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多家网站惊现“商洛一驾校校长给车管所民警年终送礼的名单”的手机短信内容截屏。被指送礼的驾校校长则否认自己丢失手机并称已报案。目前，当地公安部门成立调查组全面介入调查。

网 曝

驾校校长给9名民警送礼金

昨天上午，署名“给力商洛”的网友发出网帖称： “自己从小偷处买了手机却无意中看到了商洛市一驾校校长在春节前给包括车管所长在内的9名民警送出了10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过年礼金信息。”

此帖子立刻在各大网站和微博上引起热议，随后有网友通过人肉搜索得知发短消息的王某是商洛市某驾校校长。据发帖人“给力商洛”的帖子说：“春节前自己手机丢了，就花了100块钱从小偷那里买了个手机，却发现了车管所和驾校之间的秘密。”“给力商洛”在帖子中感叹说：“没有想到手机里面竟然有商洛某驾校与车管所‘送年货’的交易。”

据证实，曝光名单中的“李某某”为商洛市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所长，“付某”为该所教导员，其余均为该所民警。

调 查

驾校校长称是有人诬陷

2月9日下午，记者辗转联系到了网贴中所指的商洛市某驾校校长王某。王某坚决否认自己丢失过手机。“学校1月28日所有职工都放假了，而且我问了，其他职工也没有丢失手机。”王某还称“就目前的情况，本人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商洛市交警支队一负责人告诉记者，网上发布的车管所民警收礼金的情况已经知道，目前已经按照组织程序正在调查。对于手机短信所公布内容的真实性，该负责人表示事件正在调查之中，不便透露细节。

昨晚，记者从商洛市公安局宣传部门获悉，9日上午出现举报信息后，市公安局以及交警支队紧急召开了会议，决定由纪检、督察等部门组成调查组介入调查。据称：“如果情况属实，将对涉及人员进行严肃处理，经过调查如果是虚假信息，将维护民警的权益。”对此，我们将继续关注。（据新华网）

　　
殡葬成“斗富”新战场
三万一平米墓地价格超房价
在南京市某墓园，基本价为三万四的墓地往往是一些风水不好的边边角角位置，而能够俯瞰全景、风水上佳的墓地则动辄就是七、八万

　　三、四万人民币一平方米的“上风上水”豪华墓地买卖不仅只是《疯狂赛车》徐峥表演的戏剧场景，而是再现了中国殡葬业的现实情况。“从2003年开始，殡葬业已连续数次进入‘中国十大暴利行业’之列，社会负面影响很大”，在今天举行的江苏省第十届四次政协会议上，江苏省委员程刚提出，殡葬业改革势在必行。

　　“我们这里是高尚社区，上风上水。地下CBD，人生后花园，按均价仅售人民币三万元整。”在《疯狂赛车》中徐峥饰演的墓地销售员所谈的风水，作为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殡葬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不少墓地的卖点。根据调查，大部分墓园中，风水的好坏在墓地价格上往往有成倍的差别。例如，在南京市某墓园，基本价为三万四的墓地往往是一些风水不好的边边角角位置，而能够俯瞰全景、风水上佳的墓地则动辄就是七、八万。

　　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厚葬”成为了“斗富”的又一个“战场”，《疯狂赛车》里“双卫大客厅结构，复式设计，附带豪华精装修”等台词如今也不仅仅是夸张的戏剧效果，而是确实存在的豪奢墓地。据苏南某市墓地工作人员介绍，大理石铺面、花岗岩筑造、带有亭台设计的超豪华墓地恐怕要价值二、三十万，单位面积堪比高档别墅。而成本价只有几十元的树脂骨灰盒转眼成为售价一两千元的“红木骨灰盒”，殡葬从业者利用中国人对葬礼传统习俗的尊重和迷信，顾客往往不愿意在逝者的葬礼上计较价格而“狮子大开口”。

　　程刚委员在采访中对导致殡葬行业如此“暴利”的原因做了解析。他介绍，“长期以来，殡仪馆都是由地方民政部门作为福利机构登记，一些公墓也由地方民政部门出资兴建、销售和管理。有的地方民政部门直接参与殡葬业经营，集行政管理和事业经营于一身，殡葬经营权和管理权甚至执法权都在一起，这种政事不分的体制，使殡葬业长期处于垄断经营状态。这种高度的垄断经营导致了管理不力，给经营者巧立名目、漫天要价以可乘之机。而中国传统观念中墓地位置的好坏及所谓的风水会影响后人的运势的说法，也催生出了动辄过万、数万的高价墓地，甚至超过六位数的豪华墓地也不是什么新闻。”

　　“要让殡葬业改革，政事分开是关键。”程刚委员表示，殡仪馆应该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独立经营，允许民营资本介入，参与竞争，促进殡仪服务的健康发展。同时规范收费项目，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严厉打击殡葬服务违法收费行为。”

　　根据去年南京殡葬处的计算，该市现有的墓地最多只够用六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很多墓地也面临必须迁移的局面。“如今就是要在观念上改变中国传统殡葬铺张浪费的观念，转变从众攀比心理。树葬、花坛葬、草坪葬、江葬、壁葬等既环保又节约土地资源的新型殡葬方式就应该更加倡导，不仅自然环保，同时也是让逝者有一个更为有意义并且永存的安葬之所。”程刚委员在采访最后表示。（据新华网）
　　
　　
一男子先育后婚
被取消公务员资格
郑陈不再想当公务员了，3个月前他因先育后婚被取消公务员的资格。2010年12月8日，郑陈起诉江苏省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消其公务员资格的行政行为违法。该案在2011年1月11日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尚未宣判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报道，如今社会分工非常细致，一个公民被限制职业资格后几乎不可能找到其他的体面职业，他们的生存压力和负面情绪反而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全。

职业资格遭限之痛

郑陈不再想当公务员了，3个月前他因先育后婚被取消公务员的资格，经过一番纠结，他决定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2010年12月8日，郑陈起诉江苏省泰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取消其公务员资格的行政行为违法。该案在2011年1月11日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尚未宣判。

公益机构北京益仁平中心负责人于方强为郑陈提供了诉前法律咨询，并帮他联系了专业律师。“郑陈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了吗？为什么取消他的任职资格？凭什么判断他先育后婚就不符合公务员道德要求。”于方强为郑陈不平。

在于方强眼中，郑陈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恐怕只做过两次没有把握的大事。一次是在公务员正式就职前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另一次是在岳父母还未接受他时，就和妻子生下了孩子。这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被2007年人事部发布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联系起来，硬生生地揉碎了郑陈当公务员的梦想。

2010年3月，郑陈报考江苏省泰州市某乡镇公务员，半年内他通过了笔试、面试和体检，他自信最后一道“政审”不会出差错，提前向原单位辞了职。但是10月份，郑陈获知自己被取消了任职资格，原因是泰州市人社局在“政审”时发现郑陈的小孩出生时间早于他结婚一个月，他违反了《泰州市计划生育条例》。

郑陈起初不相信，他只生育一胎并补办了结婚登记，不属于违反计生政策。他辗转多方得知，真正原因是他因生育违反了《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道德品质考察要求”。郑陈上网搜索发现，2009年徐州市王莹也因先育后婚被取消公务员任职资格。郑陈联系上王莹，并按照她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北京益仁平公益中心负责人于方强。

于方强用圆珠笔在《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第26条下面画了一道线：“考察内容主要包括报考者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法、廉洁自律以及是否需要回避等方面的情况。”

“道德品质考察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上面没写。什么算达标、什么算不合格都不明确。根据王莹和郑陈的经历，这条可以理解为，任何违纪、处分，哪怕一点点道德瑕疵都不符合道德品质考察要求，都不具备任公务员的资格。这么严苛的条件不是人才选拔，是就业限制。”

益仁平中心曾数次联系泰州市人社局，对方辩解说，郑陈即使被取消任职泰州公务员资格仍可以报考其他地区的公务员，不是资格剥夺。但于方强认为这种解释十分牵强，因为公务员招录不同于企业招聘。一家企业认为不适合的应聘者，可能被其他企业看中，但是所有公务员均要以《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政审”，郑陈无论在哪里报考公务员都面临同样的关卡。《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实质连带处罚了他先育后婚的行为，剥夺了他就任公务员的资格。

是对公民平等就业权的侵犯

于方强支持郑陈对公务员资格被剥夺提起行政诉讼，他委派益仁平中心研究员黄溢智为郑陈联系了代理律师。2011年1月11日，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法院对郑陈案第一次开庭。

“泰州市人社局辩称，他们依据江苏省人事厅下发的《江苏省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实施细则》，其中规定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者即视为考核不合格。”黄溢智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泰州市人社局认为执行法规并无过错。

“诉讼卡在立法上面。问题不在于行政机关执行规定有什么错误，而是行政机关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本身有问题。”于方强说，这是他最担心的，郑陈的诉讼可能重蹈王莹案覆辙。一年前于方强也支持王莹起诉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组织部和计生局，但6次诉讼，6次败诉。

王莹2009年以11选1的比例考取铜山县人民检察院，在通过包括政审的所有考核后，王莹被录用并公示。但在公示期内，有人举报王莹先育后婚，铜山县组织部向该地计生局调查，计生局出具了一份王莹违反计生政策的证明，县组织部因此取消了她的任职资格。

此后两年，王莹经历了6次诉讼，从任何可能的角度维权。王莹将诉讼分成三组，第一组起诉提供证明材料的当地计生局，第二组起诉取消其公务员资格的铜山县组织部、徐州市组织部和江苏省组织部，第三组起诉由原人事部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

结果三组诉讼都失败了。法院不受理对原人事部制定部门规章的诉讼，又以“组织部不是适格被告”为由驳回了对组织部的起诉。只有对当地计生局的诉讼经过了两级法院审理，但因计生局只是按照事实提供证明并无过错，法院驳回王莹的诉讼请求。

于方强明白，王莹的失败并非因司法不公，而在于更深层的立法问题。于方强将案例材料转交给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王彬，王彬正在做一个反就业歧视的研究。他发现我国职业资格限制主要表现为“不予录用”，另有少部分附加在行政处罚行为中，资格限制的主要法律形式是行政立法。

“限制公民职业资格的规定，和据此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对公民平等就业权的侵犯。”王彬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平等就业权是一种宪法权利，任何对公民宪法权利进行限制的条款都必须被限用，因此立法法在法律保留原则中规定，限制就业权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规定。”

但是王彬发现，大量存在的限制公民就业资格的法律文件并非是法律，而与《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一样，仅是行政部门规章甚至通知、决定。如《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就规定，故意犯罪的人终身不得取得导游资格。类似的终身不得取得从业资格条文也在《证劵交易所管理办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中出现。

王彬初步统计了法律、国务院法规和行政部门规章，其中含有限制从业资格的规范达51条之多。“这只是涉及全国层面的法律法规，如果算上各个地方行政规章和各地方行政部门的实施细则、整顿通知，资格限制之多恐怕统计不过来。”王彬说。

“一错定终身”行吗？

于方强这几年接触过一些被限制职业资格的当事人，他们的经历令他同情。一位工作出色的公务员被家乡的妻子起诉重婚罪，法院审理后发现他未办理离婚手续就与另一女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重婚罪，他被判处缓刑。他虽然没有入狱，但被开除公职，此后一直没找到持久的工作。

在接待这名当事人时于方强发现，《公务员法》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被开除公职的人终身不得取得公务员资格。”不仅公务员，警察、律师、法官、检察官、教师、记者、拍卖师、典当师、导游等职业法都明文规定，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取得职业资格。

于方强说，除了安慰那位当事人，他做不了别的。因为从法律层级上讲，《公务员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限制职业资格并不违法。“即使是法律，规定终身限制职业资格至少是不合理的。”于方强向王彬讲了自己的想法，两人不谋而合。王彬从研究之初就坚持，终身限制从业资格的法条应该废除。

王彬曾试图与各部门法的起草者沟通此规定的合理性，他得到的反馈是：谁能保证犯过错的人回到行业里不再犯错？为了防患于未然，只能令其远离行业，限制一些人的职业资格是着眼大局。

“这个解释乍听上去合理。社会预防和国家安全是最容易被公众接受的理由，似乎为了社会安全，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值得。但这个解释有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保障社会安全不必以牺牲公民权利为代价。”王彬说，他提了三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行政部门的回应。

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犯过错的人必再犯错？第二，阻止他们进入某个行业一定能遏止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吗？第三，除了限制就没有更合理的方法吗？事实上，王彬的反问正显露出国内刑法学界兴起的对资格限制的质疑浪潮。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于志刚为代表的刑法学者正在建设我国犯罪前科消灭制度，他们是反对职业资格限制的新中坚力量。

于志刚教授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资格限制的假设前提是，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的人复职后还会犯错，这实质上是一种有罪推论，与我国刑法原则相悖。从现实角度说，如今社会分工非常细致，一个公民被限制职业资格后几乎不可能找到其他的体面职业，他们的生存压力和负面情绪反而不利于维护社会安全。

既然资格限制存在诸多弊端，为什么各行政法规还广泛采纳？王彬认为答案在他的第三重反问中。“担心他们犯错，就不让他们进来。把他们拒之门外，行业不就安全了吗？这就是行政主管部门简单粗暴的管理思维。”王彬发现，许多行政主管部门不愿去思考，除了限制资格还有没有更妥当的管理方法。

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教授马怀德诙谐地说，不幸的是，带有惰性思维的行政主管部门恰是部门立法的起草者。马怀德说，部门立法是行政主管部门为自己的行为建立法律规范，这几乎不可能客观。过分强调本部门的利益，忽视对被管理人应有利益的保护也就不足为奇。

尚无有效救济渠道

对王莹和郑陈，王彬既同情又钦佩，他们是鲜有的几个愿意站出来质疑法律合理性的人。王彬做研究以来，努力收集公民对限制职业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例，但寥寥无几。于方强此前接触过一些当事人，有做假账被禁止执业的会计师，有违规透露胎儿性别被禁止执业的医师，有出售出版号被禁止执业的新闻出版人员，他们都不愿诉讼。

“怕别人知道他们曾经犯过错，引来更广泛的歧视。另外，这种诉讼通常不会胜诉，因为法院不会受理针对法律内容审查的行政诉讼。法院受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诉讼也不对其资格限制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王彬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王莹的败诉证明了这点。

“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行政诉讼非常有限，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极少数的抽象行政行为。事实上，对这类不合理现象主要来自立法。但是行政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却被排除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外。”王彬解释说，这产生的后果是，即使郑陈的诉讼胜诉了，也只是纠正当地人社局对他的具体行政行为，《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依然适用。即使郑陈恢复了公务员资格，王莹和下一个郑陈、王莹的处境也不会改变。 （文中郑陈系化名）（据新华网）
　　
　　
男女扮情侣回家过年
女方欲“转正”遭拒
一对原本素不相识的“剩男剩女”，为春节回老家时让双方父母吃颗“定心丸”，他们以情侣关系相处，双方说好节后作鸟兽散互不来往。但女孩扮假成真希望继续交往，男方则以“演出到此结束”坚决提出分手
　　
　　一对剩男剩女互扮对方“另一半”携手回家过年，结果——

　　她想假戏真做留下来 他却说：演出结束见面礼“吐”出来

　　一对原本素不相识的“剩男剩女”，为春节回老家时让双方父母吃颗“定心丸”，他们在网上认识后，迅速以情侣关系相处，双方说好节后作鸟兽散互不来往。但期间女孩扮假成真希望继续交往，男方则以“演出到此结束”坚决提出分手，并向对方索要自己父母赠予她的见面礼和压岁钱。一个不肯走，一个不肯留，节后上班第一天，女方把控诉电话打到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寻求现实解决良策。

　　网上相识，达成演戏共识

　　“他在网上找到我，说春节跟他一起回苏北老家射阳，临时身份是他的女友。”年届30的小李，老家也在苏北滨海，因为迟迟没谈男友，父母说今年无论如何要给她介绍一个当地的男友。为避开父母的“好意”，网上小刘的一番邀请，她立即答应下来。小刘在南京经营一个塑料模具厂，生意很不错，创业他很有经验，可在情感问题上，30出头的小伙子一直落在人后。小李呢，长得堪称“花容月貌”，一直“待价而沽”，现在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做文员。看上去，两人还很般配。他们商量好，春节长假前期去小刘的老家射阳，后期则去小李的老家滨海过年。就这样，腊月二十八，两个年轻人来到射阳小刘老家。

　　“俊俏媳妇”赢得公婆好感

　　看到未来的儿媳妇挺俊俏，小刘父母还挺开心，不仅早早把两人共寝的卧室妥帖安排好，见面不久，两位老人还拿出一个大红包递到小李手上。这之后的几天里家里不断来人，分别是小刘的伯父姨妈等来看俊媳妇，刘家经济条件尚好，几乎每家亲戚来，都要给小李送上一个红包，还不断强调“一是见面礼，二是新年的压岁钱哦。”到了晚上，小刘看着小李没有交钱的意思，他不乐意了，让小李把这些红包都拿出来：“我家人不知道真实情况，我们自己是演员，总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小刘的追讨，让小李很伤心，但女性的自尊又让她不忍说出内心想法，想着等到了自己家再慢慢磨合吧。

　　女方假戏真做遭男方拒绝

　　年初二，两人来到滨海，小李家境没有小刘家富裕，但心里明白是演戏，小刘对此并不在意。在李家的几天里，他殷勤地为李母做家务，豪爽地跟李父喝酒聊天，晚上睡觉前还体贴地照顾“女友”，说一些女生特别喜欢听的话……那几天里，小李感觉现实和想象已混为一体，分不清哪是梦境哪是真实，更错误地以为如此和谐地相处，也使小刘认可了她作为今后的伴侣。

　　大年初六，两人“美满”地告别李家二老回到南京。就在沉醉梦境的小李还没有做好告别的思想准备时，小刘正式摊牌：演出到此结束，请归还我父母赠予的各项礼金，并信誓旦旦重申“今后就当什么也没发生”。小李顿时难以承受，却又有约在先，一时无语，思索半晌后，她拿起电话拨通86528082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热线……

　　心理专家开出两剂“处方”

　　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认为，两个剩男剩女，没有经过一点点时间的交流，就迅速进入角色以准夫妻身份相处，对于紧跟而来的一系列矛盾既缺乏思想准备，也根本谈不上解决的办法。张纯为小李开出的药方是：把钱还给小刘，然后默默记取这段难忘的经历，或许反而博得他的好感，而使这段感情得以继续发展；小刘如完全无情无意，小李则根本不必还钱，就当它是对自己春节期间付出的回报。（据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