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苍南官员干部组团出游

出车祸 7人死亡

中新网宁德7月26日电 (詹托荣 吕巧琴 李松)经中新网记者赶赴福建宁德采访得知，25日17时20分许，在沈海高速福建屏南往浙江苍南方向福安境内，一浙江旅游客车和一后挂车相撞，旅游客车上都为浙江苍南县党校毕业学员或家属，学员均为当地政府官员或企业中层管理干部，此事故已造成7人死亡，另有34人送往医院救治或观察。

　　26日13时30分许，记者赶赴福建宁德福安市的闽东医院采访时，以浙江苍南县代县长董庆华为组长的“7.25”重大交通事故处置工作组，正在医院慰问伤者。

　　事发当时，浙江旅游客车随车导游金小姐坐在导游位上，导游受轻伤。导游介绍说：“客车上都是苍南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党校的学员，这次是苍南县文联一个姓刘的局长组织带队。”

　　对于导游提及事发车上都为苍南领导干部，浙江媒体也予以证实。据温州网报道，事发客车上乘坐的是苍南党校04-06行政管理大专班的人员，共38人。带队的是原该班班长、该县文联主席刘德吾，其也在车祸中罹难。

湖北厅官妻子遭“误打”

警察自抽耳光道歉

湖北省委大院南门，就在武汉市车水马龙的洪山路边。由此往西，是每年湖北“两会”主会场洪山礼堂，往东是湖北省政协办公楼。两侧有哨兵执勤，周边有探头监控。所谓官府重地，莫过于此。

这里正是58岁的陈玉莲遭遇围殴的地方。故事听起来就像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挨打的，是副厅级官员、湖北省委政法委维稳办副主任黄仕明之妻;动手的，是当地派出所的六名便衣警察。

监控探头记录下了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暴行，持续时间长达16分23秒。这段录像后来被严密封存起来，至今没有公之于众。

“她被人掀翻在地，之后又被反剪双手提起，几个人对她拳打脚踢。”一位看过视频的陈玉莲家属告诉本刊记者。

陈玉莲至今躺在病床上，身上淤青隐约可辨，脑震荡和植物神经紊乱使她不时干呕，血压也忽高忽低——究竟是什么刺激了六名男子对一位老妪拳脚相加?

6月23日事发当天，警方派来慰问的代表解释说是“误伤”。言下之意，便衣警察将陈玉莲当成了“苦大仇深”的访民;7月22日警方的正式通报，又将起因归结于受害人“擅越警戒线”，似乎无论贵贱，规矩面前人人平等。

这两种说法不仅不能得到受害人认可，也无法平复公众的愤怒。厅级维稳官员之妻陈玉莲被打事件，正成为无数上访民众遭遇的象征。

另类“上访者”

陈玉莲算不算访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自从女儿黄芃芃去世后，这家人就一直在相关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悲剧发生在2004年6月，这个先后被诊断为红斑狼疮和慢性肾功能衰竭的25岁姑娘，在湖北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时不幸身亡。

同济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2005年9月7日出具的报告说：医院在对病人抢救和治疗过程中存在较明显失误，有的甚至严重违反医疗常规，这些医疗行为和病人心功能衰竭死亡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该鉴定报告本身，是黄芃芃家属利用2006年6月全国公安局长大接访之机促成的效果之一。当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正式立案。此后医患双方长期拉锯，患方认为，案件性质由故意犯罪降格为过失犯罪属定性失当;医方则认为，若以医疗事故罪定案侦查，就应履行医疗事故鉴定手续。

在家属努力下，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大学中药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陈勇，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意见和建议，实际上是对此案进行个案监督。最新的进展是：经公安部督办，湖北省公安厅于今年1月指定异地管辖，由孝感市公安局侦办此案。

这已经是湖北警方第二次立案，前景仍不明朗。多年来，黄芃芃之死如阴云般笼罩着这个家庭。据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介绍：除了多出来一盒骨灰，黄芃芃的房间原封不动保存至今;而作为父亲，黄仕明连女儿生前遗落的头发都不让清扫。

陈玉莲被打之后，黄仕明的心态外人不得而知。因为内部纪律要求，他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这位年近退休的副厅级官员，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此后由学校调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官至省检研究室主任后，又调入省政法委工作。在种种信访法规、诸多维稳思维和不言而喻的潜规则编织的体系中，黄仕明处境尴尬。他既是信访制度的维护者——这份工作曾经为他带来荣耀，又是信访的参与者——多年来为女儿的死而申诉奔忙。

然而，6月23日，陈玉莲并没有预感到危险临近。当天上午9时许，她走向湖北省委南门。大院里面，在他的丈夫工作的办公楼里，一位省政法委副书记答应和她见面，倾听她对黄芃芃案的意见。当天，黄仕明正在河南出差。

这也是陈玉莲和其他访民最明显的区别——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可以直接约见高级干部。她告诉执勤武警哨兵：自己住在“桃山邨”——这个小区就在省委南门对面，中间隔着洪山路，是湖北省委宿舍大院。士兵回复说：先打电话联系。

旁观的“正宗访民”

陈玉莲和哨兵交涉的时候，双双年逾70岁的周树荣、付万生夫妇就坐在南门外西侧的人行道坎子上等消息。他们的要求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想见湖北省纪委书记。

一小时前，负责省委警卫工作的一位干部接过他们的材料，并表示将代为通报。但仅此而已，且无法承诺有效。其实他们相互之间也是熟面孔了。

周树荣是华中农业大学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尽管身为医护人员，但周对老伴每况愈下的身体也无能为力。和陈玉莲一家的遭遇一样，击倒付万生的也和湖北省人民医院实施的治疗有关。

2004年，付万生吃饭和说话都会引发面部疼痛。医生决定实施的手术有个复杂的名字—三叉神经微血管减压术。“其实就是拨一下三叉神经，让神经和血管分开一些。”付万生解释说。

当年3月23日，手术失败，病人术后出现小脑出血、梗阻性脑积水等症状。抢救性手术在次日实施，可是后果更加糟糕：病人右侧小脑被切除，这也宣告她的余生将与轮椅为伴。

湖北省医学会2005年12月22日出具的鉴定报告说：治疗和手术方案没有问题，付万生致残不属于医疗事故。幸好周树荣是医生，他发现病历被人多次修改，又找到了该鉴定中鉴定专家产生程序上的破绽。2006年12月5日，原来的鉴定结果宣告作废。

周树荣、付万生夫妇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中间上访经历多少屈辱，不足为外人道。可是旧的鉴定结果作废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启动新的医疗事故鉴定程序却停滞不前。“根源很简单，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是周树荣的理解。

周树荣夫妇俩再次踏上上访之路。2008年，他们去了北京，但回到武汉就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用周树荣的话说，他前脚出门，后脚就有人跟着，连买菜都不放过，“这就是内控”。

2009年，老两口又去了一次北京。进京上访那几天，“警车在家门口堵了三天三夜”，他们的儿子周付强说。

2010年7月21日，周树荣和付万生在他们位于华中农业大学的宿舍中，向本刊记者讲述这些上访故事。这是一套三居房，因为女主人残疾而欠缺收拾。诡异的是，房子里所有窗户都用窗帘和被单遮挡，周树荣指着窗外的小树丛说，“那里，说不定有人正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这两年，老两口把上访重点转向举报他们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这也是6月23日他们想找省纪委领导的原因。但与陈玉莲能够比较容易地进入省委大院不同，“门难进”“话难听”“脸难看”主要是冲着周树荣、付万生这样的访民的。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等待上，也正因此目睹了湖北省委南门前“惊人的一幕”。
16分钟之谜

6月23日9时10分许，陈玉莲坐在哨兵门岗前的台阶上拨手机。这天太阳很毒，陈玉莲埋着头，不大注意周边的情况，直到被人一拳砸在头上。为首的打人者给陈玉莲留下深刻印象：光头，红色短裤，一条手指粗的银项链。一副黑帮老大的打扮。

她本能的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省委家属。但对方并不停手，她的帽子、手机、提包、雨伞旋即散落一地。其中手机撞击地面，电池抛在外面。目睹这一暴行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听到一个“青皮头”嚷嚷：“就是省长老婆也要打”，而且连说两次。

后来调查证实，为首者是水果湖街派出所普通科员肖邦明，现年45岁，三级警督，警号032466。他之后被处以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

旁观了这一幕的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因长年上访，也算见过世面。有一次，在湖北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他们看到一个外地访民，像“揉面一样”被当地赶来的截访者推来推去，最终塞进一辆车里带走。不过，像今天这么恶劣的行为，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玉莲醒来时，睁眼就看到一双大脚。她发现自己被关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一个警察坐在她对面，双脚跷在桌上。“我说想要上医院，他说我是神经病。”7月20日晚，躺在病床上的陈玉莲艰难回忆说。

这位看守警察叫彭安利，是水果湖派出所的副主任科员，57岁。目前并未受处分。

从省委南门到信访接待中心，陈玉莲的记忆一片空白。周树荣和付万生夫妇补充的说法是：陈玉莲被打倒在地后，一辆车牌号为鄂AW0244的黑色富康轿车驶来将其拉走。该车属于湖北省信访局。车上下来的是省信访局一位干部，他曾接访过两位老人。

在信访接待中心公安室，陈玉莲趁看守警察换班之机，抢过室内固定电话向丈夫黄仕明求救，消息才在湖北省委传播开来。约11时52分，省委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带队将陈玉莲接走。

一个月后，此事经媒体曝光。7月20日晚，武汉警方首次面向公众解释该事件。通稿称：陈玉莲在省委南门越过警戒线时，被执勤武警战士拦住询问，并要求出示证件。此时，正在执勤的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民警要求陈退至警戒线外，民警在拉扯中行为粗暴，致陈玉莲受伤。

这一版本和家属掌握的情况存在多处出入。陈玉莲的妹妹陈翠莲告诉本刊记者，事发地附近，至少有四个摄像头记录下当时情况。视频图像清晰，施暴从上午9时10分开始，至9时26分23秒结束，殴打过程超过16分钟。视频如果公之于众，两个版本的说法孰是孰非，自然清楚。

不过，警方拒绝家属复制视频资料。7月20日发布的通稿亦没有提及该视频。陈玉莲家属对此表示不满。

信访专班

据陈玉莲家属反复询问得到的名单，参与暴力事件的便衣警察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45岁的肖邦民、48岁的郑志强、47岁的潘显光、48岁的刘清新、44岁的蒲全鸿，以及43岁的余金领。

其中职务较高者如余金领，是助理调研员、一级警督，警号：031766;刘清新为主任科员、一级警督，警号032225;职务最低者如肖邦明，为普通科员、三级警督。他们全部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街派出所。

公开资料显示：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面积共3.2平方公里，共有在编警察98人。该所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先进公安基层所队、武汉市公安局先进集体、武汉市公安局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昌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连续六年保持公安部一级派出所称号。

警方人士内部介绍说，水果湖街派出所原分一所和二所，后来分别独立为现在的水果湖街派出所和水果湖街东亭派出所。由于湖北省委、省政府位于水果湖街派出所辖区内，该所警员编制几乎为其他普通派出所的两倍，此外还有140人的保安队员。派出所在重点单位设立了信访专班，家属所述民警即为专班成员。

本刊记者调查得知，武汉警方设立专班大致有两种。其一为信访专班，负责维护治安秩序;其二为案件专班，负责案件侦破。

设立信访专班又分两种情况：其一为辖区内有老访民，尤其是有进京上访的现象，专班工作中，截访任务首当其冲;其二为辖区内有其他政府机关设立的接访职能机构。水果湖街派出所信访专班就属于这种情况。

警方人士告诉本刊记者：对于信访专班工作，不同单位大同小异，杜绝进京上访是一个硬指标，“不仅仅在武汉，这也是全国通行的标准”。不过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因人而异，这取决于警察队伍的经验、意识和技巧。但无论如何，动手打人是被明令禁止的。

就在陈玉莲被打事件发生前，5月19日，类似一幕也在湖北省政府门口上演。当日9时许，来自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的雷元周一家三口来到省政府门口，欲向省领导反映地方计划生育乱收费情况。

雷元周告诉本刊记者，他于2006年与当地计生工作人员达成协议，先行缴纳1.2万元社会抚养费之后，可生育第二胎。这一行为显然不受法律保护，对方后来突然要求雷元周夫妇无条件引产，同时加处罚款，并开除雷元周教师公职。

雷元周在省政府门口遭遇殴打，动手者亦为一光头男子。雷的同事在一旁拍摄了照片，膝盖附近的伤口清晰可见。雷元周后来注意到媒体对于陈玉莲事件的报道，他连连感叹自己幸运，因为对方没有“以多打少”。

“误伤”真假

7月22日中午，在被打一个月后，陈玉莲首次见到打人警察肖邦明和蒲全鸿。武昌区公安分局局长朱正新带领两名下属来到医院病房当面道歉。

此前7月20日，武汉警方公布了处理结果，警方依据《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有关规定，给予肖邦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并调离公安机关，给予蒲全鸿、郑志强记过处分。

据陈玉莲妹妹陈翠莲介绍：陈玉莲嚎啕大哭，并质问对方为何动手、受谁指使、所谓“陈玉莲张嘴咬警察”的说法从何而来?“对方不说话，只是自抽耳光。”陈翠莲说。

关于咬人一说，周树荣、付万生夫妇也听到过。7月20日，来自武昌区公安分局纪委的两名警察登门拜访，并试图求证这一说法。夫妇俩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看到。“动手的那么高，陈玉莲那么矮，她怎么咬?”“就算真的咬了，那也要看挨打在先还是咬人在先。”付万生后来对本刊记者说。

两位警察做了笔录，付万生按了指模。不过她特别注意到，两位警察在谈到打人者的“光头”特征时，解释说是心脏病所致。付万生因此更加疑问：“青皮头和因病脱发是一样的吗?”“有心脏病，这么严重，怎么还可以打人嘞?”

事实上，7月20日已经是两位老人和警方的第二次接触。第一次是在6月23日事发当天。他们出于同情赶去医院看望陈玉莲，当时警方慰问代表也在病房当中。

在场多位人员证实，警方代表表示道歉，并称此事纯属误会。此即为经由媒体广为报道的“误伤”一说来源。周树荣听了不高兴，他插嘴说：“不管是谁去上访，只要是人民，都不可以打。”

这个老访民对国家政策了然于胸。公安部多次强调，公安机关执行维稳任务，要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2008年6月和2009年6月先后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可谓处置不当引发的典型案例。

但多位警方人士亦表示：由于长期形成的传统，地方行政长官动辄将公安队伍推向一线，而由于目前的财政和人事制度，公安机关亦只能唯命是从。如此，诸如信访专班这样的临时性组织便成为高风险岗位，“那些最没有背景的警察才会被指派去做这些工作，”武汉警方一位内部人士感叹说。

回忆6月23日晚在陈玉莲病房所见所闻，周树荣嘀咕起来。“那时省委南门就我们两口子和陈玉莲，如果警察真的打错了，那应该挨打的又是谁?”想起这些，这个74岁的老头有些后怕。（据腾讯网）

广西灌阳村民抵制建垃圾场

警方发催泪瓦斯抓人

[导读]“爷爷也被抓走了，公安局还贴出通告要妈妈去自首”，接下来的话，似乎与她13岁这个年龄有些不大相符，但王玥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也反对在这里搞垃圾场，我不怕他们把我抓起来……”

福星村村民每天都以这种方式与垃圾场建设进行“抗争”

福星村捡回的6.11冲突中警察向村民发射的催泪瓦

每天，王玥和9岁的弟弟都这样等待着爷爷和爸爸早日回家

空荡荡的福星村村委会已经两个月无人在此办公

2010年7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桂林市灌阳县灌阳镇福星村板栗山屯年仅13岁的女孩王 （未成年人，化名）还在睡觉时，被4位陌生的叔叔叫醒，将一张纸放在床头后告诉她，“把这张纸交给妈妈”。

“我想爸爸……我和弟弟快一个月没看到爸爸了！”小王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从6月15日，爸爸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们打不通他的电话。”

王是灌阳镇福星小学六年级学生，下学期开学将要到县城上初中。她看得懂那张“纸”上的内容。正是从那一天，他才知道爸爸“失踪”的真正原因。

王所说的那张纸，其实是灌阳县公安局《逮捕通知书》。其正文写着——刘正姣：王发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经灌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0年7月11日由本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桂林市第三看守所。

这张办案人员签名为“周学东、熊富生”的《逮捕通知书》落款为“灌阳县公安局”，时间是2010年7月11日。而其“如未在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或单位，请注明原因”一栏内显示空白。

“公安局的做法是违法的！”谈起丈夫被抓，刘正姣显得非常激动，并质疑“王发生其实在6月15日就已经被抓了，按照法律，公安机关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为什么把人抓走一个月才给家属《逮捕通知书》？而且是一个月后签发的！甚至把《逮捕通知书》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爷爷也被抓走了，公安局还贴出通告要妈妈去自首”，接下来的话，似乎与她13岁这个年龄有些不大相符，但小王 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也反对在这里搞垃圾场，我不怕他们把我抓起来，我认为爸爸和爷爷是对的……”

“自从今年6月9日茶子山屯何年发突然‘失踪’以来，福星村已经有14位村民陆续‘失踪’。直到今天，才知道有6人被公安机关抓了，但其他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村民说。

与王 一样，7月11日上午，“失踪”多日的“莫剑、王绍生、何年发、王双发、王启文”等5人的家属，也收到县公安局当天签发、当天送达的《逮捕通知书》。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6份《逮捕通知书》中，莫剑、王双发和王启文3人的3份《逮捕通知书》“办案人”一栏显示为空白，即没有办案人员签字。更让记者和家属看不懂的是：王启文和王双发两人的《逮捕通知书》是同一个文号——灌公刑捕通字 2010 71号。

据家属陈述：“失踪”14人中，公安机关只给莫剑和王发生家属当天送达了无办案人签字的“拘留通知书”。

刘正姣告诉记者，67岁的公公王绍生常年在外地做粮油生意，得知儿子因反对建垃圾场被抓后与公安人员论理，也在王发生被抓10天后的6月25日神秘“失踪”。直到今天她收到《逮捕通知书》，才知道公公因“妨害公务罪”被捕。

7月10日，灌阳公、检、法司法机关下发《关于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为给犯罪分子悔过自新、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自《通告》发出之日起，限熊光发、李世书、莫加明、莫小明、刘正姣、陈叁壹等违法犯罪嫌疑人三日内到公安机关自首”。

干部：阻碍施工变成暴力抗法

2009年7月，原本在灌阳镇合龙村建设的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下称垃圾场）突然要迁址该镇福星村，因“既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而且距离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的 江很近，福星村及邻村村民担心垃圾场污染环境，强烈反对并阻止工程项目建设。

自当年8月始至今，村民先后多次到灌阳、桂林、广西自治区及北京等相关部门上访。

12月，灌阳县政府第一次组织施工队欲进入福星村施工，遭村民阻拦。

2010年5月5日，施工队第二次遭福星村以老人为大多数的数百村民阻拦。

5月31日17时30分左右，施工队组织100多名施工人员和大型施工设备，第三次欲进村强行施工遭阻。

6月1日，600多名警察和武警进村保障施工。福星村近百名老人、妇女集体下跪，施工队再次未能进入施工地点。

6月11日13时左右，福星村桃林湾屯村民莫剑被抓。18时许，灌阳县市容局局长和五名警察进村向其妻熊秀莲送达“拘留通知书”。

村民对警察“抓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双方僵持近4个小时。

22时许，200多名警察赶到现场，用盾牌将村民隔开，试图进行“营救”。

23时20分，警察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村民“逃离”现场。32分，警察及政府相关人员撤离福星村。

灌阳县委常委、副县长范科君称：“当时，老百姓不让他们吃饭、喝水，甚至不让撒尿，连抬头低头都不让。县上派出几百名公安才救出来。老百姓还用砖头、板凳攻打公安人员，有几个受伤的。”

范强调：“村民每次阻止施工县上都损失一二十万元。现在由简单的阻碍施工变成了暴力抗法。这其中的组织者不完全是老百姓，是附近一些混混……”

仍有“失踪者”下落不明

在讲述了6名“失踪”村民被捕的真相后，村民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供了另外6名村民“失踪”的大致时间和名单，他们是：

周祖发，周家屯村民，自6月9日下午“失踪”；

王绍勇，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失踪”；

何小军，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去“失踪”；

熊光亮，65岁，茶子山屯五保户，自6月16日“失踪”；

卿垂忠，女，茶子山屯村民，33岁，婆婆范菊英称自6月22日去县医院门诊部给丈夫看病后“失踪”。她也是福星村众多“失踪”者中惟一的一位女性。

李昊生，47岁，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25日“失踪”，以上“失踪”村民截至记者采访当天没有任何音讯。

李云华、熊宗元，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失踪”整整30天，直到7月13日晚9时许被桂林市政府劳教委执行所外教养予以释放。之前，家属未收到相关单位书面通知。

至此，对于这些“失踪”多日的村民，村民们推测可能“都被公安机关抓走了”，而被抓的原因是“反对在大竹凹搞垃圾场”。

福星村村民用这种方式与垃圾场建设“较量”已经两个多月……

大竹凹全景

从大竹凹流出的河水注入灌阳母亲河——澥江

上千领导干部进村“做工作”

7月11日凌晨5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灌阳县城步行到2公里外的福星村村口茶子山屯。

100米外，记者看到村口悬挂着“保护环境，正当维权”、“擅自改点”等字样的条幅。

道路西侧的空地上，村民用蓝色塑料布搭起了一排10多米长的临时帐篷。帐篷下用汽油桶改装的简易炉子上支起两口直径约1米的大锅，旁边还摆放着锅碗瓢盆以及大米蔬菜等生活用品。帐篷下还有几张能坐4、5人的长椅，木板搭建的简易床边，几位老人正在收拾被褥。

村民告诉记者，老人们“已经在这里睡了两个月了”，目的就是“制止在大竹凹非法建垃圾场”，因为“没有举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都是违法的，老人们是在维权”。

10时许，记者电话联系福星村村支书杨林发，杨表示“一小时之内到达村委会”。但半小时后，灌阳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人轲一行不请自来。蒋称：杨林发不敢来村委会，但可以在县城接受记者采访。

在被“接回”县城的路上，记者注意到，从福星村周家湾屯到县城约3公里长的路上，密密麻麻停放着100多辆小轿车。

“这些都是前来做群众工作的县乡干部，今天有968名干部包户包家进行劝解。”蒋指着车子周围的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对于县乡干部近千人驻村做工作的方式，村民这样表示：从7月9日开始，县乡干部三四人一组，每天早晨7点左右赶到村民家，只要有人反对建垃圾场，立刻围过来不停地讲述垃圾场没有污染没有危害的道理。

采访中，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乡干部告诉记者：7月6日下午，灌阳文化大厦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县领导要求“全县领导干部，尤其灌阳镇福星村、仁江村等村籍在县内工作的在职干部职工做好家属亲戚的思想工作”，“谁做不好就不要来上班”。

县委书记邹长新在会上强调，“垃圾场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开始时少部分群众不理解，提出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随后在少数不法分子的操纵下，聚集群众，非法阻拦，阻断交通，演变到非法妨碍公务，暴力抗法，打伤公安人员，非法拘禁公安人员，严重威胁基层村干部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将要和正在影响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鉴于该事件的影响，县委政府把依法处理这个项目的工作作为近期全县的头等大事，举全县之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建设。”

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向灌阳县委宣传部蒋人轲副部长提出采访县政法委书记及县政府相关领导和公安局长，但都被其以“县委政府领导都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为由拒绝。

村民：我们就是想保护水源

“垃圾场原来选址在合龙村，都投资了180多万元，后来合龙村村民反对搞不下去，才被我们的村支书主动引到福星村的。”板栗山屯王进（化名）向记者讲述村民反对垃圾场的原因。

村民们称：合龙村民对建垃圾场非常反对，后来连村里80、90岁的老婆婆将尿壶和大粪罐子放在路上阻止施工。

村民说，就在合龙村民极力反对在合龙建垃圾场之时，福星村民向县委政府递交材料揭露村支书杨林发“廉价买卖以及私自砍伐村集体林木”一事，就在这关键时候，村支书“向镇上和县上主动要求在福星村建垃圾场”。

“杨林发此举不但救了自己，同时也挽回了县政府的面子，却害了我们福星村全体村民，”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莫姓中年男子如是说，“垃圾场改址有猫腻”。

“因为垃圾场选址在灌江上游 江附近，担心遭受污染的灌阳自来水厂也从原来距离县城很近的灌江边，搬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地方，水源也不是灌江水。”这是福星村村民反复提及的一个疑问，但“县上至今没有做出解释”。

“我认为村支书用了手段，”板栗山屯68岁的王明永老人说，垃圾场对福星村来说是件大事，村民有知情权，但村上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完全不符合《村民组织法》。

“我们就是想保护这个村子，保护水源。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每天有40多个老人堵在村口，晚上也睡在村口。”75岁高龄的茶子山屯熊关菊老人如是说。

茶子山屯的王云翠给记者讲述：儿子本来准备今年结婚，女方听说福星村要建垃圾场，不愿意嫁过来，结果两人分手了。

73岁的周井玉老太讲，《通告》上违法犯罪的名单有儿媳妇江小莲，儿媳妇娘家有亲戚在县上工作。11日早上6时，娘家来了四个人将其强行抬上车拉走。

老人还说：由于儿媳妇抵制建垃圾场，残疾儿子李新军的低保也被取消。

福星村在灌阳一中就读的一位女生说：班上同学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大家都认为垃圾场应该建在远离村庄、远离水源的地方。

[导读]“爷爷也被抓走了，公安局还贴出通告要妈妈去自首”，接下来的话，似乎与她13岁这个年龄有些不大相符，但王玥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也反对在这里搞垃圾场，我不怕他们把我抓起来……”

大竹凹山顶的垃圾场界碑

被垃圾场征用后大竹凹进口荒芜的耕地

大竹凹漫山遍野生长着灌阳的名片——雪梨

选址还是改址

“垃圾场最初有11个备选点，县上筛选后剩下合龙和福星两个点。放弃合龙林场的原因是2008年的冰雪灾害，合龙林场道路结冰严重，车辆无法行驶。为了让全县的生活垃圾冬季能够及时拉运，最终选址福星村大竹凹。”灌阳县委常委、副县长范科君给出这样的解释。

最初的11个备选点都在哪儿呢？主管垃圾场工程建设的灌阳县市容局长王祥西称自己“不清楚”，但他再三强调，“垃圾场最终选择大竹凹不是改址，而是选址”。

然而，桂林市市容管理局2009年3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简报（第四期）》显示， “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灌阳镇合龙林场，距县城约13公里，占地350亩，总库容180万立方米，日处理生活垃圾100吨，处理方式为卫生填埋。项目总投资4972．61万元，累计完成投资180万元。”

桂林市环境保护网2009年4月28日《关于灌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项目审批公示的通告》显示：建设地点为——灌阳县城区东南面12公里合龙村合龙林场内。

当年8月26日，桂林市发改委市发改行审200915号文件《关于桂林市灌阳县大竹凹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又成了“大竹凹垃圾场总库容66．31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60吨，投资4771．34万元”。

“当时备选的垃圾场有3个点，其中合龙村和福星村适合建垃圾场。但从环保角度讲，合龙林场是最理想的。其优点不仅地质结构上防渗漏更好，而且离县城和村庄都更远，地势也更高。”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环境评估单位，广西环境地质研究院主任、该项目环评负责人袁星义工程师坦言。

大竹凹疑有地下暗河

大竹凹三面环山，南北两边为东西向狭长地形的山岭，周家湾屯所在地是大竹凹西边唯一的出口。整个山洼树木成林，山上生长着不少黑李树、桃树、板栗等经济林，穿越一人高的灌木，记者看到沟底被垃圾场征用的大片耕地业已荒芜。

大竹凹山南边紧邻桃林湾屯，西边依次往北为周家湾、杨家湾、板栗山和茶子山屯。周家湾村口是 江，江对岸是华山脚屯和仁江村（行政村）。

在大竹凹半山腰的一片黑李林中，一处地质勘查遗留的直径约6厘米左右的钻探眼，人站在旁边能够清楚听到下面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村民说这就是“地下暗河”。

村民找来一根长竹竿插入勘探眼，拿卷尺测得眼深2米，1．90米见水，这就是说流水声是从地下1．9米的地方，10厘米高的水位发出的。

对此，桂林市水文水资源局站网科吴科长称：可能是地下暗河，也有可能是浅层地下水。

袁星义工程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研究所做环评的依据是地质勘查部门提供的数据，环评单位根据硬指标等数据进行环境分析评价。如果地质勘测单位提供的数据不真实，环评结果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灌阳县生活垃圾处理场的地质等前期工作由灌阳县市容局下属二级企业灌阳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具体操作”。

“整个大竹凹地下水非常丰富，”在大竹凹沟底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几个双手捧着河水解渴的村民说，“福星村村民的生活用水就是这条河的。”

小河顺着山势流入 江。福星和仁江两个行政村的万亩稻田正是 江水浇灌的，因此被村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 江在仁江村进入灌江，是灌江的主要支流。灌江，下游湖南境内即为湘江。

村民指程序违法

“召开村民会议村民肯定不会同意，也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但村支委党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就福星村建垃圾场一事，担任福星村村支书10年之久的杨林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全村89个党员中63人参加，党员会上全部通过同意建垃圾场。”

然而，参加当天会议的莫树贤、熊光成、杨万平3位党员称 “村支委只是提前召开党的生日会”，“会上说有个建垃圾场的新项目，如果这个项目不同意的话，以后县上就不会有新项目给福星村的，但大家都没有表决，再说这事也不是党员代表会议表决的”。

福星村有3600多人，辖周家湾、杨家湾、板栗山、茶子山、华山脚、桃林湾6个自然村。垃圾场占地最多的周家湾屯，也是此次反对垃圾场建设矛盾中声音最小的村子，杨林发即周家湾人。

《村民组织法》规定，村上重大事务必须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这样做在程序上不合法。”杨林发如是说，但他同时认为“在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就可以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可以不召开。如果要召开村民会议，垃圾场就没办法建设了”。(中国经济时报)

网帖曝光院长低智儿子进法院工作

回应称未特批

　低智儿进法院工作

　　只因老爸身为院长？

　　事发广东河源市东源县，院长及县人事局长称只是工勤编制，没有经过特批

　　羊城晚报今天消息 记者洪启旺报道：前日有人在网上实名发帖称，一名低智人士进入了广东河源市东源县法院做公务员，此人的父亲竟是该法院院长，此事还得到县委书记特批。该帖还公布了县委书记、法院院长等人的手机号码让网友去验证。该帖迅速在网上广为转载。

　　东源县法院院长徐周定今早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表示儿子的确在法院工作，但并非公务员编制。此说与该县人事局局长的说法一致。徐周定强调，发帖人曾被法院判刑因而“对法院耿耿于怀”。东源县委书记成伟明昨晚否认就此作过特批。

　　网帖爆料：

　　院长的低智儿子是公务员

　　发帖人在帖子中说，前不久，有知情人对他说，在东源县人民法院大楼内，如果你的运气还好的话，一定能够在庄严的审判机关内，遇见到一位这样的人：流鼻涕，时而伸手东摸西摸，时而蹦蹦跳跳，时而讨吃讨喝，时而又哭又闹。此人一天到晚在人民法院审判大楼内走来走去，从这个办公室走到那个办公室，把办公室里的茶壶、茶杯当玩具玩来玩去，甚至见到地上有吃的东西就捡起往嘴里塞。

　　发帖人称，此人是由专门陪同人员带到人民法院“上班”和“下班”的，“你别小看他，他是有行政编制、在人民法院工作，吃俸禄的公务员呢”。发帖人起初不相信此说，于是在法院“暗访”，结果让他大吃一惊：此人竟是法院院长徐周定的儿子。帖子中还提到，是东源县委书记成伟明“特批”此人进人民法院做公务员的。

　　县人事局长：

　　是工勤编制，书记没有特批

　　就网帖反映的这一事件，羊城晚报记者昨晚致电东源县多位政界人士。

　　县纪委书记张文浩对记者说，他还不清楚此事，还须去了解一下，建议记者直接找组织人事部门。

　　县人事局局长苏伟勇说，院长儿子进法院他“知道是知道的”，用的肯定不是公务员编制，因为公务员必须通过公务员考试。他说，用的是工勤编制，但人事局只是下个编制，招工、体检是由劳动局负责的。他表示，他没见过县委书记就此批的条子。

　　昨晚10时，经记者多次拨打后，县委书记成伟明回复记者电话说，他正在回东源县的路上，虽然还没有看到网帖，但上午已有人打电话告诉他了。他说，自己肯定没有特批过法院院长的儿子进法院；院长儿子可能是进法院做工勤人员，这种情况一般由所在单位党组讨论和签字，也用不着到县委书记这里特批。成伟明还表示，自己并不清楚院长的儿子智力是否正常。

　　法院院长：

　　儿子“做事没那么正常”

　　东源县法院院长徐周定今天上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他儿子去年进法院工作。但是他强调，儿子没有占用公务员编制，只是作为工勤人员，更没有领导特批，只是去劳动局办过手续。徐周定表示，他儿子并没有帖子描述的那样“傻”，只是小时候得过心肌炎，因而“做事没那么正常”。他否认儿子不会写字，称“还是上过高中的”。同时，徐周定也承认儿媳妇也在法院工作，但那仅是几百元一个月的临工而已。徐周定一再向记者提醒发帖人的背景———此人曾因毁坏公私财物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因此对法院耿耿于怀。

　　有媒体记者昨天采访到法院政工科负责人，该负责人并没有否认“院长低智儿子进法院”之事，只是称“要发帖人直接找我谈”。（据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