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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手术矫正近视:医学界的惊天“阴谋”(下)
有学者对实施LASIK之后残留角膜基质床厚度的安全值及术后角膜后表面曲率的稳定时间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接受LASIK后,早期角膜后表面中央均不同程度向前膨隆,角膜基质床越薄者前膨趋势越明显,角膜基质床越厚者一年内角膜后表面曲率稳定或回复越明显。所有病例的角膜后表面曲率在术后两年与一年的比较中均无显著差异。可见,只要术前准备充分,保证眼睛符合手术条件,术中保留足够的角膜基质,角膜后表面曲率会随时间趋向稳定甚至回复,并不会出现角膜越来越薄以致失明的问题。
如同其他手术一样,LASIK也有其适应症和禁忌症。在实施手术前,医生会对患者的身体情况进行全面评估,手术本身往往只需要10分钟,而术前检查则要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只有符合手术条件的患者才能获益,同时将风险降至最低。
一般来说,接受手术的患者年龄最好不要低于21岁,近视情况应已保持2年以上,近视600度以下的矫治效果较高度近视更理想。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等自身免疫疾病的患者不适宜接受LASIK,怀孕和哺乳期妇女也不能接受这项手术。术前要进行角膜厚度测定,正常角膜厚度应为490微米~650微米。瞳孔直径不宜过大,否则术后易发生眩光等问题。另外,还要排除其他眼疾,如感染、青光眼等。总之,审慎地评估,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是手术安全的前提。
“中国的广大眼科医生将LASIK广泛适用于临床是把广大患者的眼睛当做试验品”的指控有失公允。其实斯蒂芬·特罗克尔从1983年便开始进行动物实验,从1988年第一例PRK手术实施至今,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已经开展了23年。据估计,仅2003年一年,全美就有110万人接受了激光近视矫治手术。
至于“为什么医生自己不去做LASIK,却还要戴着眼镜”这个问题,其实没什么可奇怪的。就好比整形科大夫并不是个个都要割双眼皮、垫鼻子、隆胸、削下巴,卖坚果的小贩并不是一日三餐都拿糖炒栗子当饭吃一样,需求才是第一位的。何况,确实也有医生接受了LASIK。
结论:谣言粉碎。作为一项手术,LASIK确实有一定的风险。但这项手术已广泛运用于临床20多年,发展得比较成熟,风险并不大,远没有谣言中所说的那么恐怖。另外,只要在LASIK手术前把好评估关,就能够获得理想效果,并把术后视觉障碍并发症的发病率降得很低。
17 那是一段国破家亡的岁月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是唯一对中日战事表现出远见卓识的学校。它果断停建了规模庞大的文学院大楼和法学院大楼,把节省下来的40万元基建款转投长沙,在岳麓山秘密购买土地,筹建清华大学分校,作为华北战事爆发后的退路。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清华大学这一步,两年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就不会有落脚之地。
1935年冬天,日本人策动汉奸,提出“华北自治”。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宋哲元召集谈话会,命令教育界免开尊口。与会者惶惑不安,唯有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挺身而出,措辞激烈地反对“自治”。胡适还不知道,蒋介石已指令宋哲元、章士钊、曹汝霖,满足日本人的要求,组建自治机关。于是,“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12月16日,学生们举行规模更大的“一二·一六”大游行。宋哲元要大刀队去阻止学生,士兵们哪里忍心用砍日本人的刀去伤害徒手的学生,他们只好用大刀背儿推搡学生,以减轻伤害。即便如此,胡适还是发表了《再论学生运动》,强调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让青年人心悦诚服,不应该摧残任何监督政府的势力。他谴责第29军伤害学生,是军队的耻辱。
1936年年初,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未雨绸缪,动用20列火车向武汉转移清华大学财产。与此同时,宋哲元派500名宪兵闯进清华大学,抓走蒋南翔和姚依林。随后,他们又被清华大学学生救了回来。
当晚,宋哲元指挥3000人,把清华园包围得水泄不通,一部分士兵抱着机关枪,跳墙而入。此时此刻,幅员辽阔的华北,真的像蒋南翔说的那样,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更多的人投入救亡运动,以图强国济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扣留蒋介石,全国一片惊慌。有些民众走上街头,强烈要求还权于蒋。朱自清也认为张、杨胡乱动作,于国不利。
1937年7月7日,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杨武之被卢沟桥方向密集的枪声惊醒,他感到甚是不安。这时,杨太太怀着杨振复,大儿子杨振宁在外读书,而杨振平、杨振汉、杨振玉几兄弟最大的只有6岁。杨武之决定,把一家老小送回合肥老家。
途经天津火车站,杨武之看到,站台上国民革命军荷枪实弹,战争近在咫尺。
此时,蒋介石不再认为日军只是想在“满洲国”南部建立“非军事安全区”,而是断定他们想要吃掉华北。他决定在尚未准备好的情况下,奋力一击。7月15日,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会,邀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同去参加。大家誓师抗战,同仇敌忾。