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后，越来越腻味那些虚了吧唧的应酬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那个必要。总喜欢几个老友熟人，想大喝就大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谁也不用看谁脸色，谁也不计较谁说了什么喝了多少，图的就是一个自在。

　　年根前儿，北京乌泱泱地到处是“趴踢”（Party），这个评奖，那个纪念，忙乎得一塌糊涂。我人头熟，脸皮儿薄，经常被朋友忽悠来捧场凑趣儿看热闹，也经常无趣溜边儿肠子悔青，回到家免不了灵魂深处闹革命，自我总结，自己就不是“趴踢”场上一棵葱。

　　作为舶来品，“趴踢”之类的做法基本是抄袭资本主义那一套，文质彬彬，虚情假意，飘飘忽忽，逢场作戏。尤其是所谓冷餐会，更是形式主义装死人。一干鸟人，男的油头粉面，女的涂脂抹粉，一个个从身体到衣服到 “正装”得不行。人群三三两两，侍者穿梭其间，每人端一杯红酒，面带微笑，目光漂浮，踱来踱去，闲庭漫步。或朝远方矜持地点点头，装作好像认识谁谁谁；或非常夸张地握手拥抱加问候，总算逮着一个熟人；或忙不迭地四处散名片，反复介绍自己谁谁谁；或有意无意靠近某个大佬，直到有机会聊上几句，最好还能合个影。我贫下中农出身，打小儿就见不得市面装不得假，又看太多巴尔扎克人等的小说，对资产阶级繁文缛节虚情假意的一套熟得不能再熟烦得不能再烦。每次不慎失足，都硬着头皮努着脸皮进去，找一犄角旮旯，再顺带拽上个熟章儿，胡聊几句，签了到，打了招呼，跟东道握了手，就算到此一游，也算是个交代，也就准备撒丫子溜了。

　　虽然每次都是半途而废，但也都看出一些门道，也能产生一些感慨。为什么批判多年的资产阶级那一套，我们学得真真的，连讲话都恨不得讲英文，跟香港这个老殖民地一个毛病？为什么两个平常死掐恨不能你死我活的人，在这种场合却装得没事人甚至亲密战友似的，又摇胳膊又贴脸的，仿佛全世界都不懂他们的情他们的意？为什么每次总能碰到那几个人，那那儿都少不了他们，明明没一点干系，却活跃得游曳其中，碰一鼻子冷灰依然不屈不挠，就那么好玩吗“趴踢”？

　　“趴踢”中，比冷餐会好玩点的，是大盘子，几十桌的大盘子，或是东道大方全包的，或是某某机构认购的桌位，认识的不认识的，围坐一起。边看着台上吹拉弹唱，边与邻座窃窃私语，边耐心等待着那几道按规矩走程序慢慢来的菜。大盘子没有大虚乎，小寒暄必不可少，尤其跟你一桌的人，还有某个从其他桌走来打招呼的人。当然，大盘子最大的麻烦是拧巴。你不能不说话，总要寒暄吧，你不能多说话，更不能大声说话，台上有活动呢，周围还那么多桌子呢，你永远，耳畔是一片糟呼呼的低语声。你不能不喝酒，人家一番心意呢，你也不能真喝上了，不能往大里喝，点到为止，千万不能粗了声性了情，那就坏了规矩砸了场子。

　　作为不可救药的酒徒，冷餐会和大盘子，都跟我不过电。其实，只要人一多，酒就喝不好，超过二十就不行。我在长江商学院上学，常有同学好客，把一两百同学聚在一起，但喝得基本不了了之，为了找齐，为了过电，一般都得两场，几个好友，一个小馆，几样家常菜，白的黄的红的，谁也别耍赖，谁也不玩虚的。话，越来越密；人，越来越亲；温度，越来越高；酒，越来越大。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没这样的氛围，出不了那样的性情。

　　人到中年后，越来越腻味那些虚了吧唧的应酬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那个必要。总喜欢几个老友熟人，想大喝就大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谁也不用看谁脸色，谁也不计较谁说了什么喝了多少，图的就是一个自在。近两年，我还添了一毛病，老在深夜想跟我两个弟弟喝酒，可惜他们都在合肥，远水解不了近渴。我跟他们也喝过大酒，哥仨儿白的黄的没少了灌，半夜还找了一大排档。但是，美好的记忆也就屈指可数的两次，大部分时间，我回去，要么被朋友包围，要么战斗状态不佳，心有余而力不足。写到此处，夜已深，如果是夏日夜晚，如果我回到家乡，如果我和两个弟弟坐在合肥的大排档前，那肯定，又是一场美好的大酒。我盼着。

　　（据《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