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报告，2008年，在华外国人已经占到中国总人口的大约1%，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在中国成家立业，而且还操着京片子、上海话、广东话，融入到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管理外国人的法律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急剧变化，中国首部移民法有望出台，让更多的“老外”不再见外。

　　中国社会在25年中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外国人入境人数今非昔比。据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统计，2008年，外国人出入境共计4800多万人次，2007年，在华常住外国人有53万之多。而且，外国人在华从事的职业、留在中国居住的理由也越来越多样，之前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无法预见今天的变化，所以，学界向全国人大多次呼吁，中国需要一部适合中国现状的移民法。 （据《新民周刊》）

　　“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就算比尔·盖茨想要单纯靠投资移民中国，也不行。” 《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中规定：“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三年投资情况稳定且纳税记录良好。”也就是说，除了投资达到一定数额，还要负责资金的运转和经营，如果比尔·盖茨仅仅想出钱却不愿意在中国经营一家公司，那么他就不能获得“中国绿卡”。

　　比尔·盖茨移民也不行？

　　中国现有关于外国人管理的法律，是诞生于1985年的《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以下简称《外国人管理法》)。这部法律在诞生之初便显得非常粗糙，原因是，那时的中国刚刚走过封闭时代，外国人进入中国渠道单纯而且人数极少，对外国人的管理相对简单。而且，按照当时的中国国力，很少有外国人期待获得中国的永久居留权，所以在当时看来，“移民”的含义仅限于中国人移民海外。

　　事实上，在2004年以前，中国不存在外国人“移民”，获得“长期居留证”的外国人，最多也只能得到5年的签证期。2004年，中国开始向外国人发放“永久居留证”，这个证件被通俗地称为“中国绿卡”，不过，申请“中国绿卡”的条件非常苛刻。“在《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颁布一年以后，只有649人得到‘中国绿卡’，跟澳大利亚每年12万人获得永久居留权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国福说。

　　2004年颁布实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办法》，第一次为外国人移民中国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窗口只开向对中国“有突出贡献”的人。对于在华的大多数外国人而言，“中国绿卡”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我向中国政府纳了16年的税，我的公司为中国员工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为什么我还不能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中国欠缺外国人在华职业分类的统计数据，不过，像吴明娜这样的外企管理者，在在华外国人中一定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刘国福认为，在一些国家的移民政策里，像吴明娜这样的人，可以申请技术移民或者创业移民。

　　只想做个普通的中国人

　　中国首部移民法的起草鲜有新闻，直到今年5月，才有官方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张继焦透露，中国学者和政府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酝酿起草一部与国际移民有关的法规，以推动中国更好地应对由人口输出国向移民接受国的转变。

　　芬兰人吴明娜90年代初从芬兰到北京留学，普通话是北方味儿的。在经过4年的学习以后，吴明娜被芬兰一家机械公司聘用，让她负责开拓中国市场。她的公司生产一种专业的机械挂钩，之前在中国没有任何同类产品，这家公司进入后，才培育了这种专业产品的中国市场。

　　在中国已经生活20年的吴明娜，完全把上海当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只有在休假时才回到芬兰探望母亲。从感情上讲，吴明娜早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过，从法律上说，她仍然是一个因工作而暂时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工作，她就不能得到工作签证。

　　吴明娜说，她的理想是，再干上几年，然后短暂地“退休”，买一辆便宜的桑塔纳周游中国，途中写一些文章介绍中国，或者去研究中国的风俗人情。“我喜欢写作，要知道，现在还有很多外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我很向往那样的生活。”吴明娜描绘的图景十分诱人，不过，由于她无法达到“中国绿卡”的要求，而工作签证又必须与工作挂钩，所以，这个图景目前只能是幻想。

　　人才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是必然的趋势，而中国还没有一套完善的移民政策以适应这种竞争的环境。“中国需要切实落实《全国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在未来10年，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吸引外籍高层次人才来华工作，论证和制定我国的‘技术移民法’。”刘国富说。

　　一种常见的“对策”，是佯装留学生，以赢得在中国找工作的时间。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国内很多大学都可以为外国人提供这种服务，只要交纳学费，就可以给予外国留学生身份，让“留学生”获得留学签证，但这些“留学生”其实从不上学，而是利用一年、两年的时间在中国寻找工作。

　　“老外”们的对策

　　为了应对25年未变的管理制度，“老外”们也各显其能，各有自己的对策。

　　一位在中国担任跨国公司经理的外国人告诉记者，他的很多朋友，是跨国公司的高级经理，长年生活在中国。这些西方人有雇佣菲律宾佣人的习惯，但问题是，菲律宾保姆是无法获得中国签证的。所以，雇主只好把菲律宾佣人当作“工程师”、“顾问”、“翻译”招进自己的公司，以获得签证，当然，她们从未去她们签证上的岗位工作过，真正的工作场所是经理家的厨房。

　　尽管类似的“对策”，严格意义上违犯了《外国人管理法》，但这类现象也给新移民法带来启示——看待外国人的眼光，是时候改变了。关于留学生签证，刘国福发表了一些建议。他认为，看待留学生签证，不能只考虑教育出口和文化输出，还要考虑吸纳人才，具体来说，要分析留学生签证与工作签证、永居签证、入籍的关系。

　　他的一些具体提议是，为了加强留学生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减轻经济负担，应该允许留学生在留学期间有工作的权利，每周工作15小时或者20小时，假期可以全职工作。留学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允许留学生毕业后无条件地在一定期限内在当地找工作，无条件签发12个月的留学生工作签证。鼓励留学生毕业后申请永久居留，不论是留学生工作签证期间找到了工作，申请技术移民或者雇主担保移民，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工作而离境，以后申请独立技术移民，都可以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而予以优先考虑。申请入籍时，因其获得过当地学历，而免除入籍考试的要求等。

　　很多发达国家都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制定政策，以吸引优秀的留学生留在国内，这也是中国学生对于留学海外趋之若鹜的原因——留学意味着海外就业和海外定居的可能性。

　　有消息称，正在征求意见中的《公民和外国人出境入境管理法》已经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如果一次性获得通过，最快有可能在明年年初颁布，当然，如果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因意见较多出现反复，也可能还需要等上3至5年。目前的消息显示，这部法律将不会以“移民法”的名称出现，但刘国福等学界人士仍然在呼吁，出入境管理法应该向“移民法”过渡。

　　移民政策是个精细活

　　刘国福表示，移民问题是一个需要精细操作的工作，但是目前，不论是对于难民问题，还是已经合法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相关的法规都远远不够精细。即便是取得“中国绿卡”的外国人，他们在中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也没有详细的规定。

　　“我认为对待外国人应该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促进发展、增进融合、维护安全、保护人权。中国的移民法也应该围绕实现这些原则来制定。”刘国福说。缺少便于操作的精细规定，让外国人的融入显得非常困难。

　　与中国的规定相比，很多国家在促进外国人融入当地社会上都表现得非常积极。外国人满足在日本连续居住10年以上等条件后，就可以申请成为日本永住民，永住民除了不具备参政权以外，其他权益和享受的社会保障、福利，与日本籍人没有差别。现在，很多华人的后代虽然并没有入籍，但他们进入当地学校，与当地孩子一起长大，已经完全认同日本的文化、生活习惯和价值观。

　　以出入境为核心的出入境管理法对人员跨国流动的简单和割裂式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外国人出境入境和在中国居留融入的复杂情况。“以移民为核心的移民法对人员跨国流动的全面和系统的规范，才更适于人员国际流动日趋增多和国际移民社会特点日渐明显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