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欲3年内实现“公务齐刷卡”

     多数人表示反对

　　近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卡改革工作的通知》，欲用3年时间在全省全面推行公务卡改革。人民网就此事发起投票调查，共4018人参与调查，其中44%的人表示支持；51%的人表示反对。

　出差前先到财务处借款，带着一沓现金出差，回来后拿发票找财务报账——这套传统的“现金报销”制度将在四川退出历史舞台。
　　近日，四川省政府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全面推进公务卡改革工作的通知》，四川省将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行公务卡改革。人民网就此事发起投票调查，共4018人参与了调查，其中44%的人表示这种做法可以简化报销手续，加强透明管理；51%的人则认为此举不好，还是现金更快捷。
　　不仅网上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比重基本相当，现实中，意见也分成了两派。
　　从2007年起四川已有部分地区试点公务卡改革，省财政厅的刘女士是全省最早使用公务卡的人员之一。她说：“这种做法很方便，整个过程现金都不从手中过，同时也避免了财务报销环节出现凑票报销，多开、虚开发票报销的现象。”
　　然而，试行公务卡改革的两年来，效果很不明显，仍然无法改变现金支付的主导地位。
　　据了解，造成公务卡推行的难度有二：首先是改革宽度不够，省级公务卡改革的预算单位不够完整，也不够均衡。从改革深度方面看，已实施改革的单位，有的单位虽办理了公务卡，也存在办卡数量很少或者是从未启用等现象。另外，公务消费与卡单不符不能报销，信用有污点者不能办公务卡也是造成其效果不明显的原因。
　　郭先生是国家公务员，他对记者说：公务卡改革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透明度，推进从源头上法治腐败，但如果出差遇到不能刷卡的情况，岂不是更不方便。

　　相关资料：
　　公务卡是指财政预算单位工作人员持有的、主要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信用卡，包含公务人员个人信息、公务活动信息以及公务消费支付、缴纳税费等明细数据信息。
　　公务卡的所有支付行为都有据可查、有迹可寻，在提高财政财务透明度、推进源头防治腐败、加强预算单位财务管理、推进全国银行卡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据人民网）
　　
　　
　　●中国正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养老金制度亟待调整

　　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待遇差特别大、存在制度性结构缺陷也是颇为尖锐的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要化解老龄社会日益逼近所带来的潜在危机,相关应对策略就应尽早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
　　“人活着,钱没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大的隐患和挑战。
　　近期,来自各方面的研究都表明,中国老龄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层面带来的冲击空前强烈。而与此同时,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还存在着制度准备不足、老龄保障和服务发展滞后等薄弱环节。
　　早在去年,国务院副总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回良玉就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题”的高度。业内人士指出,中央对老龄化问题的高度重视,将有利于促进有关部门在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应对措施上的完善。但要想真正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
　　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一名在北京已经成家的白领告诉记者,让他和他的妻子感到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后两个人要照顾“4个老人”。
　　“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子女。”这名白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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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龄化问题听上去很遥远,但实则已经日益逼近: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于9月10日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指出,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近日也公开表示,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205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占3成,达31%。
　　而在由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的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标准,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于7%,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或老年型国家。据统计,目前中国老龄人口已超过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2.43亿。
　　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2%,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平均水平,人口老龄化问题尚不突出。但是,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的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待遇差特别大
　　在这场关注老龄化的浪潮中,争议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钱”的问题。
　　“到203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老龄大国,这期间的20年里面我们要筹集多少钱来养老,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经济学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光远博士告诉《法制日报》记者,社会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养老的钱来自哪里,这方面的政策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农村的新农保一个老人每个月12元,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教授告诉记者,当前我国养老金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碎片化。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养老金制度体系上讲的是‘制度覆盖人员’。但是,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缺少一个统一的制度。按理说,全国范围内的养老金制度是应该整合起来的。”杨燕绥说。
　　而由“碎片化”带来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待遇差”。
　　“养老金制度本身是强调公平的,但是现状是待遇差特别大。”杨燕绥说,“例如农民每个月可以领到55元,而事实上,我在广东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的很多农民一年都不去领,一个原因是嫌少,另一方面最根本的就是农民们并不靠这每个月的55元过活。而城市职工不一样,他们的1200元是按时要领。也就是说他们是依赖这个来生活的。这样,农民的55元移植到事业单位是4000元左右,公务员则是5000元左右。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差距,容易引起社会的不和谐。”
　　从55元到5000元这样一个待遇差,背后还有相应的“贡献”问题。杨燕绥认为,对于企业的职工来讲,他们是要交付自己工资的8%出来,而企业要交20%,加起来28%的费用,才能取得一个1300元的养老金水平,而相应的,事业单位人员和公务员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就能取得三四千元这样的水平,这样的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出现了:制度性结构缺陷。
　　在杨燕绥看来,“待遇差”的出现,最关键在于,缺少一个好的制度结构。“一个好的结构才能带来公平和低负担,所以说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亟待结构性调整”。
　　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超乎想象,随之而来的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的挑战
　　除了养老金存在一系列问题外,目前的养老保障同样被指有诸多缺陷。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任季萍告诉记者,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老年人口规模较大,人口老龄化增速较快,此外还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现象。因此,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向我们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医疗保障压力大。老年群体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残率的3.6倍,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倍。在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下,老年人看病难、看不起病的问题比较突出。
　　另一个问题是养老服务市场供给缺口大。全国几次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表明,我国约有325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相关调查还表明,我国老龄人入住养老机构的需求正逐步提高。但是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服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是“短线”之中的“短线”。仅以养老床位测算,按照国际通行的5%的老年人需要进入机构养老标准,我国至少需要800多万张床位,而现在只有约250万张,缺口达550多万张。
　　由于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的不足,许多社会问题随之产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空巢老人”。
　　来自民政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目前情况看,“空巢家庭”正在逐渐增多,许多老年人都存在苦闷、孤独、抑郁、烦躁、多疑等情绪,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幻觉和厌世的想法。他从自身的工作实践中感受到,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障碍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调查也显示,全国城市地区有近一半的老人没有子女相伴,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重也占到四成左右。如果考虑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因素,农村空巢化更加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告诉记者,中国人讲究颐养天年,大家都希望晚年能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对于老年人的亲属来说,家里老人的生活问题是一件大事,老人生活得好整个家庭都会和睦,老人问题没解决好,整个家庭都会因此而不和谐。放到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任何人都会老,大家对于自己老龄的生活有意无意地都会形成一个期望值。如果现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没有解决好,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情绪。
　　老年人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从长远来看,相关应对策略应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层面
　　对于老龄社会逼近所带来的种种潜在危机,业内人士一致认为,应着眼于制度建设以此来化解危机。
　　杨燕绥认为,在未来,应该致力于建立与人口结构相匹配的养老金分配结构。
　　“面对老龄化社会步步逼近的情况,西方国家一般提前30年开始做准备。我们也在准备,但是要注意养老金的制度结构是最重要的,这个结构要既能解决当前的消费,保证老年支付,又要能应付未来的老年化,还要有激励性。因此,不可能把养老金的负担都放在政府身上。”杨燕绥说。
　　杨燕绥指出,还有一种比较好的养老金制度结构是“中央统筹国民化”。“由中央统筹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就是能让人吃饭的那部分钱,当有人想放弃这种待遇时,应该给予其奖励证书。但这部分钱的比例不应太高,达到上一年人均消费的50%就可以了。我曾经算过,这部分钱相当于一点五到两个百分点的GDP。这个结构在理论上能够让我们老有所养。”杨燕绥说。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要靠这个过活,所以在第二个层面,人们应该把自己人生前期的贡献和老年的生活之间获得一个平衡,将多余的钱建立个人账户,由政府、市场和个人共同管理。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制定政策来构建养老金的管理系统和养老金市场,使养老金有一个保值和增值的环境。企业来帮助个人积累,而个人也拿出一部分来投资养老金,共同来使养老金进入市场领域。”杨燕绥说,“这样虽然有风险,但是同时也有相应好的回报。经济好的时候把经济成果向养老金账户转移,经济不好时就使养老金远离市场,总之是优先考虑养老基金,这样二三十年以后,每个人的账户都应该是丰厚的。这叫个人账户的全民化、制度化、市场化。”
　　对于养老保障和养老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陈劲松认为,一个和谐的老龄化社会会让社会关系的各方面都达到和谐,让很多社会问题消弭于无形,从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而要实现和谐的目标,有三方面的问题必须着重注意:
　　首先是老年人的安全问题。陈劲松说,一些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老年人病了甚至过世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这都是与和谐社会的宗旨相违背的。社会各方应当对广大老年人的人身安全、身心健康给予高度的关注。
　　其次,提升老年人的权益和地位。“中国自古就有尊老爱幼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一度有所失落,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现在已经到了重拾的时候,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地位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最后,在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应当发掘老年人这个群体自身的潜力。“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很多老年人其实还有为社会作贡献的愿望和能力,应当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也能促进老龄化社会的和谐”。
　　“维护老龄化社会和谐的相关应对策略应该走向机制化、体系化,并进一步上升到法律的层面。”陈劲松说。
　　来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认为,要结合老龄化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养老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认真研究制定和完善老龄事业发展和法规政策体系,依法保障老年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推进养老、医疗、福利、社区服务等老年保障法规、政策的制定、修订和完善,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据人民网）

　　●离休干部“裸捐”助学

      不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
　　
　　这位离休的正厅级官员办起了农场，并把农场的收益用来捐资助学，为此他甚至卖掉了城里唯一一套房子。他不打算给子女留下一分钱，还教育“来看望老领导”的官员们，要做好官不做坏官，因为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还包括为官和为人——
　　老干部陈光保压根没听过“裸捐”这个新鲜词儿，不过，这正是他眼下在干的事儿。
　　今年8月底，他从“保伯农场”的收益里拿出105.2万元，用于奖励家乡409位优秀学子。捐完之后他才发现，连9月份买肥料的钱都不够了。
　　“可以贷款嘛。”陈光保对管账的人说，“等卖了香蕉就有钱还银行了。” 　　管账的人早已习惯这种不计代价的捐赠方式。去年，农场收益微薄，这位被人们尊称为“保伯”的老党员，为了凑足100万元奖学金，硬是把市区里唯一的一套三居室卖了，“只卖了26万元”。
　　不止一个人在背后说陈光保是“傻瓜”——一个老游击队员，在海康县(今广东省雷州市)当了30年的县长、县委书记，官至湛江市政协主席。类似这样的正厅级干部离休，多半都在广州、深圳养老，儿孙们承欢膝下。
　　可这位“保伯”，却带着老伴和一帮农民，跑到雷州半岛最干旱的荒山野岭，开荒种地办农场。头10年，农场年年亏损。眼看这两年才刚有点儿收益，他又开始捐资助教了。
　　“保伯”不大理会那些非议。给学子们发奖那天，他端坐在轮椅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胸前别着碗口大的红花，亲手把红包塞在每个学生手里。高考超过一本线奖励2000元，状元奖励5000元。
　　“保伯”在奖励大会上的讲话也挺新鲜，没有秘书代写的套话空话。其中有一条说，“保伯农场”从明年起将正式改名为“重教助学基金会农场”，其收益和捐赠，将委托雷州市政府的同志监督。
　　坐在农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这位79岁的老人谈论起死亡，平淡得就好像在说下午可能有一场雷阵雨。他的妻子前两年去世了，他说，将来两人的骨灰要一同撒入雷州的母亲河里，不占用国家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他“不会给5个子女留一分钱”。
　　对于这个决定，“保伯”在那次大会讲话中连续问了几个反问句：旧社会我家三代长工，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留下财产，我为什么要留？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6位清官，其中清代丁宗洛在山东任知县时，把祖业100多亩田地都变卖了救济农民。6位先贤都没留下财产，我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还要留钱？
　　在场的人回忆，后来“保伯”突然眼望着远方，一字一顿地讲：“当年打游击，死了那么多的战友。人家20岁就牺牲了，我现在有命活到80岁，5个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都有了好的归宿。我再捞财产，就太对不起烈士了。”
　　一番古今中外、家国天下的感慨之后，台下的政府官员、老师学生们总算听明白，“保伯是真下决心要把财产都留给教育事业了。”
　　没能在学校里好好读书，是陈光保毕生的遗憾。
　　他9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可“地主不讲道理”，牛得瘟病死了，硬说是因为放牛娃命不好。被撵回家后，陈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那时村里办了一个私塾，老师上课，他就背着粪筐在外面听。老师中午吃饭，他就蹲在旁边看着。
　　“你想读书吗？”老师问。
　　“您教书我都在外面听，《三字经》已经念了好多。”陈光保回答，“不过家里真的没钱。”
　　老师最终免去了6斗稻谷的学费，还送给他一本《三字经》和一本《千字文》。陈光保至今还记得，当他把书拿回去给父亲看，父亲的眼泪一直流。后来他也考过中学，分数是够了，还是没钱念，最终，16岁的陈光保参加了游击队。
　　“现在回想起来，读书太重要啦。”陈光保掰着手指头算道，自己的5个孩子在恢复高考后都考上了大学，现在有的在国企，有的在银行，有的是大学教授。再往下数，两个孙子，一个读了硕士研究生，一个去国外留学。单从这个小家庭来说，“读书终结了三代长工的家史。”
　　不过，据他的老下属吴堂胜回忆，“保伯”可不是现在才开始重视教育。早在他担任海康县县长、县委书记的时候，逢会议就要谈教育。他一直在强调，雷州能不能发展，就看教育了。上世纪80年代，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治穷先治愚》的文章，被很多报刊转载。
　　“保伯”从桌案上抽出当年的那篇论述教育的文章，同时又拿出一份中央办公厅最近寄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你看，总书记和总理都发表讲话了。”“保伯”很得意地把相隔近30年的两份材料放在一起比较，“这说明我思想是对头的啊。”
　　陈光保这辈子一直以“敢为天下先”著称，但那个年代仍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他给长子起名陈永远，长女起名陈忠于，5个孩子的名字合起来是“永远忠于毛主席”。
　　1977年，他治下的潭葛生产大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作为县领导，陈光保不但不制止这个曾被毛主席否决的生产方式，反而暗中支持，后来甚至在公社会议上公开支持。
　　省领导把他找去，怒斥这是“倒退”。“让潭葛这个‘乞丐村’的农民有饭吃有衣服穿怎么是倒退呢？”陈光保不能理解，“我要联合广东14个县委书记去北京找邓小平评理。”
　　后来，省领导说，“陈光保就不要到北京啦。这样吧，穷队可以包，富队不要包。”
　　结果，陈光保回到县里宣布：“穷队富队都要包！”
　　30年后，《广东党史》中承认，潭葛是“广东包产到户第一村”。从包产到户的时间上来看，它比安徽的小岗村早了整整一年。
　　这就是他对官员的理解，“教育不光是在学校念书，还包括为官和为人”。他甚至从县财政出资500万元，先后送800名年轻干部在高校培训。据说，广东省委现任的两位副秘书长、一位政协副主席、一位人大办主任，都是得益于此。 　尽管地处偏远，保伯农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访客。访客分为两拨人。一拨是深受知遇之恩的官员来看老领导的，还有一拨是附近的农民有困难，有“冤情”，来找“保伯”诉苦的。
　　于是，“保伯”的衬衫左口袋里总是装着一沓百元的钞票，有困难的，就200元、300元地给。这原本都是儿孙们孝敬他的。
　　这个退休干部深受周围农民们的爱戴。当有人偷电线，“保伯”一个电话，调和村就来了200多人包围了窃贼；发生了火灾，贤洋村立即来了几十人救火；有一年糖厂要停榨，保伯的甘蔗还没收完，潭葛村就来了300多人帮着砍甘蔗，两天内收完……
　　而有时候，“保伯”就成了传声筒，从农民这里听到看到的，就传达给官员：
　　比方说，过去官员下乡住在农民家，现在“不下乡了”。一个60多岁的农民到县里反映情况，找不到领导，一到省里、北京，就被送回来。
　　比方说，过去到雷州来视察的上级领导都是住招待所，喝酒就喝几毛钱一斤的海康米酒。现在就连一个小科长，都“动不动就住酒店，喝洋酒……”
　　比方说，过去官员讲求实事求是，现在好多“弄虚作假”。
　　“我们已经严重脱离群众了。”说到这里，这位老干部长叹了一口气，眼中犹带泪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翻了多年，显得破破烂烂的党章，上面诸如“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之类的字下方，都用红笔画了出来。
　　“保伯”心有所感，用当地特有的雷州歌的形式，创作了一本316页的《好官坏官歌》，里面唱“坏官二十害”，“坏官臭万年”。坏官名录那部分更是从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一直唱到新近的王华元、陈绍基。
　　“官员来了，我就送一本，然后唱给他们听。”保伯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要做好官，不要做坏官”。
　　很多时候，保伯不能理解当下的世道人心，就像很多人不能理解，他这样做，“究竟是图什么？”
　　“您出书立说做好事，是为了青史留名吗？”有人直言不讳地问陈光保。事实上，的确有人把“保伯”和雷州历史上的三位清官合称“三公一伯”，相关出版物也在筹划中。
　　在“保伯”看来，自己尚不能与先贤并列，不过，让老人高兴的是，自己捐资助学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已经逐渐显现。
　　今年，雷州市附城镇麻演村黄源胜三兄弟都考上了大学，但因家穷，无法承受一年几万元的开销，三人面临“抓阄上大学”的窘境。
　　陈光保知道后，资助他们兄弟三人1万元。随后，雷州市政府资助4.5万元，各社会人士捐资4万多元，三兄弟读大学的费用基本得到解决。
　　最近，“保伯”召开了一次讨论捐资助学的家庭会议，子女都表态，会尊重他的意见。他的长子陈永远已经改名陈强，女儿陈忠于也改做陈忠瑜。
　　“我们这一代人表达感情不会这么直白。”陈忠瑜说，“但不能否认，爸爸那一代人的精神真是很了不起。”
　　当然，如果是“保伯”认准的事，恐怕是没有人能左右得了。在家里，他是严父的形象，在工作中，他也是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翻看陈光保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相片，这位身高1.8米的大汉总是一脸严肃的表情。
　　唯一例外的，是在参观农场的路上。
　　“你看，今年的香蕉长得多好。”这个退休高官指着车窗外已经挂果的香蕉林，咧着嘴嘿嘿地笑，“12月份我又可以卖甘蔗，明年就不用为筹钱发愁了。”
　　（据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