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环境，优惠的政策，新加坡吸引了不少成功人士来此定居。

　　在美国媒体近日推出的“失败国家”指标中，“人才流失”被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单独列出。

　　2010年6月，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而另一方面，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正在集中出走。当巩俐们身后的隐性移民群体越发庞大，我们便忍不住关心这些人的离开，并追问，他们为何离开？

　　尽管眼下看来，所谓人才流失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巨额资金逃离的担忧，还只是“少数派报告”，但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走出国门，成为另一片国土上创造价值的中坚时，传递给我们不能忽视的信号——这也是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应有的警醒。

　　A

　　别了，祖国

　　北京日照当头，多伦多已是深夜。

　　鲁万萌安顿儿子睡下，并为自己在当地汽车公司谋得的新差事做好工作计划后，采访得以进行。

　　鲁万萌笑言，自己的移民史几乎就是一部血泪史。6年前，家境优裕的她为了追随丈夫，从二线城市一家相当不错的国企跳进北京某外企，来到北京后却发现，这里并非理想的安居地，而移民国外几乎是身边所有同事的首选，这显然刺激了鲁万萌。在和丈夫达成一致后，他们先是尝试技术移民，却因丈夫的环节一再出现问题而宣告放弃，后在移民公司的劝说和运作下，耗尽大半积蓄，成为所有投资移民中“最穷的一批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她极有可能“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尽管在说辞上，丈夫将于半年后来到多伦多。

　　“你后悔吗？”

　　“曾经有过，但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回答前鲁万萌略有停顿，一旦开口却无丝毫迟疑。

　　此刻的多伦多比北京凉爽，鲁万萌说她坐在自己的新家里，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或者还有隐隐的失落。“在这里，我们是彻彻底底的普通人，不再有曾经国内的光鲜”。

　　“钱可以再挣，内心的宁静和幸福感却是无价的。”令鲁万萌一家苦苦挣扎6年的，正是这种对于所谓内心安全感的追逐。

　　中国精英蜂拥美加澳

　　也许，鲁万萌只是这一波移民大潮中最为平常的一个。

　　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最新统计数据便能够说明问题：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同时，近10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0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还将大幅增长，而中国申请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将可能提高至70%左右。

　　而对于另一热门国度加拿大而言，尽管2009年曾有媒体称中国移民加拿大出现低潮，但该国移民局提供的关于投资移民的数据，给出了另外一个结论：去年，加拿大吸收全球投资移民目标数为2055名，中国占了1000人，而仅魁北克移民局审理的投资移民，中国申请人就占了七成。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外海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

　　“上世纪80年代的移民带有很大盲目性，90年代移民有一定理性，这次就有综合的理性了。”在胡伟略看来，“综合的理性”才是此次关于移民潮话题备受关注的焦点所在。

　　不留下一片云彩

　　如何解释“综合的理性”？

　　鲁万萌仍是最好的案例——出国前，她家庭幸福，事业有成，正迈入中国社会中坚阶层，对她而言，出国并非冲动，而是为之苦苦奋战6年的人生目标，出国也并非为名利或者赚钱，而是为了生活的质量、更好的教育和更良性的社会。

　　很显然，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社会新兴精英阶层的逻辑。

　　有趣的是，在中国，精英是一个暧昧的词，当它与人才关联，意味着责任，当它与财富站在一起，代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来的既得利益者，当它与权贵结合，旋即变成了公众埋怨社会不公的贬义词，而当精英与移民组成一个复合词，预示的却是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不容小觑的大问题。

　　去年出版的《人才战争》一书认为，中国“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虽然官方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但根据行业内的一些统计显示，单是中国富商聚集地浙江，每年至少有1500人成功办理移民，并以每年10%到20%的速度增长。在这些人中，大多数人的职业一栏填的是商人。在这个保守的数字背后，还有大量的人跃跃欲试。他们曾是这个大时代里的创业者，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了换一个身份生活。很多人拒绝承认和享受相关，在他们可信服的理由中，生意和子女是被提到最多的。

　　但更具争议的还不在此。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入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也许，甚至焦点不在于“精英”或其“综合的理性”，而是他们的离去带走的是一个国家在其成长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技术、能量、财富，乃至变革中再出发的信心。

　　“人财两失”结论为时过早？

　　新世纪10年，中国经济高歌猛进，成就了迅速壮大的富人阶层，但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弊病，也令更多的人无力承受房价之压和矛盾夹缝中的窒息。此时的他国，似乎成为逃离的最好方向。越来越多的人，以奋斗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将目光在世界的版图上逡巡——这俨然已不再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严谨姿态和逻辑，却也是一个无比理性的选择过程。

　　路透中文网专栏作家李小彩总结新一轮精英移民特点有三：移民主体不再是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而是富人；他们带走了在中国国内赚取的大笔财富；转换国籍后，子女留在国外，富人回头继续把中国作为挣钱发财的主战场。

　　但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者曾省存的观点，所谓“人财两失”的结论为时过早。在全球化的今天，移民潮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在中国大陆之前，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韩国甚至是一些发达国家，也曾出现过精英外流的移民潮，但是，后来通过“人才流转”反而又大为获益。这一说法，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阎靖靖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阎靖靖的关注范围来看，与台湾地区曾经经历的移民潮相比，中国大陆几乎是在重演其轨迹。从两蒋时代开始，留学海外就是不少台湾普通家庭对其子女的最高期待。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留学的高潮时期，只有20%的留学生学成返台。也有数据显示，过去10年，台湾为澳大利亚贡献移民达9万，其中知识型人才呈上升趋势。

　　但是，至少目前看来，台湾地区、新加坡和印度，未曾因移民潮而遭受不可挽回的创伤——除了人才流动本身所具有的循环性外，更重要的在于均采取了正确的吸收人才和引导回流措施。

　　“如今，大陆在这一方面也作了很多努力。”阎靖靖所指的，正是上月刚刚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长达19000字的《纲要》，表达的似乎是中国于未来10年在人才培养和吸收上的决心。

　　(文中鲁万萌为化名)

　　B

　　我为什么想移民

　　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吴佳川(化名)，42岁，北方某中等城市房地产开发商，身家千万，在外人看来无限风光的背后，也有满腹“委屈”，而这种“委屈”促使他作出的最大决定就是：我要移民。

　　“做企业太累了。”汇源董事长朱新礼有一次在央视《对话》节目中的感慨，让我非常有感触，在中国做企业实在是太累了，身心俱疲啊。

　　众多“婆婆”令我没有安全感

　　我是搞房地产的，很多人都认为，政府部门是和开发商穿一条裤子的。实际上，事实并非如此，每每为了一个项目需要和政府各部门协调时，其中的辛苦和委屈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中国，企业家是不能安心只做事业的，可以管到你的“婆婆”实在太多了，尤其是有钱的企业，几乎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拿点利益。

　　我被政府机关“骚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几年前，我在本地所辖的县开发了一个项目，由于房子没有卖完，现金流不充裕，就和当地的税务部门签订了“以房抵税”协议。后来，该税务部门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搞了所谓的“公开拍卖”，以我们协议约定价格的一半，将房子卖给了内部职工。房子卖掉了，但是税款出现缺口，怎么办？于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接到了公司“偷税漏税”的通知，而且还伴有高额的滞纳金。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半，最后虽然解决了，但公司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

　　从法律角度讲，我是可以起诉这个税务部门的，但是民告官，成本太高，我耗不起，只能认了、忍了，打落牙咽到肚子里。

　　从那以后，我真是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可以制约企业的政府部门太多了，最要命的是，当办事的公务员错了，宁愿用另一个错误掩盖这个错误，也不会承认错误，吃亏的只能是企业。

　　去年，我的公司拿到了本地最大的地产项目，由于这个项目是和政府合作，所以他们特别成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来帮助协调和政府各部门的关系，即便如此，审批过程还是困难重重。哪个部门都能过来检查一下，如果真的仅仅是检查也没什么，可是显然没有这么简单，很多机关都是站在部门角度看问题，我稍微招待不好，就会影响企业运转。

　　现在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其中需要分出相当大的精力来对付来自监管部门的“骚扰”，整天无意义的吃喝玩乐拿，让我身心疲惫。

　　中国监管企业的部门太多了，我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部门会以什么理由把我凭本事干的一番事业给毁了。

　　听朋友说，在国外做公司要轻松得多，不需要和政府搞关系，税也少，全凭能力，我太向往这样的环境了。

　　教育体制让我心灰意冷

　　另外一个让我想移民的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人性化的考虑，我女儿就深受其害。

　　她小的时候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天在幼儿园门口，都紧紧抓住我的方向盘，一边大哭一边喊：“爸爸，你快抓住我呀！”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让我直到十几年后还记忆犹新。

　　不愿去是因为害怕，在幼儿园里，她每天就坐在角落里，不说不笑不玩，整整持续了一个月，幼儿园老师也不管她，我都担心女儿会从此抑郁了。

　　好在一个月后，幼儿园来了一位新老师，每天抱着她和小朋友玩，慢慢地她才融入那个集体。

　　后来女儿上了小学和中学，我对教育体制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学校和老师根本不教他们如何做人，只是一味地学习。我女儿性格憨厚，不够聪明，我们做父母的只希望她快乐一些，但学校和老师会逼着她学，令她压力很大。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是，现在很多老师都在课外办学习班，提前讲后面的课。很多学生在上课时，实际上已经在课外班先学了一遍，课堂上，老师会讲得飞快，那些没上课外班的孩子根本听不懂。小学时，我没送女儿上任何课外班，这在家长中是很少见的。但是到了中学就不行了，不送课外班的话，她和别人的差距太大。每天孩子奔波于各个课外班之间，家长跟着接送，也无比忙碌。

　　我从很多渠道了解到，国外的教育要人性化得多。不过既然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扎实的，我就打算等她高中毕业再移民，到国外读大学。起码她在国外读大学时，中国的基础教育可以让她不必为了学习太痛苦，有那么大的压力，可以分出时间做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我身边很多和我一样做企业的朋友也都很想移民。我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些危机感了。

　　也不断有人问我，“你在国内的事业已经做了这么大，能说走就走吗？”我的确没有想好我移民以后，国内的事业该怎么处理，但是，我要移民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李连杰、巩俐……新加坡成中国明星移民海外新目标。

　　C

　　争夺精英：

　　新加坡魅力何在？

　　在吸引优秀人才来狮城定居的同时，新加坡政府也着力于加强国民认同和国家凝聚力。

　　2008年11月，巩俐在新加坡宏茂桥一个民众俱乐部宣誓成为新加坡公民。之后，李连杰在新加坡购置豪宅的新闻见诸报端。由于当地法律规定，只有本国公民才可购买带永久地契的独立式住宅，所以媒体推测李连杰已成为新加坡公民。而今年年初在新加坡生下女儿的赵薇，也被爆出已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对于影视明星纷纷移民海外，并选择加入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很多人至今仍感到纳闷。尤其对于巩俐、李连杰这样的国际巨星，想去哪儿不是易如反掌？他们为何看上新加坡？

　　成功人士的家园

　　前不久在上海举办的一个首映礼上，李连杰向媒体透露他入籍新加坡的原因：“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后来在国内也住了几年，之前还去过澳大利亚和瑞士，但最后落户新加坡，只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学习的地方，一个他们能接受中英文文化教育的地方，一个我可以去做事又不用担心他们的地方。”

　　比李连杰更早移民狮城的量子基金前合伙人、美国传奇投资大师罗杰斯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其实，若单纯为了学习双语，新加坡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若单就繁荣和舒适而言，新加坡也未必会超过上海、北京或香港。这里市场相对狭小、商业环境成熟，并不是一个寻求“暴发”的好地方。但一位来自上海的新移民告诉我，新加坡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是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所不能比的。“如果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么新加坡就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家园。赚钱可以去‘乐园’，但家庭和子女始终是需要安顿在‘家园’里的”。

　　政府着力控制贫富差距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控制贫富差距，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救助，同时不遗余力地打造了独特的“劳、资、政”三方的和谐关系。新加坡职工总会秘书长，长期以来都由内阁的资深部长担任，任何关于员工薪金与福利，包括对公积金政策的调整，政府都会主动寻求职总和全国雇主联合会的意见。

　　新加坡社会安定的另一基石，是其对“居者有其屋”的完美实现。无法想象，人口密集、国土狭小的新加坡，竟是世界上国民拥有房产比例最高的国家。而“居者有其屋”政策成功的关键，是政府设立“建屋局”统一为国民规划、设计、建造“组屋”，满足了绝大多数国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住政府组屋的人口占新加坡国民近85%。房价被控制在合理水平，连最低收入阶层都能拥有住房。新加坡文史学者韩山元说：有人以为新加坡社会稳定、治安良好是靠严刑峻法，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居者有其屋”。

　　社会公平“不玩虚的”

　　新加坡是一个强调公平的社会。比如巩俐宣誓入籍，她在民众俱乐部与100多位新公民一起出席宣誓仪式，从国会议员手上接过公民身份证，其间没有受到丝毫的特殊待遇。

　　有人说，新加坡人喜欢“投诉”，这种类似于国内“上访”的行为，在新加坡很常见。这里的部长都必须是民选的国会议员，而所有议员每周须定期接见选民。所以在新加坡，想把什么问题直接投诉到部长那里，并非什么难事，而投诉渠道的畅通无疑导致了可投诉事件的减少，求见议员的案例中，反而以寻求帮助者居多了。

　　新加坡并非没有超级富豪。但新加坡的制度保证所有人的收入都必须是可以摊在阳光下的，这里不允许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所以很多人对官员的高薪不表异议，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所有收入都放在台面上，是受到监督和认可的，那么高薪本身并不会造成不公平。

　　而新加坡的成功商人，也大都秉持了移民先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这里的富商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林清如就曾谈道：社会记住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因为你做了多少事！ （本版均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