年12月，潘明颖即将临产。一天晚上，因为一点小事，程立宇和潘明颖发生争执。刘桂兰怕女儿心脏受不了，一边连连拍着潘明颖的胸口，一边振振有词地同程立宇讲道理：“明颖都快生了，你还在这儿惹她生气，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程立宇不禁暴跳如雷：“我还需要你一个保姆来教我怎么做丈夫？”
　　2009年1月4日，潘明颖剖腹产生下了儿子程乐。程家喜不自胜，而最激动的，莫过于刘桂兰。她抱着7斤重的外孙舍不得放手。潘明颖产后身体虚弱，刘桂兰日夜守在女儿床前，端屎端尿照料得无微不至。见她如此卖力，程立宇同意让她继续在家中做保姆，照顾妻儿。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家中琐事更多，程立宇与刘桂兰的矛盾又开始了。程立宇倡导让乐乐自己睡觉，可刘桂兰却对孩子无比纵容，每天晚上都抱着睡。程立宇多次提醒刘桂兰不奏效，不由发了火。
　　一次争吵过后，程立宇铁了心要辞退刘桂兰。潘明颖无法说服丈夫，只好勉强同意了。5月16日，程立宇下班后提前回到家中，要给刘桂兰结算工资。刘桂兰求助地望向女儿，可潘明颖却沉默着，刘桂兰正抱着乐乐，见女儿不再说话，她重重地将乐乐放在沙发上准备收拾东西。不料乐乐忽然大哭起来。争执间，程立宇发现孩子头上鼓起了一个包，便冲过来要刘桂兰摸摸。刘桂兰气得浑身颤抖：“好，是我不知道心疼乐乐，是我故意摔他，你们这两个白眼狼。”程立宇闻言，将儿子递给潘明颖，上前猛推了刘桂兰一把，让她“说清楚”。刘桂兰脚下一滑，失去重心，跌到复式楼下面一层……
　　十分钟后，刘桂兰被送往医院。手术室外，潘明颖精神几乎崩溃，她恸哭不止，向程立宇坦言刘桂兰其实是自己的母亲。程立宇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医护人员发现事有蹊跷，当即报案。
　　5月22日，程立宇被批捕。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据悉，刘桂兰虽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很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醒来。 （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