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北京市怀柔区挂甲峪村 （资料图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何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北京市通过“就地城镇化”，有效解决了土地、农民保障与城市扩张发展的矛盾，实现了综合利益最大化。本报今日摘登北京市的有关做法，敬请关注。

　　1    他们的选择：在原有地区“就地城镇化”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先后出现过不同模式，如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中等城市模式，还有近几年的城市带模式等。这些模式在极大地推动我国城镇化、城市化进程的同时，由于大面积拆迁改造，不可避免地出现失地农民和政府之间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些模式往往强调“农民进城”，注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北京在推进农村城镇化时，选择了一种全新的“就地城镇化”模式。

　　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城市迁移，而是以中小城镇为依托，在原有的居住地区，通过发展生产和增加收入，完善基础设施，发展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素质，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社保与城市接轨，让当地农民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

　　走农村“就地城镇化”的路子，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更多地表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城镇化。

　　2    他们的做法：五种模式并举，因地制宜城镇化

　　模式一：在城市化发展很快的地区，争取一步到位，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处置乡级集体资产。其特点是，集体土地全部被征为国有，农民转居转工并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乡政府改为街道办事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为企业法人，与乡政府脱钩，村委会同时消失。

　　模式二：在城乡接合部城市化发展较快的区域，将集体资产尽可能量化到乡级或乡、村两级所有，实施乡级专业化经营。其特点是，主要在乡级集体经济组织（原来的乡农工商总公司代表乡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乡级集体资产）层次上成立新的公司（资产量化到个人），或引进外来投资进行专业化经营，同时保留少部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此模式与模式一的最大区别是土地仍为集体所有，农民到农民新村居住，成立农村社区，取消村委会，乡政府与地区办事处并存。

　　模式三：在绿化隔离地区，力求形成“乡级统筹”的集体资产处置模式。此模式的关键在于，绿化隔离地区的土地虽被占用，但其产权仍为集体所有。农民转居或转工后没有获得征地补偿，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无法解决，而同一乡域用地规划性质的差别导致村村之间集体资产的含金量大为不同，因此，很有必要以集体资产的“乡级统筹”来缓和这一矛盾。

　　模式四：在城市化进程较慢、乡域控制性详规还没有获得规划部门正式批准的乡，形成“乡、村两级资产互动”型集体资产处置模式。通过对乡级集体资产的整合，在乡一级形成一个大的股份制企业（资产量化），而各村也通过对村级资产的量化相应成立公司，并作为乡企的一家分公司。该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其经济关系上的“还权于民”，而土地的产权仍为集体所有。企业注册成为法人后，撤销村委会，成立农村社区，乡政府的社会职能被转移至地区办事处，乡政府和村委会的经济职能都被转移到公司。

　　模式五：以社区股份合作制企业为依托进行村级集体资产处置。这一模式适合于原来规划时虽然按乡域规划，但各村差别较大、村级集体资产大部分尚未处置的情况。这种模式将村委会发展经济的职能转移到“合作社”，而企业的运营则兼顾资本与劳动双方的权利。

　　3    他们的经验：“就地城镇化”要稳妥推进

　　“从长远看，小城镇处于农村之头、城市之尾，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服务依托，对于广大农村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负责人认为，从中国国情看，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在资源、土地方面更加宽松，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

　　在农村向城市转型、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各自承担着怎样的责任？如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北京市的经验值得我们思考。

　　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过程中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尽管许多农民已转居转工，但仍不是“市民”，仍然未被现有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这种状况减缓了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这些事实上的“市民”应该逐渐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集体资产的经营风险问题。集体资产的经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这一方面需要建立起规范的企业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规避经营风险，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集体资产所有者的风险教育，提高其适应风险的能力，尽可能减少集体资产经营失败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

　　“就地城镇化”推进中的“稳妥”问题。要坚持规划先行，加强政府资金引导，多渠道筹集资金，推进重点城镇交通、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和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

　　只有城镇化的道路与城区的向外扩充相向而行,也就是农村向城镇靠近,城市向农村延伸“双轮驱动”，才能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本报记者 李东慧 杨海彤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