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资料图片）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A     较真慈善家：“该省一分省一分”

　　去年5月，福建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5月4日，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亲赴福建，与曹德旺签署了一份协议。“我们基金会的项目一般都是秘书处负责执行的，会长很少参与、具体执行。这次我们会长亲自出马，足见重视程度。”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告诉记者。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B　　“史上最苛刻”：违约就赔30倍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管理费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C　　和时间赛跑：2亿元捐款，6个月，9万余农户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两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D　　超低管理费：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了不少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金要400元~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E　　启示：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应改变

　　“一刀切”的规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的原则是‘能省则省’”。

　　（据《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