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水源都是城市建设中的要素。就像隋唐洛阳城由城西引谷、洛水注入通济渠，在满足城市用水的同时进行漕运一样，汉魏洛阳城也有一项重要的水利设施，这便是阳渠。数百年后，阳渠故道成为隋通济渠的一部分。

　　■严格规划穿故城

　　阳渠，是汉魏洛阳城对外通航的人工运河和供水通道。

　　1983年春，汉魏洛阳城考古队在配合首阳山电厂选址时，经勘探发现了穿商城而过的尸乡沟以及城东南部的鸿池陂（鸿池陂，池名，史载在洛阳东二十里，池东西一千步，南北一千一百步），推断尸乡沟可能便是阳渠。1985年，该队发现北魏外廓城内一段阳渠。自1992年以来，文物部门又陆续发现了鸿池陂的全部遗存，以及多段之间可以相互连接的阳渠遗迹。

　　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现实考古发掘情况，城西阳渠主要为引谷入洛工程，以保障洛阳城城市供水的需求；城东阳渠主要为“堰洛通漕”工程，以承担洛阳城水路运输之重任。其中，城东阳渠分为东、西两段，从其地理位置和走向来看，两段渠道东西向完整连接，途经鸿池陂北侧通道，均由人工开挖形成。根据考古发现，城东阳渠遗址东西长18公里，深约4米至5.5米，宽约60米至80米，最宽处100米，沟通于鸿池陂，经过严格规划施工而成。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述了北魏时期的阳渠，“阳渠水南暨阊阖门，汉之上西门者也……其水北乘高渠，枝分上下，历故石桥东，入城”。市有关专家说，阳渠在城西引谷水后分若干支，从汉魏城中、城周穿过，从一定意义上说，有护城河的性质，后在城东汇合并于几公里外汇入洛河。

　　■东汉三次筑阳渠

　　东汉时期有关阳渠的修建工程，文献中明确记载的共有三次。东汉之后，洛阳城东、城西阳渠规模、行经路线及其性质基本确定。

　　第一次是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年），由河南尹王梁主持，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泄巩川。这是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后修建的一项重要的水利建设工程。然而“渠成而水不流”，该工程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后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城东阳渠东段渠浅且窄，底部无淤泥流水痕迹，应为此次修建阳渠的历史遗存。

　　第二次修建是张纯在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 。根据记载，这次穿凿阳渠，着重对城南阳渠和东去之水进行疏导，并获得了成功，从而对洛阳城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三次修建是东汉阳嘉四年（公元135年），汉顺帝下诏书兴修上东门外漕渠和石桥。这次开凿工程规模空前浩大，重新对城东阳渠进行了加宽、加深改造，使城东阳渠西段较东段宽且深。城东阳渠中途改道，通过鸿池陂与洛阳城南张纯所修漕运渠道汇合，东通洛水、黄河，形成“东通河济、南引江淮”之漕运网络，使当时的洛阳城更加繁荣。

　　■漕运通达济都城

　　市有关专家说，虽然洛水可通黄河，且洛水距离汉魏洛阳城南只有“四里”，不足现在的两公里，但当时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很浅，不便航运，于是到了汉魏时期，才要进一步开凿运河，满足粮船抵达京师的漕运需要。

　　王梁所开沟渠，由于谷水水量不足和渠线安排不当而失败。张纯在王梁挖渠的基础上重新规划设计，一方面筑坝分流，引洛水为源获得成功，即所谓“堰洛通漕”；另一方面则重新安排渠道线路，于城西引水环城而东，至偃师复注洛水。这次工程不仅使粮船可在洛阳城下傍岸，还为第三次修建阳渠，实现都城与全国主要地区交通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之后，从曹魏到西晋，阳渠不断被修整、加固、改造，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洛阳又成为都城，作为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洛阳城的水利工程仍以阳渠为主。

　　随着北魏灭亡，汉魏洛阳城也随之而废，阳渠也逐渐荒废，慢慢被从邙山冲刷下来的淤积土泥所填塞。有学者认为，隋炀帝在修通济渠时，在隋东都洛阳城下游利用了汉魏故城城南的阳渠故道。                     记者 石蕴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