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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26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朱光亚在京逝世,享年87岁。在众亲友的追忆中,生活中的朱光亚为人低调,虽是大科学家,也爱做家务。但他在工作上严于律己,研究核武的事一直瞒着家人。
中山大学老校长曾汉民评说朱光亚
为人低调大智若愚
曾汉民原来在北京工作,就在原子弹研究系统,后来因为身体原因,转到中大担任校长。“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朱光亚是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主任,我作为全国材料学首席科学家,他是我的顶头上级,我们经常打交道,私交也很不错,我常到他家吃饭。后来我到中大当校长,因为他是老校长许崇清的女婿,我们也多次见面”。
曾汉民说,朱光亚是个真正的大科学家,值得当前科技界人士学习!朱光亚为人非常低调,大智若愚,沉默寡言,工作中总是详细地听取汇报,并反复调研,总是在想清楚了之后才会发表看法。“行事风格上,他和老搭档钱学森不同,他不喜欢言谈,他们两个性格上是互补的”。
求真务实堪为典范
曾汉民说,朱光亚是求真务实的典范,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全国科协主席等,却没有一点官架子,周围的人都很佩服他。和他共过事的人都说,想让朱主任表态不容易,他总要调查了解得非常清楚才会说几句话。“我们怀念朱光亚,也就是要弘扬这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他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是非常出色的!”曾汉民说,朱光亚工作上从不喊口号,他厚积薄发、深思熟虑,注重调查研究,爱动脑筋,工作非常细致,从不轻易发表言论,但是他一说话,又都是真知灼见,高瞻远瞩,“各方面都是科技人员的榜样,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深受教育!”
曾汉民说,有一次他在中大小礼堂组织各学院院长、系主任开座谈会,朱光亚也参加了。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国家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技大会,很多人提出,科学的春天又来了。其实当时市场开始开放,科技界也出现一些不健康的苗头,很多人浮躁起来,追名逐利的人多,国家科技投入并不够。在座谈会上有教授直言,这不是科学的春天,而是冬天,言辞非常激烈。大家很担心,不知道朱光亚会怎么说。当朱光亚表态后,大家很惊讶,他说,大家的意见很好,“我也深有同感,但是我不方便讲,靠大家努力克服!”
曾汉民说:“朱光亚虽然一直搞科研,但对教育颇有看法,对大学和青年一代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当校长期间,曾经多次主持过内地和香港的校长联谊会,邀请他参加,因为工作关系他很难抽身,但是他很愿意参加,只要他能来,在会上他都会畅谈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他主张大学生应该全面发展,应该关心国家大事,直到现在都很有积极意义。”
朱光亚妻弟、中山大学教授许锡挥追忆旧事
生活平易近人
许锡挥说,作为家人,他们在生活上有不少接触。“姐夫是个非常平易近人的人,生活很朴素,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对自己和子女要求很严,他的儿子留学归来,对国家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许锡挥说,他第一次见到朱光亚,是1950年5月,当时广州刚刚解放不久。“他找到了我们家,敲门时,还是我去开的门!”许锡挥回忆,当时他才18岁,还在念中学。门口站的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长相很威武”。他自我介绍叫朱光亚,从美国刚刚回来,带来了姐姐的一封信。
许锡挥说,当时他姐姐在美国留学,朱光亚和她是在那里认识的,两人那时还没有结婚。母亲看了信,信中介绍了朱光亚的情况,但只说是“好朋友”。“我母亲就明白了,很热情地接待他,邀请他在家里吃饭,我也一直陪着”。
许锡挥说,当时父亲许崇清开会不在家,后来才见面。朱光亚给他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他们俩也很谈得来,“当时他很关注国内的情况,我就详细介绍了广州被轰炸后的情况”。
严于律己工作保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许锡挥到北京大学念书,朱光亚在中科院工作。“我们离得很近,我常在校门口看见他。他生活很简朴,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70多岁。其实他有车有警卫,但是他坚持这种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朱光亚参与核武器研究,当时严格保密,他严于律己,家人都不知道。“核工作者的要求是,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直到原子弹研究成功,向外界公开了消息,我们才知道他的工作。就连他的儿子知道时也很惊讶:‘原来原子弹是我爸爸搞的!’”
许锡挥说,朱光亚虽然是著名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但是他有空的时候会买菜、会砍柴、做家务。“朱光亚和我们家人的关系都很好”。 (据《羊城晚报》)
相关链接
他,61年前满怀报国激情漂洋回国;
他,被誉为“奋力挺起民族脊梁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
他的名字被载入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史册;
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作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院士曾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及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参与组织领导了秦山核电站筹建、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研究、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及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