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筱沛，1934年至1938年任河南省立洛阳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洛中）的首任校长，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妇联副主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出席过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是我省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笔者曾两次在郑州登门访问周筱沛。

　　走出封建家庭 积极追求进步

　　周筱沛出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祖籍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周家庄。在封建大家庭中，她从小就深深体会到妇女地位的低下和辛酸。她母亲连生三女，曾几次被逼得寻短见，母女二人常常抱头痛哭。

　　五四运动后，进步思想传到中国，已经结婚的周筱沛正在开封女师上学。她看到《新青年》杂志上一篇号召妇女剪发放足、主张男女平等的文章，便与两个女同学一起剪了发髻，此举轰动全校。为此，丈夫同她离了婚，父亲与她脱离了关系，但她毫不动摇。1921年冬，她因参加开封学联组织的反对旧教育制度的活动，被学校开除。

　　1923年，周筱沛考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适逢第一次国共合作，她到处讲演，散发传单，呼喊“争主权，争自由，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等口号，遭到军阀追捕。她逃离北平，回到修武县。

　　1927年，她又回到开封，加入河南省妇联协会筹委会，任河南大学女生指导员和讲授妇女问题的教师。她自编教材，教育学生用民主和科学救中国，号召妇女团结起来争取妇女解放，深受学生欢迎。

　　担任洛中校长 大胆革新教育

　　1935年秋，周筱沛担任首任洛中校长。

　　1936年，洛中教员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河南省杞县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南省省长）和她共同起草的《洛中同学录序言》指出：“我们别无目标，只有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民族解放’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枢纽，妇女为谋得自身的解放，便应当挺身做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卫。”这篇序言概括了学校的教育方针。

　　周筱沛在洛中任职期间，大胆改革教育制度，坚决废除打骂学生、禁止女生参加政治活动和检查学生信件等旧规；规定学生一律穿统一服装，女生留短发，不涂脂抹粉。她自己掏钱购买鲁迅、邹韬奋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供学生读，还油印过《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西北纪行》等小册子。每次督学来校检查时，学生就把这些进步书刊藏起来，摆上四书五经。

　　一次，针对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叫嚣的“妇女回到家庭去”的言论，周筱沛组织女生进行了“妇女应当回到家庭去，还是应当走向社会？”的讨论，使同学们认识到，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妇女应当同男子一样走向社会，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掩护中共党员 启蒙学生觉悟

　　周筱沛不仅是进步思想的传播者、教育革新者，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她聘请当时的中共豫西工委和中共洛阳县委负责人郭晓棠、吴芝圃、曲乃生、王志杰、谢中峰等到校任教，中共洛阳县委和许多抗日群众组织都设在洛中，使洛阳党组织得到了发展壮大。

　　在周筱沛掩护下，学校的各门课程都由中共党员教师自己编写讲义。如语文课除了教授《木兰辞》、《出师表》、《满江红》外，还着重讲《共产党宣言》、《论持久战》、《阿Q正传》、《毛泽东传略》、《抗大生活》、《游击战术》等；历史课选编讲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义和团运动》、《北洋军阀混战》等；时事课讲义有《中国问题》、《苏联经济建设》、《抗战形势》等。老师们还向学生讲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这些课程，内容新颖、思想深刻，对启蒙学生的政治觉悟，帮助学生认清旧社会的黑暗，传播进步思想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一次，特务告发吴芝圃是共产党，吴芝圃被抓进洛阳县警察局。周筱沛亲自去警察局质问局长：“吴芝圃是位文弱教师，为什么抓他？”这位局长审问吴芝圃后，扇了告密者两耳光，斥责他“饭桶，竟把一个文弱书生说成是共产党！”

　　在周筱沛掩护下，中共洛中支部通过做大量思想教育工作，使许多青年学生由爱国抗日者、革命同情者转变成革命者。1937年至1942年，中共洛中支部培养进步学生三千多名，其中有三百多名学生奔赴延安。

　　开展妇女运动 投身抗日救亡

　　1937年夏，吴芝圃策划建立“洛阳各界抗日后援会”（后改为“洛阳各界抗日救国会”），周筱沛任宣传部长，她以抗日救国会名义举办小学教师训练班，组织各界慰问抗日前线将士。

　　当年秋，吴芝圃倡议、周筱沛发起成立洛阳各界妇女救国会（以下简称妇救会），大会选举周筱沛为主席。妇救会一成立，便组织各界妇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建立慰劳会、识字班、缝纫组，开展做军鞋、慰问伤兵、募捐等活动，大力宣传抗日，并在《河洛日报》、《行都日报》开辟妇女专栏，动员各界妇女参加救亡运动。1938年初，日机轰炸洛阳时，妇救会举办妇女防空训练班，参加救护工作。

　　周筱沛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惊恐。1938年秋，河南省教育厅以周筱沛“人地不宜”为借口将其解职。周筱沛带着三个孩子到洛宁县，又办起一所时代中学，继续宣传进步思想。为此，她又被县政府关押了八个月。她没有被吓倒，重获自由后，又到陕西、浙江继续从事民族解放运动和妇女解放事业，直至新中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