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 李玉明 焦雅琦 　　图为记者前后两次在“北京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所在的北京海淀区郦城工作区大堂拍摄的照片。9月11日时，319房间显示为“北京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但10月10日时，319房间原来的标示已不见踪影。 　　（新华社发） 　　重庆市开县大进镇关坪村一位村民的房屋已经局部垮塌。该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却进入“中郡所”公布的“西部百强县(市)”榜单。 （新华社发） 　　河南省固始县杨集乡万家沟村农民董天喜站在自家的茅草房前。该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却进入“中郡所”公布的“中部百强县(市)”榜单。　 　（新华社发）

　　近日，一个名为“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中郡所”）的机构在各大媒体公布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中国中部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等评比榜单，其中竟出现17个国家级贫困县，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质疑。

　　“国贫县”果真变“强大”？“百强县”榜单如何出炉？评比活动有无玄机？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1　“国贫县”竟入围“百强县”

　　记者对照国务院扶贫办“新时期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发现，在“中郡所”今年发布的“百强县”榜单中，竟有17个属于“国贫县”。其中，陕西府谷县等3个“国贫县”入围“全国百强县（市）”，河南固始、重庆开县等14个“国贫县”进入“中部百强县(市)”“西部百强县(市)”榜单。

　　记者驱车赶往“西部百强县”之一的开县发现，这里的贫困情况触目惊心：北部山区一些村民的土墙房在秋雨冲刷下，有的已经出现垮塌，有的积水、漏水严重。苦草湾村等几个大村的平均海拔都超1600米，村民吃水难，仍靠自掘水池积雨水过活。由于公路不通，学生只能走路或骑马上学。

　　当得知开县入选“西部百强县”的消息，开县统计局一位基层干部直呼这是笑话：“开县现有112个市级贫困村，占总数的1/4，贫困人口14.2万人。”

　　入围“中部百强县”的河南省固始县既是“国贫县”，也是河南省人口大县，人口约170万人。2010年本级财政收入4.3亿元，支出约25亿元，差额部分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固始县财政局党委书记董平对该县入围“中部百强县”非常不解：“我县本级财政收入只能保证全县教师工资，如果没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我们连公务员工资都保证不了，更别谈其他发展了。”

　　2　“百强县”评选　科学性、权威性受质疑

　　“中郡所”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机构？记者调查发现，自称“中国县域经济第一所”的“中郡所”并没有在民政部注册。北京市工商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所其实是一家普通公司，工商注册全称是“北京中郡县域经济咨询所”，而非对外宣称的“研究所”，注册时间是1998年，注册资金仅10万元。

　　从1991年开始，国家统计局主持发布“全国县（市）社会经济综合指数前100名评比”简称“全国百强县评比”。2007年，该评比中止。而“中郡所”仍然举办“百强县评比”，与原先官方评比极易混淆，致使不少县（市）误以为这是有关部门的评比而上当。

　　政府有关统计部门的一些专业人士对“中郡所”的统计、评比资质提出质疑。重庆綦江县统计局局长解朝华说，去年“中郡所”从北京发传真、打电话，要求提供统计数据以供“百强县”评比之用。“我回绝了，一是统计数据有保密规定，不能随便提供；二是现在社会上各种评比太多，真假难辨。”

　　固始县统计局核算股股长胡国春对该评比的科学性、严谨性表示怀疑：“‘中郡所’传来的定评表格包括‘科学发展指数’等30项指标，提法很业余，很难反映县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

　　“中郡所”官网显示，“百强县（市）评比”从2006年第六届开始，首次出现并列第一，此后并列名次不断叠加；在2008年至2011年的榜单中，所谓的“百强”名单均被塞进一百二三十个县（市）。

　　在位于北京海淀区郦城工作区“中郡所”总部，记者见到了所长刘福刚。刘得知后边把记者往楼下拽，边推说自己不是“刘福刚”。记者随即拿出网上发表的他的演讲图片，当场指认，刘不得不承认。面对“百强县评比是否收费”等提问，刘福刚边拍记者后背边说：“咱别报道行不？等这事儿风头一过，我请你喝酒！”

　　3　“拉大旗”搞评比　为何“长盛不衰”？

　　固始县统计局一位干部说，“中郡所”每年都邀请该县加入评比，“但同时他们要求我们购买数十套标价380元的《县域经济年鉴》。我们办公经费都紧张，哪里有钱买书？”

　　记者随后致电“中郡所”工作人员朱先生。他透露说，有不少县市希望提高自己在“百强县”榜单的名次，这就需要合作收费。“‘中郡所’官网有‘县域经济论坛’‘县委书记和县长论坛’‘地市州盟’等多个栏目，平时会策划专题报道，收费标准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记者发现，不少县（市）领导在这里发表了署名文章。

　　“百强县评比”之所以大行其道、愈演愈烈，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需求不无关系。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方领导人的讲话和报告中，“进入百强县”成为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已经上榜的“百强县”则把“进位争先”当做下阶段任务。

　　“中郡所”官网显示，在评比“百强县”期间，该所多次召开研讨会、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众多官员、权威专家到场。兰州大学副教授黎春林认为，这增加了“百强县评比”的迷惑性，使很多人误认为是政府主办的严肃评比。

　　“类似的评比活动，关键在于有没有一套科学的评价指标，是否建立在严谨的统计调查的基础上。如果怀着功利的目的，谁给好处就给谁排名次，这种评比就会失掉公信力。”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说。        （据新华社）

　　新闻链接

　　奖牌奖杯“满天飞”的背后

　　——透视社团组织敛财乱象

　　社团组织敛财五大招数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以敛财为目的的社团组织往往有几个招数：

　　一是虚张声势，夸大宣传。一些组织动辄以“全国”“中华”“中国”的名义搞活动。与之相应的是，这类组织往往借用某些重要场所作为活动举办地。

　　二是狐假虎威，偷梁换柱。一些组织自身规模很小，影响力微弱，就拉拢一些权威机构作为合作方，甚至偷梁换柱，直接盗用这些组织的名义活动。

　　三是境外注册，境内活动。很多带“中国”“世界”字头的协会其实是在香港注册的，如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等；有些在港注册的所谓协会其实只是私人公司，在内地敛财。

　　四是公开或变相收费。如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每年向企业散发会议通知，由业务员四处打电话“招商”：赞助10万元的，即可成为副会长单位。该会还以开展示范基地评选为名，成立10余家“企业文化示范基地”，每家收费10万至20万元。

　　五是利用手中资源“强行”收费。如受到有关部门警告处分的中国电子商会，其旗下有个“315消费电子投诉网”，商会利用网站收集到的投诉信息，约谈被投诉企业收取费用，告知企业“无故不接受约谈的，将联合工商、质检、工信系统及媒体等进行查处曝光”。

　　违规行为缘何大行其道？

　　当前我国各类社团组织数目庞大。据民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44.8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4.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9万个，基金会2311个。作为非营利机构的社团组织，本应以维护社会公益或行业共同利益为宗旨，但遗憾的是，有些社团却违背成立的初衷，沦为一些人的敛财工具。

　　有关部门的专家分析认为，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目前我国社团组织监管体系不完善有关。

　　一是法律不健全。我国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目前仅有三个行政法规和相关规章，且多以程序性规范为主，实体性规范不足，对境外社团在华活动的管理规定还是空白。

　　二是大量社会组织游离于监管之外。由于目前社团组织实行双重管理，登记“门槛”过高，大量社会需要的社会组织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没法登记，游离于依法管理之外。

　　三是登记管理力量薄弱，监管乏力。登记管理机关工作量大，但人员、经费普遍不足，面对数量众多的社团组织，全国70%的县（市）没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工作人员，无力监管或监管不到位情况较为普遍。

　　此外，一些社团组织有牟利冲动，因为它们缺乏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必须想办法自谋生路。

　　学者和有关机构

　　勿成社团非法敛财“帮手”

　　部分社团组织的非法敛财行为，不仅影响了社团组织自身的声誉，更败坏了整个社会的诚信风气。

　　要使社团组织回归“非营利性”，就不能对非法敛财行为姑息手软。业内专家建议，民政、公安等部门需定期开展清查整治行动，对一些屡教不改、大肆敛财的社团组织予以重罚，以儆效尤。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说，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对一些社团组织的评奖活动趋之若鹜，客观上也成了这些组织非法敛财的“帮手”。

　　兰州大学副教授黎春林认为，在社团组织搞的各种敛财活动中，往往能看到一些知名人士的身影，他们要么担任评委，要么登台演讲，要么用学术、科研的幌子帮助伪装遮掩。科研院所等部门应加强管理，不要让学者成为一些社团组织违规行为的“帮手”。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