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我去看在澳大利亚定居的姐姐。

　　下了飞机，姐姐和姐夫带着小外甥女早已等在那儿，一番寒暄后，便驱车回家。第二天，我们正忙着收拾行李，去一处风景区玩，门铃响了。姐夫去开门，进来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用英语说了一番话。随后，一人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似的东西递给姐夫。只见姐姐和姐夫脸色突变，显得异常吃惊。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两人走后，姐姐才告诉我，有人起诉他们，这是法庭的传票。我也惊呆了，怎么会被法庭传唤呢？

　　姐姐说，传唤的原因，是他们给孩子的老师送了红包。别说是我，就是在澳大利亚住了好几年的姐姐和姐夫，也觉得不可思议。

　　小外甥女今年刚刚上小学，姐姐和姐夫对孩子疼爱有加，又因为孩子身边的华人小朋友很少，在这样的异国校园，他们总是对孩子不放心。中秋节，他们以过节的名义，给孩子的老师送了一个红包。

　　姐姐向我解释，说是红包，其实只有600澳元。折合人民币近四千元，但按照澳大利亚的物价水平，要买东西的话，根本不算多。而且也只是想让老师多关注一些孩子，并没有提出什么额外要求。

　　法庭已正式受理这件案子。这件事打乱了我们出门游玩的计划。

　　10月4日，法庭审理正式开始，我坐在旁听席上。那位老师说，当打开姐姐给她的信封，看到里面有600澳元的红包时，非常惊讶，一番思想斗争后，她向校长办公室走去……她当庭表示：“这对中国夫妇居心叵测，为法律所不容。”

　　在法庭上，姐姐和姐夫一再解释，他们并没有什么企图，只是在过节时表达一下心意。通过表情，我看到原告和主审法官对姐姐和姐夫的态度渐渐好转，但当天的庭审没有结果。

　　10月6日，我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姐姐和姐夫还在等待最后的庭审。回国后的几天，姐姐才打电话告诉我，原告没有深究，但在法庭上，他们向原告道了歉。

　　我不由感叹，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红包，在异国他乡居然能惹来官司，这大概就是文化和国情的差异。姐姐送红包不能说没有私心，但也谈不上居心叵测。可在对方眼里，这是对其他孩子的不公，也是对法律的挑衅。 （选自《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