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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2 日 星期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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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
| 人口普查发现上百个罕见姓氏 有人姓“哦” |
人口普查发现上百个罕见姓氏
罕见姓氏达上百个 有消息说，在刚刚进行的人口普查登记工作中，各种十分罕见的姓氏进入了普查员的视线，如“啊”“哦”“个”“十”“百”“千”等。还有以动物命名的姓氏，如“鹤”“猴”“虎”“凰”“雀”等，以及颇具刀光剑影色彩的姓氏，如“棍”“鞭”“兵”“戟”等。这些鲜为人知的姓氏，被网友称作为“熊猫姓氏”。据一些地方的普查员反映，类似“些”“交”“仙”“串”“别”“哭”“看”等极其稀有的“熊猫姓氏”有上百个。 国人大多只熟悉“百家姓”，但如今相关的“熊猫姓氏”概念已在网络上悄然流行，并进入了网上百科词条。最新出版的《中国姓氏大辞典》共收录23813个汉字姓氏，其中最长姓氏有10个字，东西南北、上下左右、柴米油盐酱醋茶皆可为姓。目前仍在使用的姓氏超过7000个。 人名亦是社会用字 在最近一次的教育部语言文字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宇明，对公民取名问题提出了看法。他说，人名用字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姓氏用字，一部分是人名用字。姓氏用字由于有历史的传统性，表示一种血统关系，所以，只要有这个姓氏，而且起码有两代人在使用，就应该保证这个姓氏用字的继续使用。人名用字既是个人用字，也是社会用字。所谓个人用字，就是表现父母对孩子的愿望，为了避免重名会有很多生僻字使用。说它是社会用字，因为很多人要读写这个名字。如果人名用字是一个真正的字，有明确的读音，有明确的意义，而不是一个生造的字，就应该去实现它，这个实现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技术。 取名生僻麻烦颇多 目前在很多银行系统中，有一些姓名中的生僻字打不出来，还有的人用符号来代表名字，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那么，如何解决这一社会难题呢？李宇明说，如果一个人的名字非常难读、难写，会增加很大的社会负担。“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年轻的父母，在给孩子命名的时候，最好不要起谁都读不出来的字，这样给孩子的发展也会带来麻烦。关于人名用字和地名用字的情况，它是我们社会生活特别是信息化社会语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语委和相关的技术部门，会认真地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的。” （据新华网）
现场查获的504胶水的废弃下脚料。 504胶水下脚料成浴室燃料 11月29日下午，在丹徒区荣炳盐资源管理区派出所内，丹徒区环保分局对许某非法转移案，进行了笔录。王曙告诉记者，上周五荣炳曲阳、洋湖等地村民举报，反映龙泉、塘北等浴室使用工业废弃物作燃料，产生难闻气味和黑色颗粒状烟尘到处飘落，严重影响生活。环保分局工作人员立即展开实地调查，发现群众反映情况属实。据反映，向镇江非法转移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是常州金坛人许某。 丹徒区固体废弃物管理中心主任王曙透露，据许某交代，被查获的工业废弃物来自浙江台州一家化学有限公司，是生产504胶水的下脚料。从去年11月起，向镇江非法转移，至今约六七次，每次约20吨。他从厂家以120元/吨购来，以300元/吨卖给丹徒曲阳龙泉、洋湖塘北和丹阳延陵等地浴室作燃料。 “盐水鹅”作饵抓获当事人 在曲阳村龙泉浴室配合下，丹徒区环保分局决定“引蛇出洞”，会同警方将许某抓获。龙泉浴室业主陈志强说，经环保人员说服教育，他的妻子29日给许某打电话，称“燃料”快烧光了，另外家里有刚做好的盐水鹅(陈志强还经营曲阳熟菜店)，要送一只给他，让他快来。中午时分，许某一人开车赶来。陈志强稳住许某，并悄悄给环保部门打了电话。约15分钟后，环保人员和警方警察赶到，将许某控制。 陈志强说，他原来使用废弃建筑木材、煤炭烧水。10月份的时候，许某找上门说，他有工业废弃物可烧水，没有危害，附近的多家浴室都用他的工业废弃物作燃料，只要300元/吨。而他平时烧木材要380元/吨、烧煤炭要800元/吨。因工业废弃物便宜，所以就进了不到20吨，才刚烧了三天，环保部门就找上门来了。
陈志强的燃料堆场内堆有煤炭、废弃建筑木材及504胶水下脚料。记者看到，504胶水下脚料用蛇皮袋盛装，有的蛇皮袋已破损，黑褐色的下脚料裸露在外。龙泉浴室将504胶水下脚料作燃料，给周边村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危害。 村民臧小艾约半亩菜地在龙泉浴室旁边，她带着记者看落在青菜、芹菜叶子上的黑色颗粒状烟尘说，这里种植了青菜、芹菜、萝卜等五六种蔬菜，除了萝卜，其他蔬菜都不敢吃，只好洗净后给猪吃。现在他们守着这块菜地，一家五六口人要买菜吃。村民丁来娣开了一家超市，丁来娣告诉记者，只要浴室一烧工业废弃物，不到一天工夫，她家超市货架就落满了黑色颗粒状烟尘。家里衣服也不敢晒，黑灰落上去就洗不掉。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两户外，周边村民也受害不浅。 ■延伸阅读 据介绍，在国家危险品目录中，504胶水下脚料被列入危险品废弃物。浴室将504胶水下脚料作燃料，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高致癌物质二噁英。 按《环保法》、《固体废弃物防治法》有关规定，工业固体废弃物应由具有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目前，处置504胶水下脚料费用每吨约2500元-3000元。本来，这些处理费用是要由购买户支付的，但由于此次陈某协助抓获了许某，因此暂免处罚。镇江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他们将通过省环保厅与浙江省环保厅联系，对台州这家化工厂实施处罚。（据新华网） 中国百余座城市欲打造低碳城
在过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这4个字在中国远比全球变暖升温更快。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它独占10%的提案；将它敲入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会在0.004秒的时间里蹦出3600万个搜索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员是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计划成为以应用太阳能为主的“太阳城”。 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员姜克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低碳城市。” 在11月29日开幕的坎昆联合国年度气候变化峰会上，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有项明确的任务——积极参加以“低碳城市”为主题的边会，与各国代表“学习并交流经验”。但他坦言，将不会在边会上进行主题发言。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 低碳城市不仅在数量上遍布了中国的版图，发展路径的选择也颇为多样。在河北省保定市，浑身覆盖着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电谷大厦”成为这座历史名城的新地标；山东德州的“太阳城”名声俨然有赛过“德州扒鸡”之势，太阳能路灯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选择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行共建，让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态示范市”的底气；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场消灭空调外挂机的全城总动员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在姜克隽看来，这些热情值得鼓励，但要“名副其实”很难。 目前业界公认的低碳城市标准是，将建筑、交通、工业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规划纳入城市的整体运行规划中，并能使整个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显下降。 这一概念发轫于伦敦市前市长利文斯顿2007年发表的减碳计划书——《今天行动，守候将来》。在计划书中，利文斯顿将伦敦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锁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堪称“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间，这座拥有120万人口的城市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 在我国，不仅没有一座城市有过可以量化的减排历史，还出现了诸多建设低碳城市的怪现状。有的是“旧瓶换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产开发之实；还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着低碳旗号的新能源产业园区，还停留在设备制造的低端加工环节；还有的“挂羊头卖狗肉”，“烧着高碳的煤，生产低碳的节能灯”。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没有要强，起码说明重视这个形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庄贵阳认为。在他看来，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广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 几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机构曾就低碳城市发展项目的合作事宜，与多个省市的相关部门接触，但大部分负责人都以“不知道国家在气候谈判上的态度”为由婉拒了合作邀请。 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成为分水岭。这次会议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此次在墨西哥度假胜地坎昆召开的气候大会，是缔约方第16次会议。 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减少40%~45%。庄贵阳说，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超过100个中国城市明确表示愿与低碳“联姻”。 “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也许还是政治风险，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就变成政治机遇了。”他分析道。 早在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就与国家发改委、英国大使馆联合举办了一个气候变化战略能力建设项目，邀请各个省份的发改委官员来北京参加研讨。 据王克回忆，参会的地方级官员们，不是直接走人，就是在研讨会上处理公务，或者干脆质疑说：“这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怎么不找气象局的来？” 时隔8年，这一项目再次启动，明显换了种待遇。在半年的时间里，研讨会就已经在北京和苏州举办了两次，受邀的近40位地方发改委官员全部赴会，而且还带来了各种问题和思考，光是自由讨论会就持续了一个上午。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 面对这股热潮，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气候司曾起草了一份《关于低碳经济发展指导意见》。相关负责人并不讳言这份意见的目的：“旨在为低碳热降温，现在众说纷纭，缺乏统一的指导性文件。” 时至今日，这份意见并未出台，取而代之的是8月10日公布的《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国家发改委对进入试点的五省八市明确提出了5项具体任务，其中一条是“明确提出本地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和具体措施”。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恰恰折射出我国建设低碳城市的困境：地方发改委没有经验，寄希望于意见出台，以向中央取经；国家发改委同样没有经验，寄希望于通知落地，以观地方试点。 “低碳城市被炒得那么热，其实，真刀真枪的工作还没起步，还停留在摸索阶段。”王克分析道。 据悉，碳排放指标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已经确定。执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级别的领导签署“军令状”的基础之上，即作为一种约束性的硬指标，分解到各地区。 据王克回忆，在今年6月举行的研讨会上，地方官员向国家发改委的研究人员频频提问。他们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城市基础碳排放量的统计与检测方法；第二，中央与地方如何分配财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学习的现实案例。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顾朝林教授看来，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账”一样。 事实上，我国省市一级的碳排放清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试点中的五省八市，还未提交任何具体规划。至于财政投入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能减排任务中2000亿元的中央财政投入看齐，目前尚无定论。 “做好基础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还难吗？”顾朝林反问道。 一些城市的规划小组还将“低碳”简单地理解为节能减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节能规划。 但类似于通过大批淘汰落后产能而减排的方式潜力并不大。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计淘汰的小火电机组已超过1000万千瓦，这一规模超过了英国全国的火电装机容量。 “低碳建设应该进入统领性的整体城市规划，而不仅仅是工业减排的附属品。”王克说。 建设低碳城，绝对不是政治任务，而是一种责任 “大家都想建设低碳城市绝对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当做是政治任务，而要视为一种责任。”作为中国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学者之一，姜克隽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宣扬低碳城市的意义，那就是创造宜居环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经济领域实现我国技术上的后发优势。 而事实是，不少地方官员将低碳城市的建设目的视为“为气候谈判服务”。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些官员经常会借用我国代表在世界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发言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开场白。 据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曾举行过一次研讨会，听取一些地方负责人预估的减排目标。在讨论过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减排目标为参照，有的将目标从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从50%减少到了45%。最终，几乎所有代表的意见都趋同于45%，这也是我国承诺减排目标的上限。 “每个城市资源禀赋都不一样，有些城市应该更激进，有些城市则太激进了，缺乏科学性！”一位专家评价道。 今年，王克所在的课题组帮助贵阳市制定了一份《贵阳市低碳发展行动规划》。而在东部某发达城市举行的一次规划研讨会上，王克发现，该市给出的规划方案，居然大部分抄袭自那份贵阳的行动规划。在提评定意见时，王克没好意思写明抄袭，只是委婉地表示根据该城市的发达程度，已经“不需要再延长产业链做深加工了”。 在姜克隽看来，城市建设主政者应该转变思维，“低碳不是包袱，是财富”。 去年，他到斯德哥尔摩开会。在清晨，他发现大批市民自发骑车上班，原本的两条机动车道一条变成了自行车道，剩余的也以公交车为主。姜克隽忍不住掏出相机拍下了这一幕。 他告诉记者，这座古城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每个决策环节都必须考虑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目前斯德哥尔摩已经实现了1990年基础上的25%二氧化碳减排，并计划在2050年成为零碳城市。 近日，一则来自北京近郊怀来县的新闻吸引了姜克隽的注意。新闻中提到，一条大街改造后全长4260米，车行道宽度24米，道路档次大大提高。今年年初，这座城市提出了要在经济开发区内建起新城，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零碳城。 “太宽了！”姜克隽连连摇头，在他看来，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城市，建这么宽的大街走的还是“建汽车城的老路”。 11月29日，记者回访了这座“零碳新城”。除了一座占地7000平方米的两层生态新城规划馆外，这片方圆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荒草丛生。 而在展馆西侧那一排银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下，那块印有“零碳城”字样的巨幅围墙式广告牌也已悄然撤下。（据新浪） 128名警察围剿3名嫌犯
邛崃警方:这是精心设计的“口袋阵” 一伙流窜多地，疯狂作案50余起的“飞车党”，近日在邛崃落网。11月26日，本报作了《128名民警围追飞车党砸开车窗将嫌犯制服》的报道。但让人意外的是，为民除害的英勇事迹并未收获一片叫好声，却引来很多的质疑声。网友认为，出动128名警察围剿3名嫌犯的配置“太浪费警力”，还批判“设了36个关卡都让嫌犯逃了，太没用。” “忍”了四天，面对上百网友各式各样的尖锐提问，邛崃市宣传部门联合公安局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疑点”一一解剖，试图为公众还原最真实的细节。 释疑1：出动128名警察擒拿3嫌犯，算不算浪费警力？ “大家误读了细节。128人是参加整个行动，部署在36个关卡的警力。实际上最后在固驿大桥拦截住3名嫌犯的，只有3名警察。” 邛崃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孙继华介绍，在农村地区抓获“飞车党”本身难度就很大。案发的邛崃东路地区有7个乡镇，交通发达，村村都有水泥路，而且有很多岔道可以通往新津、蒲江、大邑等地。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活动范围面积达400平方米，至少有200多个路口。警方精心筛选出36个路口进行布点，动用了128名干警，织出了一张大网。事实证明，这张网确实搂住了嫌犯。 释疑2：嫌犯为什么可冲破关卡，在固驿大桥才被拦截？ “这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口袋阵’，故意将嫌犯引到固驿大桥，既避开了群众密集的场镇，又切断了嫌犯逃往318国道的通道。” 邛崃公安局指挥室副主任周光和回应，行动当天正值逢场天，三名嫌犯在牟礼大桥时就已经被发现。考虑到牟礼镇赶场群众多，为避免伤及无辜，指挥中心根据其逃跑路线，大胆科学地选定了固驿大桥作为“最后的拦截点”。 从牟礼镇到固驿大桥仅10公里路程，一路上各卡点的干警都密切监视嫌犯车辆，顺利将他们引入“口袋”。 释疑3：为什么只用警棍破坏嫌犯车门，不直接用枪？ “当时嫌疑人非常疯狂，猛烈撞击前后的警车，妄图突破。而固驿大桥连接固驿场镇，周围有往来群众。用警棍控制，避免嫌犯做出过激行为，危害百姓。” 行动中负责用警棍破坏车门，控制驾驶室嫌犯的羊安镇派出所所长邓家祥讲述，当天情况非常惊险，嫌犯唐某所驾驶的捷达被前后两辆警车截停后，他挂起1挡猛轰油门，试图从前方撞出一个角度逃跑，将警车的2个安全气囊都撞了出来。突击失败后，他又挂倒挡撞击后面的警车。在这个过程中，邓家祥手脚并用，强破车门。车门打开后，发现抽屉里装有一把砍刀，嫌犯随时都可能动用凶器。(据搜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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